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栋典型的北方平房，红砖垒砌，带着一个小小的院子。夏天的午后，阳光把院子里的水泥地晒得发烫，空气里浮动着尘埃和干草混合的味道，还有墙角那几株蔫头耷脑的凤仙花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香气。

奶奶走后的第三个年头，我回老屋收拾她的遗物。

那是一栋典型的北方平房，红砖垒砌，带着一个小小的院子。夏天的午后，阳光把院子里的水泥地晒得发烫，空气里浮动着尘埃和干草混合的味道，还有墙角那几株蔫头耷脑的凤仙花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香气。

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老旧木门上那把铜锁，在我手里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像是从一个悠长的睡梦中被惊醒。

屋子里很暗，带着一股陈旧木料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我拉开窗帘，一束光柱斜斜地射进来，无数微尘在光里翻飞，像一群无声的金色精灵。

奶奶的东西不多，一个老式木箱，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还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我蹲下身，打开那个木箱。里面是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蓝底白花，是奶奶生前最爱穿的样式。

在箱子最底下，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是一个小小的木盒子，巴掌大小，材质是普通的桐木，因为摩挲的年头久了，边角都变得圆润光滑，泛着一层温润的包浆。

盒子上没有锁，我轻轻掀开盖子。

里面没有金银细软，只有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蓝色手帕。手帕已经洗得发白，上面用已经褪色的红线，绣着一枝歪歪扭扭的梅花。

手帕下面，压着一个更小的东西。

是一个用木头雕刻的小鸟，线条简单，甚至有些笨拙，但看得出雕刻者的用心。小鸟的翅膀微微张开，做出一副将要振翅高飞的姿态。

我把木鸟托在掌心，它很轻，却又仿佛有千斤重。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站在我身后，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眼神里是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这是……」我轻声问。

他没说话，只是从我手里接过那个木盒子，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盒盖上的纹路。阳光透过窗棂，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看到他眼角似乎有些湿润。

「一个念想。」他过了很久，才吐出这几个字，声音有些沙哑。

「谁的念想？」

父亲把盒子盖好，递还给我，说：「你奶奶的。也是我们家的。」

他似乎不愿多谈，转身去整理别的东西。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那点好奇像被猫爪挠了一下，痒痒的，挥之不去。

这个小小的木盒子，这只笨拙的木鸟，背后到底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院子里起了风，吹散了白天的暑热。爷爷搬了张竹榻在葡萄架下纳凉，手里摇着一把蒲扇。

我把那个木盒子拿给他看。

爷爷眯着眼，借着屋里透出的灯光，端详了半天。他的手布满皱纹，像干裂的树皮。

「哦，这个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从肺腑深处掏出来的，「都快忘了。」

他没接盒子，只是把蒲扇摇得更慢了。葡萄叶在夜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讲着一些古老的秘密。

「那是69年，你算算，多少年了。」爷爷的目光望向漆黑的夜空，仿佛穿透了时间。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我知道，故事要开始了。

一

69年的冬天，雪下得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埋起来。

村子东头，原本是一片荒芜的盐碱地，一夜之间，用竹竿和油毛毡搭起了一排排简陋的屋子。不久，就住进了一群特殊的人。

村里人管那里叫「五七干校」，管那些人叫「牛鬼蛇神」，或者更直接一点，「右派」。

他们都是从城里来的，有大学教授，有作家，有医生。可到了这里，都成了一个模样——穿着打满补丁的旧棉袄，脸上带着一种灰扑扑的菜色，眼神空洞，整天在冰天雪地里挖沟、挑土，接受「劳动改造」。

那时候，我父亲还只是个半大的孩子，每天上学都要路过那片盐碱地。

而奶奶，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和面，烧火，蒸上一大锅窝头。

我们家的日子，也紧巴巴的。窝头是拿最粗的玉米面做的，剌嗓子，难以下咽。但就是这样的窝头，也是一家人一天的主食，每人都有定数。

可那段时间，奶奶蒸的窝头，总会少一两个。

最先发现不对的是爷爷。

爷爷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一辈子信奉的道理就是「多干活，少说话，别惹事」。家里的每一粒粮食，在他眼里都金贵得很。

