摘要：我是1965年的属蛇女，2019年与再婚老公来到香港定居，由于我老公是香港本地人，而我来自北方一个偏僻的农村，可谓就是一部“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真实故事。

我是1965年的属蛇女，2019年与再婚老公来到香港定居，由于我老公是香港本地人，而我来自北方一个偏僻的农村，可谓就是一部“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真实故事。

刚来香港的时候，不会说广东话，当我来到劳工处找工作时，看到每个招工信息下方都会注明：懂粤语者优先安排。

为此非常苦恼，其实我与老公谈恋爱那会听到他一口的粤语，特别是他唱的粤语歌特别好听，我也想学习粤语。

而当时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我老公读书小学时都没有普通话课程，所以他不会说普通话。

我俩认识后他就想与我学普通话，那么我俩平时就用普通话来交流。

久而久之，老公的普通话说的很溜，而我的粤语还是半桶水，我感觉：

普通话比较好学，因为它只有四个声调，学起来比较简单，而粤语有九声六调，特别像咱们北方上了年纪的人，想学粤语真是没那么简单。

为此，我在工作中遇到个别香港本地人，沟通起来感觉很难。

一般情况，在香港餐饮店打工的50～60 后，她(他)们多半都听不懂普通话。

比如：

我们店里的同事阿芬，我与她交流起来特别费劲。

很简单的数字：1～2～3～……～9～10，她都听不明白。

我刚来店里的时候，她处处针对我，给我穿小鞋。

店里的水龙头坏了，她背后说是我；

地上扔了个香蕉皮，她背后说是我；

塑料水桶烂了，装水往外喷水，她背后也说是我；等等。

我就爱看她讨厌我，而又干不掉我的无奈神情，哈哈！

而且她还歧视说普通话的人，感觉她就高人一等，处处显摆她本地人的身份是何等的优越！

不过呢，我听说阿芬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所以我也懒得同她计较。

无论她说什么风凉话，我都假装听不懂，不想与她这种人计较，太无聊。

我清楚自己出来打工的目的为了啥，我真不是出来与同事交朋友来的。

我的旧同事阿霞，她也同我一样是内地嫁过来香港的，于是，我俩有说不完的话题。

以前我俩是拍档，同在一家公司做洗碗工，当时她嫌弃待遇不太高，同样的工作时间有些单位待遇比较好。

后来，她就跳槽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底薪一万八千元，公司包两餐(分别是早餐与中餐)。

前几天，阿霞给我打电话说周六她休息，刚好我也想周六休息。

于是，我俩就约起来一起饮茶，我俩在茶餐厅边吃边聊：

阿霞：“我们店里请了两位外劳工，一个厨房，一个就是洗碗工。”

我：“本来听说你们单位只要一个洗碗工啊？现在就用两个人洗碗了？”

阿霞：“外劳工的人工才一万二，她与我做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时间我每月比她多六千，都不知我的饭碗是否能保得住！”

接着，阿霞喝了口茶又说道：

“厨房那个小陈也是外劳工，每天上班都被师傅骂来骂去，说他很笨，做事不麻溜，总是慢人一拍。”

我：“厨房师傅骂他，小陈不出声吗？”

阿霞：“听说他在内地按揭一套房，每月都要交月供，他老婆又没工作在家带孩子，他本来就花一笔几万元劳务介绍费，好不容易在香港找份工作，哪敢出声啊！？”

我：“有道理！一分钱憋到英雄汉，为了钱也只能先忍着点，等学到本事可以跳槽。”

阿霞：“现在香港那些实体店老板为了节约成本，宁愿请外劳生手来做，也不敢请本地的熟手师傅了。

他们都认为是外地人来香港抢饭碗，可想而知他们是如何对待外劳工的态度了。”

我：“大家都是打工人，何必为难人家呢？再说外劳工来香港工作也是为了多挣点钱。

毕竟在内地一般情况几千块钱，除了吃饭、乘车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几个钱。

而在香港餐饮店管吃，住深圳的话，就是花来回的车费，怎么说一年下来也剩下10几～20万元啊。”

阿霞：“你这话说的没错，香港除了租房费高，其它方面与内地也差不了多少。在香港只要肯干是不会缺大米的。”

总之：

内地外劳在香港遭遇排挤与针对，是一个复杂且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其背后是经济、文化与社会心理多重因素的交织。

香港部分本地居民面临就业困难、房价高企和阶层固化等问题，容易将外劳视为“抢饭碗”和“分薄福利”的群体，这种情绪在媒体放大下更容易激化。

尽管同属中国人，但香港与内地在制度、语言习惯和社会规范上存在差异，导致部分本地人对外劳群体抱有偏见和刻板印象。这种隔阂有时会演变为不友善的言行。

然而，将问题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香港许多行业，尤其是餐饮、护理、建筑等，确实依赖外劳来维持运转。

解决之道在于政府需制定更公平的劳工政策，保障所有劳动者权益；社会应加强沟通与包容，消弭误解；

我们鼓励所有员工，无论其国籍，都应相互尊重，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

兄弟姐妹们，对此，您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一聊。

我是香港丽莎：有空就在这里与家人们盘腿唠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文字。

来源：香港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