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知你是否留意到，近年来“年轻人患癌”的新闻越来越多出现在视野里——曾经被认为是“老年病”的癌症，正悄然向年轻群体靠近，早发性癌症的发病率上升已成为亟待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
不知你是否留意到，近年来“年轻人患癌”的新闻越来越多出现在视野里——曾经被认为是“老年病”的癌症，正悄然向年轻群体靠近，早发性癌症的发病率上升已成为亟待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
为什么早癌会盯上年轻人？该怎么预防？近日，发表于ASCO Daily News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详细阐述。文章指出，除了遗传、环境等因素，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点：肥胖和代谢健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证实肥胖与13种癌症相关，而最新研究还在不断扩大这一关联范围；更值得警惕的是，代谢不健康的人，即便体重正常，癌症风险也可能升高。
此外，更现实的问题是，不同人群面临的风险并不均等：食品获取、运动条件、预防保健中的结构性差异，让部分种族和族裔群体更容易暴露在肥胖相关的癌症风险中。当然，文章也给出了明确的应对方向——从生活方式干预到药物、手术辅助手段，从癌症预防到幸存者护理，多维度拆解如何通过管理肥胖和代谢健康降低风险。无论你是20+、30+的年轻群体，还是想为家人规避风险，都能从中找到实用的健康启示——毕竟，了解风险，才是预防的第一步。
肥胖与肿瘤的“背景调查”
年轻成人癌症患病率不断上升，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显示，2010年~2019年期间，早发性癌症总体发病率上升，而50岁及以上人群的癌症发病率则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超重和肥胖问题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均日益普遍，但其对早发性癌症发病率上升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证实，肥胖与13种癌症的发病风险增加相关，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肾癌、子宫内膜癌、甲状腺癌、胰腺癌、肝癌、多发性骨髓瘤、胃贲门癌、脑膜瘤、卵巢癌、食管腺癌和胆囊癌。在这项研究基础上，Sun等人开展大规模汇总分析，又发现18种与体重指数（BMI）存在剂量依赖性关联的肿瘤类型，从而扩大了肥胖相关恶性肿瘤的范围（见表1）。
表1. 肥胖相关肿瘤
临床前模型研究表明，肥胖以及高能量、低营养的饮食会加速肿瘤发生，导致癌症更早发病且病情更具侵袭性。一项涵盖31项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代谢功能障碍与肥胖均可独立增加癌症风险，其中代谢不健康的肥胖人群风险最高。此外，代谢不健康的正常体重人群以及代谢健康的超重/肥胖人群，其癌症发病率也会升高，这凸显了仅依靠BMI评估癌症风险存在局限性。在一项针对BMI正常的绝经后女性的长期前瞻性研究中，Iyengar等人发现，躯干脂肪每增加5公斤，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就会升高56%——这一影响与BMI分类无关，但与胰岛素、瘦素、C反应蛋白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相关。
导致健康差异的因素
肥胖相关癌症的差异由结构性不平等驱动，这些不平等影响饮食质量与身体活动，对资源匮乏的种族和族裔群体影响尤为显著。高度加工食品消费量的增加，对有色人种社区的影响更大——这些社区往往面临获取负担得起的营养食品的系统性障碍。无论贫困程度如何，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社区的超市数量通常更少，而快餐店和便利店数量更多。受食品不安全、社区资源有限及更广泛的社会决定因素影响，这些模式导致相关人群饮食质量下降、肥胖率升高。例如，有报告显示非洲裔美国人的蔬菜和谷物摄入量较低，而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人群的含糖饮料消费量则显著偏高——这两个因素均会增加癌症风险，并导致健康结局恶化。
此外，在某些社区中，由于基础设施资源不足、安全隐患及缺乏娱乐空间，人们获取安全、经济的身体活动机会也同样有限。这些相互叠加的不平等因素形成的环境，使人们更难维持健康生活方式和开展癌症预防工作。获取营养食品的途径减少、锻炼空间有限及预防保健服务不足等因素的累积影响，导致这些人群中肥胖相关癌症的发病率更高。要解决这些差异，需采取持续、循证的策略，重点改善获取渠道、降低社区压力、支持行为改变，并促进癌症预防与癌症幸存者护理的公平性。