「他娘，今儿个的窝头，咋又不对数？」晚饭时，爷爷扒拉着碗里那个黑乎乎的窝头，皱着眉头问。

奶奶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地说：「许是面没发好，蒸出来缩水了。」

这个理由很蹩脚，但爷爷也没再追问。他只是深深地看了奶奶一眼，那眼神里有疑惑，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

直到有一天，大雪封路，学校停了课。父亲贪玩，偷偷跟着要去镇上赶集的奶奶出了门。

雪下得很大，没过脚踝，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雪窝。奶奶穿着一双厚厚的棉鞋，在雪地里走得深一脚浅一脚，背影显得有些佝偻。

她怀里揣着一个布包，捂得严严实实的。

父亲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他好奇奶奶怀里揣着什么宝贝。

奶奶没有去镇上，走到村东头那片盐碱地，她停了下来。她四下张望，像一只警惕的母鸡，确定四周没有人，才快步走到一棵光秃秃的老柳树下。

那棵柳树很老了，树干上有一个被雷劈出来的窟窿。

奶奶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窝头。她把窝头小心翼翼地放进那个树洞里，又用一把干草把洞口塞住。

做完这一切，她拍了拍手上的雪，像是完成了一件顶重要的大事，转身就往回走。

父亲躲在不远处的草垛后面，大气都不敢出。

他看见，奶奶走后没多久，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从干校那边的工地上，慢慢地走了过来。

那男人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冻得瑟瑟发抖。他走到柳树下，熟练地从树洞里拿出那两个窝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他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很久的野兽。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他浑然不觉。

吃完窝头，他没有立刻离开。他靠着老柳树，从怀里掏出一把二胡。

那是一把很旧的二胡，琴身上满是裂纹。

他拉响了二胡。

在空旷寂寥的雪地里，那琴声显得格外悲凉，像是一只受伤的孤狼在呜咽。不成调，不成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几个单调的音符。

父亲说，他当时年纪小，听不懂那琴声里的东西，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他看到那个拉二胡的男人，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滑落下来，很快就冻结在了他满是胡茬的脸上。

二

那天晚上，家里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

是爷爷先开的口。

「你疯了！？」爷爷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石头，砸在死寂的空气里，「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那是牛鬼蛇神！你给他们送吃的，是想害死我们一家人吗？」

奶奶坐在炕沿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搓着自己的衣角。

「说话啊！」爷爷急了，声音也高了起来，「你图啥？啊？我们自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拿救命的口粮去喂外人！还是那种人！」

奶奶终于抬起了头，她的眼睛很亮，在昏暗的油灯下，像两簇小小的火苗。

「他快饿死了。」她说，声音不大，却很清晰。

「饿死？饿死的人多了！轮得到你来当这个活菩萨？」爷爷气得在屋里来回踱步，「成分！你懂不懂什么叫成分！我们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你这么一搞，要是被人发现了，举报了，我们全家都得跟着你倒霉！」

「我看见了。」奶奶的声音依然很平静，「那天我去地里捡柴火，看见他晕倒在沟里。脸都白了，跟纸一样。我去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气。我把他拖到背风的地方，他醒过来，就问我，大嫂，有没有吃的，给一口就行。」

奶奶顿了顿，继续说：「他不像个坏人。瘦得跟个杆儿似的，但腰板挺得直。说话文绉绉的。不像村里那些……」

「不像坏人？」爷爷冷笑一声，「坏人脸上写着字吗？城里来的文化人，心眼儿多着呢！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他没打什么主意。」奶奶说，「我就是看他可怜。一个大男人，饿得拉二胡都拉不动了。那二胡声，跟猫叫似的，有气无力的。」

「你还听他拉二胡？你……你简直是……」爷爷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呼呼地喘着粗气。

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油灯的火苗，在噼啪作响。

父亲躲在门帘后面，吓得大气不敢出。他第一次看到爷爷发这么大的火。

过了很久，奶奶又开口了。

「他爹，我爹当年，就是这么饿死的。」

爷爷的身体猛地一震。

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外祖父，在更早的那些年，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打成地主。家里的地被分了，人也被赶到村外的破庙里住。没人敢接近他们，没人敢给他们一口吃的。

