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份来自中国高级别政府顾问的坦率评估显示，中国正在重新审视其雄心勃勃的“军民融合”（MCF）国家战略，并承认其在将尖端商业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转化为军事能力方面，正面临“体制障碍”。

信息来源：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330236/china-can-learn-us-lessons-unleash-military-power-civilian-tech-researcher-says?module=top_story&pgtype=homepage

一份来自中国高级别政府顾问的坦率评估显示，中国正在重新审视其雄心勃勃的“军民融合”（MCF）国家战略，并承认其在将尖端商业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转化为军事能力方面，正面临“体制障碍”。

据《南华早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同时担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军事科学院顾问的顾建一在上周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需要借鉴SpaceX、Palantir和Anduril等美国公司的成功模式。这一公开呼吁意义重大，它不仅表明北京对其现有国防创新生态系统效率低下的清醒认识，也揭示了其对美国“新国防技术”浪潮的深刻焦虑。

顾建一的提议直指中国国防工业的核心困境：尽管拥有华为、腾讯和DeepSeek（深度求索）等世界级的商业技术巨头，但一条将它们强大的AI、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能力快速注入国防基础的“快速通道”仍然缺失。中国所寻求的，是一个以软件为中心、敏捷开发并能打破军民壁垒的硅谷式生态系统。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乃至意识形态的挑战。

要理解顾建一所倡导的变革，首先必须准确理解他所推崇的美国模式。SpaceX、Palantir和Anduril Industries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它们是国防工业的“颠覆者”。它们不依赖于传统的“成本加成”合同，而是由风险资本支持，以商业速度开发产品，然后将其出售给政府。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而非仅仅是硬件。

Palantir Technologies（派拉乌）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该公司的Gotham平台本质上是一个决策操作系统，它通过融合来自战场上成千上万个孤立的数据源——从无人机视频、卫星图像到人力情报报告——来创建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战场视图。它利用AI和机器学习来识别模式、追踪目标，并为指挥官提供“决策优势”。美国陆军最近决定将75份独立的软件合同整合为一份价值高达100亿美元的单一企业协议，并授予Palantir，这清晰地表明，美国军方正在从购买零散工具转向采购一个全面的、以软件为中心的作战系统。

如果说Palantir是数据融合的大脑，那么Anduril Industries就是AI驱动的感官和武器。Anduril的Lattice平台是一个开放式指挥与控制（C2）系统，旨在将任何传感器（无论是新型AI无人机还是遗留的雷达系统）连接到一个单一的“网格”中。它利用计算机视觉和AI在边缘（而非遥远的云端）自主检测、跟踪和分类威胁。Anduril的成功在于其“敏捷开发”：该公司可以在几周或几个月内（而不是几年）设计、测试和部署新的自主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其开放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和合作伙伴计划正在有意地创建一个生态系统，允许第三方开发人员在其平台上构建应用——这与苹果iOS的商业模式惊人地相似，但目标是主导未来的战场。

顾建一所看到的，正是这个由软件定义、数据驱动、AI赋能且快速迭代的生态系统。这与依赖大型国有企业、开发周期长达数十年的传统国防工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顾建一的自信源于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技术储备。他特别提到了华为、DeepSeek和腾讯。这些公司代表了中国商业技术实力的顶峰。

华为不仅仅是一家电信设备制造商；它在系统集成、云计算（盘古大模型）以及先进的半导体设计（尽管面临制裁）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腾讯则运营着中国最庞杂的社交和金融数据生态系统（微信），其在处理海量并发数据和大规模AI模型（混元大模型）方面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而DeepSeek（深度求索）则代表了中国在基础AI研究方面的精英力量。作为一家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创业公司，其开发的AI大模型在多项国际基准测试中已可与全球顶级模型相媲美。

从理论上讲，这些公司的技术储备是惊人的。华为的系统集成能力、腾讯的数据处理架构和DeepSeek的核心AI算法，如果能像Palantir和Anduril那样被无缝整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系统中，其产生的“革命性动力”（顾语）将是巨大的。

然而，这些资产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国防工业基础的“外部”。顾建一所指的“体制障碍”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根深蒂固。中国的国防工业历来由少数几家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如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科等）主导。这些企业与军方有着深厚、封闭的联系。整个系统在设计上是“军民分割、自成体系、多头管理、封闭运行”的。私营企业想要“参军”，面临着极高的壁垒，包括不透明的采购流程、严格且缺乏灵活性的保密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不信任。

顾建一的提议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中国能否在不放弃其自上而下控制模式的前提下，成功“移植”一个依赖于开放、竞争和自下而上创新的生态系统？

第一个挑战是数据与信任。Palantir和Anduril的模式建立在对最敏感的战场数据的深度访问之上。美国军方正在（尽管有时不情愿地）学会信任这些经过安全审查的私营公司。在中国，让军方将其核心数据“孤岛”向腾讯或华为等私营企业开放，是一个巨大的信任飞跃。这需要建立新的数据治理和安全协议，而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体制改革。

第二个挑战是采购与速度。美国国防部正在通过“企业协议”和“其他交易授权”（OTA）等创新合同工具进行改革，以适应软件的采购速度。中国的国防采购系统仍然严重偏向于采购定义明确的硬件（如坦克和导弹）。它很难为一项像Lattice那样不断发展的软件服务或一个需要持续训练的AI模型定价和招标。要实现“敏捷开发”，就需要彻底改革军事预算和采购流程。

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挑战，是文化与控制。硅谷的国防颠覆者是在一个鼓励冒险、容忍失败并由风险资本驱动的环境中成长的。Anduril的创始人公开表示，他们建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相比之下，中国的科技巨头在日益加强的监管环境下运营，它们被期望首先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这带来了一个悖论：一个真正创新的生态系统需要一定程度的“野蛮生长”和自主权，但这可能与北京对关键技术领域加强控制的趋势相冲突。

顾建一的呼吁是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一次关键反思。这标志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即在人工智能时代，仅靠技术积累是不够的；竞争的胜负取决于将技术转化为能力的生态系统。北京显然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新型国防科技公司已经找到了更快的路径。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愿意并能够推行顾建一所暗示的那种痛苦的体制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重塑采购流程，并在军方与私营创新者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桥梁。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将DeepSeek的AI大脑与华为的系统集成能力融合到一个由软件定义的敏捷框架中，它确实可能为其军事现代化注入“革命性的动力”。但如果这些“体制障碍”被证明是不可逾越的，那么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巨头可能仍将被迫在真正的国防工业基础之外徘徊。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