肥胖还会对癌症特异性结局产生负面影响，包括癌症复发与患者生存率。一项涵盖203项研究、涉及630万癌症患者的综合荟萃分析显示，肥胖与全因死亡率升高14%、癌症特异性死亡率升高17%相关，且癌症复发风险上升13%。这种趋势在乳腺癌、结直肠癌、子宫癌、前列腺癌和胰腺癌患者中均有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体重超标会显著增加早发性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超重人群和肥胖人群被确诊的可能性分别是正常体重人群的1.2倍和1.5倍。
关键生物学机制
肥胖（尤其是中心性或内脏性肥胖）会通过高胰岛素血症、促炎细胞因子、脂肪因子改变及细胞外基质重塑，促进形成促肿瘤发生的微环境，进而可能为肿瘤转移创造条件。肥胖通过多种相互关联的生物学机制促进癌症的发生与发展（见表2）。首先，脂肪组织可发挥内分泌器官的作用：外周脂肪中芳香化酶活性增强，会促进雄激素向雌激素转化，导致组织和循环系统中雌激素水平升高，从而诱发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激素敏感性恶性肿瘤。其次，肥胖引发的胰岛素抵抗和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会增强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的促有丝分裂和抗凋亡信号，进而参与结直肠癌、前列腺癌、肾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发病过程。
表2. 肥胖与癌症发展和进程之间的生物学机制
第三种机制与脂肪组织功能障碍引发的慢性促炎状态有关。增大的脂肪细胞会分泌瘦素等促炎脂肪因子，同时抑制脂联素等抗炎脂肪因子，导致以循环系统中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C反应蛋白水平升高为特征的持续性低度炎症。这种炎症环境会促进氧化应激、DNA损伤和免疫抑制，形成有利于肿瘤生长的微环境。与皮下脂肪相比，内脏脂肪的代谢活性更强，会进一步加剧上述效应。综上，这些激素、代谢和炎症方面的变化，有助于解释为何肥胖人群的癌症发病率、复发率和死亡率更高。
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失调通过多种机制参与肥胖相关癌症的发病过程，包括增加能量获取、引发慢性低度炎症、通过细菌β-葡萄糖醛酸苷酶活性改变雌激素代谢，以及调节宿主免疫反应。这些由微生物群驱动的过程会促进与肥胖相关的代谢功能障碍，并形成促肿瘤发生的环境，从而将肥胖、微生物失衡与癌症发生关联起来。
管理与预防干预措施
有效管理癌症幸存者的肥胖问题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因为体重超标会增加癌症复发风险和合并症发生率，并降低生活质量。结构化的生活方式干预（如饮食调整、运动和行为支持）可实现更显著的体重下降、改善代谢指标，并降低与癌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水平（如胰岛素、瘦素和炎症细胞因子）。“LEANer”和“SUCCESSC”等随机试验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可能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和无癌生存率。值得关注的是，“CHALLENGE”试验是首个证实运动干预对癌症特异性生存有益的大规模研究：889例化疗后结直肠癌幸存者被随机分配至为期3年的结构化运动项目，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对照组相比，该组患者的无病生存率显著提高（HR 0.72，95%CI：0.55~0.94；P=0.02），总生存率也更高（HR 0.63，95%CI：0.43~0.94）。
尽管有指南建议支持体重管理，但目前对于最佳干预策略尚未达成共识，且体重下降的长期持续性仍是一大挑战。目前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探索生活方式干预对癌症结局的影响：“BWEL”试验评估体重下降是否能提高早期乳腺癌幸存者的无侵袭性疾病生存率；“LIVES”试验研究饮食和运动对晚期癌症女性预后的影响；“INTERVAL”试验则探究高强度有氧训练和抗阻训练能否提高晚期前列腺癌男性患者的总生存率。
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治疗以及减重手术，也可作为生活方式调整的适当辅助手段。这些治疗方法已显示出显著的减重效果和心血管代谢指标改善作用，但它们在癌症幸存者中的安全性和长期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GLP-1类似物的前景非常广阔，部分早期证据表明其可能对某些肥胖相关癌症具有潜在的风险降低作用。减重手术也被证实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显著降低相关，尤其是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
总之，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应将个体化、多学科的肥胖管理纳入癌症幸存者护理体系，以优化癌症相关结局和整体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来源：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