最后，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天，活活饿死了。

这件事，是奶奶心里一辈子的痛。也是我们家，一个不能触碰的禁忌。

奶奶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忘不了我爹临死前的眼神。他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我知道，他想吃一口热乎的。就一口。」

「我那时候小，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现在，我看见那个人，就想起了我爹。」奶奶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满是补丁的裤子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像我爹一样饿死在雪地里。我做不到。」

爷爷不说话了。

他坐在那里，像一尊石像。昏黄的灯光照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表情晦暗不明。

又过了许久，他站起身，走到水缸前，舀了一瓢冷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以后，送的时候，小心点。」

他扔下这句话，就进了里屋，再也没出来。

从那天起，爷爷再也没有提过窝头「不对数」的事。

他甚至会在奶奶出门前，假装不经意地提醒一句：「今天风大，多穿点。」或者「外面路滑，当心脚下。」

他没有明说，但奶奶知道，他默许了。

这个家里，最坚硬的冰，被奶奶那几滴滚烫的泪，融化了。

三

给那个「右派」先生送窝头，成了一家人的秘密。

奶奶做得更加小心了。她不再固定时间，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黄昏。她会在窝头里偷偷夹上一点咸菜，或者运气好，能分到一小块猪油，她就会把油抹在窝头里，让它吃起来更香一些。

有一次，家里过节，凭票买了一点白面。奶奶舍不得吃，偷偷蒸了两个白面馒头，代替了窝头。

那两个馒头，又白又软，像两团云。

父亲说，他当时馋得直流口水，可奶奶一个眼神瞪过来，他就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奶奶把那两个白面馒M头，像揣着宝贝一样，送到了老柳树的树洞里。

第二天，她去取空碗的时候，发现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纸条是烟盒纸的背面，上面用钢笔写着两个字：「谢谢。」

字迹清瘦，却很有力，笔锋苍劲，入木三分。

奶奶不识字，她把纸条拿回家，让上小学的父亲念给她听。

父亲念完，奶奶把那张小小的纸条，翻来覆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叠好，收进了自己的针线笸箩里。

从那以后，树洞里的交流，就多了起来。

有时候，是一张写着字的纸条。有时候，是一片被擦拭干净的、形状奇特的树叶。

奶奶依然不识字，但她好像能看懂。她会对着那些东西，看上很久很久。

而那个男人的二胡声，也渐渐变了。

不再是最初那种悲凉的、有气无力的呜咽。琴声里，开始有了一点点旋律，一点点起伏。虽然依旧拉得断断续续，但好像有了一点生气。

父亲说，他听奶奶哼唱过那段旋律。很简单，就像山间流淌的小溪，清澈，干净，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欢快。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盐碱地上的冰雪融化，露出了黑色的泥土。

干校的人们，开始在田里插秧。

那个男人，依旧是又高又瘦，但脸色似乎好了一些，不再是那种嚇人的灰白色。他干活的时候，腰板比以前更直了。

有一次，奶奶送完窝头，在回家的路上，和他迎面遇上了。

隔着一片刚插了秧的水田，两个人遥遥相望。

男人停下了脚步，看着奶奶，眼神里有感激，有敬意，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又把话咽了回去。

在那个年代，一句不合时宜的「谢谢」，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灭顶之灾。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奶奶，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奶奶也停下脚步，她有些局促地搓着手，对着男人，露出了一个朴实的、略带羞涩的笑容。

没有言语，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天的晚霞特别美，像打翻了的颜料盘，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绚丽的橘红色。

奶奶回家后，心情很好，晚饭时，甚至多吃了一碗粥。

她对爷爷说：「他爹，我看那人，能活下去了。」

爷爷「嗯」了一声，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光映在他的脸上，看不清表情。

四

日子就像水田里的秧苗，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变绿，变高。

夏天的时候，干校组织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会，请村里的贫下中农去给那些「牛鬼蛇神」讲自己的苦难家史。

爷爷被村支书指定为发言人之一。

爷爷不识字，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他只是磕磕巴巴地，讲了自己小时候怎么给地主家放牛，怎么吃不饱穿不暖。

讲到动情处，他这个不善言辞的庄稼汉，也忍不住掉了眼泪。

台下，那些从城里来的知识分子，都低着头，沉默地听着。

父亲也去了。他挤在人群里，偷偷地寻找那个拉二胡的男人。

他找到了。

男人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依旧是那副瘦削的样子，但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那双眼睛里，没有了空洞和麻木，多了一种深沉的东西，像一口古井。

他听得很认真。当爷爷讲到自己的父亲如何被活活饿死时，父亲看到，那个男人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报告会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去。

那个男人没有走。他等到所有人都离开，才慢慢地走到爷爷面前。

「老哥，」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很诚恳，「您讲得很好。谢谢您。」

爷爷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右派」会主动跟自己说话。他有些手足无措，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

「我叫陈敬山。」男人自我介绍道，「北京来的。」

陈敬山。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

「哦。」爷爷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和一个「身份有问题」的人交谈，是需要勇气的。

陈敬山似乎看出了爷爷的顾虑。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

「我以前，也是教书的。」他说，「教历史。我总跟我的学生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今天听了您一席话，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爷爷依旧沉默着。

陈敬山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爷爷。

那是一只用柳条编成的小蝈蝈，编得很精致，栩栩如生。

「没什么好谢的。」陈敬山说，「一点小玩意儿，给孩子玩吧。」

爷爷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

他能感觉到，手里的这只柳条蝈蝈，带着那个男人手心的温度。

那天回家，爷爷把那只柳条蝈蝈给了父亲。然后，他对奶奶说：「那个姓陈的，是个读书人。看着不像坏人。」

奶奶正在纳鞋底，听到这话，手里的针停顿了一下。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

从那以后，爷爷对奶奶送窝头的事，从默许，变成了隐隐的支持。

有时候，他会从自留地里，摘几个最新鲜的西红柿，或者几根嫩黄瓜，让奶奶一起带过去。

他从不说什么，只是把东西往奶奶的篮子里一放。

奶奶也从不问什么，只是把篮子挎在手臂上，走得比以前更稳了。

秋天的时候，陈敬山的二胡，终于能拉出完整的曲子了。

他拉得最多的是一首叫《赛马》的曲子。

那琴声，时而奔放激越，像万马奔腾；时而又婉转低回，像草原上的牧歌。琴声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生命力，和对自由的渴望。

整个干校，甚至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那激昂的琴声。

有人说，这个姓陈的，怕是疯了。

也有人说，他这是在用琴声发泄心里的怨气。

只有我们家知道，那琴声里，包含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一种无言的感激。

每次听到琴声，奶奶都会停下手里的活，侧耳细听。她的脸上，会露出一种欣慰的、满足的笑容。

仿佛那琴声，是特意拉给她听的。

五

好景不长。

71年的初冬，干校突然要集体搬迁，去更偏远、更艰苦的地方。

消息来得很突然。

那天，奶奶照常把窝头放进树洞。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五天，那个窝头，都原封不动地待在那里。

碗，还是那个豁了口的粗瓷碗。

窝头，已经变得又干又硬，上面甚至长出了一点绿色的霉斑。

奶奶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她去问村里人，才知道干校的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被连夜拉走了。一辆辆大卡车，来的时候悄无声息，走的时候，也只在雪地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

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奶奶站在那棵老柳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北风呼啸，卷起地上的积雪，打在她的脸上，像刀子一样。

她把那个发了霉的窝头拿出来，掰开，一点一点，撒在了雪地里。

「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她喃喃自语，像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

从那以后，老柳树下的琴声，再也没有响起过。

那个叫陈敬山的男人，就像一阵风，从我们家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奶奶把那张写着「谢谢」的烟盒纸，和后来陈敬山托人转送的几张写满字的纸，都小心地收在一个小木盒里。

那个木盒，就是我后来发现的那个。

那些纸上写了什么，奶奶不知道。她只是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东西。

后来，父亲长大了，去县里读了高中。他把那些纸带到学校，请教了老师。

老师告诉他，那些纸上，抄的是一些古诗词。

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还有一首，是陈敬山自己写的：

「赠食之恩，没齿难忘。他日若得重见天日，必当涌泉相报。然世事维艰，前路渺茫，或此生再无相见之期。唯愿善人一生平安。」

父亲把这些诗句，念给奶奶听。

奶奶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对父亲说：「儿啊，以后做人，要凭良心。看到别人有难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们不图什么回报，就图个心安。」

这句话，父亲记了一辈子。

六

时间一晃，就到了七十年代末。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那些曾经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陆续得到了平反。

我们家也渐渐听到了关于陈敬山的消息。

听说他回了北京，恢复了原来的工作，还在一所顶尖的大学里，当上了历史系的教授。

听说他成了很有名望的大学者，写的书，经常在报纸上被提起。

这些消息，像风中的传说，时断时续地飘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村庄。

爷爷听了，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说：「好人有好报。」

奶奶听了，脸上会露出一丝笑容，然后继续低头做她的针线活，仿佛那只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遥远的故事。

我们家，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找他，去攀这门「高亲」。

在奶奶和爷爷看来，当年那点事，不过是凭着良心，做了一件该做的事。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就像把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涟漪散去，水面依旧是水面。

生活，还要继续。

父亲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回到了村里，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又通过招工，进了县里的一个化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他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好高骛远，也不怨天尤人。

他娶了母亲，然后有了我。

一家人的日子，虽然清贫，但也安稳。

我们以为，陈敬山这个名字，连同那些泛黄的纸条和粗糙的窝头，会永远尘封在那个小小的木盒里，成为一个只有我们家知道的秘密。

直到1985年的夏天。

那天，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了我们村。

在那个年代，我们村里连拖拉机都很少见，更别说这种锃光瓦亮的小轿车了。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孩子们跟在车屁股后面跑，大人们则站在自家门口，伸长了脖子张望。

车子，稳稳地停在了我们家门口。

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穿着中山装的司机。另一个，是一个穿着白色衬衫、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但眉宇间，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度。

他径直走到正在院子里择菜的父亲面前，问道：「请问，这里是周……」

他似乎忘了父亲的名字，顿了一下，改口道：「请问，这里是周大娘的家吗？」

父亲愣住了，点点头。

那个男人环顾了一下我们家这个简陋的小院，目光在墙角那几株凤仙花上停留了片刻，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感慨。

「我叫李秘书，从省里来的。」他自我介绍道，「是来送一份文件的。」

省里来的？送文件？

父亲更懵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和工人，和「省里」这两个字，八竿子也打不着。

李秘书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信封上，盖着鲜红的印章。

他把信封递给父亲，说：「周师傅，恭喜你。这是省人事厅下发的调令。经过组织研究决定，调任您到省轻工业厅，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轰」的一声，父亲觉得自己的脑子，像是被一个炸雷给劈中了。

办公室副主任？省轻工业厅？

这……这是在说书吗？

「同……同志，您是不是搞错了？」父亲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只是一个化肥厂的工人，我……」

李秘书笑了笑，说：「没错。就是你，周建国同志。」

他打开信封，拿出里面的文件，指给父亲看。白纸黑字，红头文件，还有钢印，一样不缺。

父亲看着那份「提拔令」，手都在抖。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厂里的车间主任。省厅的副主任，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为什么？」父亲的声音都在发颤，「我……我没做什么啊……」

李秘书收起文件，重新装回信封，郑重地交到父亲手里。

他说：「周师傅，您是没做什么。但是，您的母亲，在十几年前，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有一个人，一直记着这份恩情。他现在，有能力了，想报答这份恩情。」

「他找了你们很久。他只记得，恩人姓周，家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村东头有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柳树。」

「我们根据这个线索，找了整整三个省，几十个县。终于，找到了这里。」

父亲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个滚烫的信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的脑海里，瞬间闪过很多画面。

昏暗的油灯下，奶奶和爷爷的争吵。

大雪纷飞的田野里，奶奶那个佝偻的背影。

豁了口的粗瓷碗里，那个冒着热气的窝头。

还有，那个在雪地里狼吞虎咽，然后拉响悲凉二胡的，瘦高的男人。

陈敬山。

原来，他一直没有忘记。

七

奶奶和爷爷，是从屋里被惊动的。

他们看到那辆黑色轿车，看到那个气度不凡的李秘书，看到父亲手里那份「提拔令」，也和父亲一样，完全懵了。

当李秘书恭敬地走到奶奶面前，叫了一声「周大娘」的时候，奶奶下意识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显得局促不安。

「是陈敬山教授，让我们来的。」李秘书说，「他本来想亲自来。但是，他最近身体不太好，正在医院疗养。他托我，一定要把这份心意，送到您手上。」

「他还说，当年如果不是您那几个窝头，他可能就撑不过那个冬天了。不是食物救了他的命，是您让他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良知和温暖。」

「他找了您十几年。他说，这份恩情，他一辈子也还不完。提拔您的儿子，只是他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希望，你们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

李秘书说完，对着奶奶，深深地鞠了一躬。

就像十几年前，陈敬山在水田边，对奶奶做的那样。

奶奶站在那里，眼圈慢慢地红了。

她摆摆手，又摇摇头，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爷爷走上前，把那份「提拔令」，从父亲手里拿过来，又递还给李秘书。

这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此刻，腰板挺得笔直。

「同志，」他对李秘书说，「这份东西，我们不能要。」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爹！」奶奶急了，拉了拉爷爷的衣角。

父亲也急了：「爹！这……」

爷爷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说话。

他看着李秘书，一字一句，说得缓慢而清晰：「当年，我婆娘给他送那几个窝头，不是图他报答。就是看他一个读书人，落了难，快饿死了，于心不忍。」

「我们庄稼人，没那么多弯弯绕。谁家还没个难处？搭把手，是应该的。要是图回报，那成啥了？那不成做买卖了吗？」

「这份情，我们领了。也请你回去告诉陈教授，我们都记着他。知道他现在过得好，我们就放心了。」

「这个『官』，我们不能要。我儿子，就是个工人的命，干不来那个活。我们一家人，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挺好。真的，挺好。」

爷爷的这番话，说得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李秘书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皱纹、一身土气的农村老人，眼神里充满了敬意。

他没有再坚持。

他收回了那份「提拔令」，对着爷爷和奶奶，又鞠了一躬。

「老人家，我明白了。」他说，「您的这番话，我会原封不动地转告给陈教授。他会理解的。」

黑色轿车开走了，带走了那份足以改变我们家命运的「提拔令」，也带走了村里人羡慕、嫉妒、不解的目光。

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

父亲看着远去的汽车，眼神里有失落，有遗憾，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他走到爷爷身边，轻声说：「爹，我……」

爷爷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建国，别多想。咱人穷，但志不能短。靠别人得来的东西，腰杆子挺不直。」

奶奶走过来，把父亲手里的菜篮子接过去，说：「行了，都别站着了。人家陈教授的心意，咱们领了。这事，就算过去了。建国，去，把院子扫扫。」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的是手擀面。

奶奶在面里，卧了两个荷包蛋。一个给了爷爷，一个给了父亲。

吃饭的时候，谁也没再提「提拔令」的事。

但父亲说，那碗面，他吃得特别踏实。

八

故事讲到这里，爷爷停了下来。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了的茶。

葡萄架下，月光如水，把他的白发照得雪亮。

「后来呢？」我追问道，「后来，你们和陈敬山教授，还有联系吗？」

爷爷摇了摇头。

「没有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了消息。」他说，「我们没去找过他，他也没再来找过我们。大概，他也是明白了我们的心思。有些恩情，记在心里，比什么都强。」

「那……那个木鸟呢？」我晃了晃手里的木盒子。

爷爷笑了。昏暗的灯光下，他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那是李秘书第二次来的时候，带来的。」

第二次？

「对。就在他们走了差不多半年后。那是一个春天，李秘书又来了。这次，他没开那辆黑色的轿车，是自己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的。」

「他没带什么『提拔令』，就带了一个小小的木盒子。他说，这是陈教授亲手做的。」

「陈教授说，他知道我们不会要那些东西。但他心里过意不去。这个小玩意儿，不值钱，就是他的一点心意。他希望我们能收下。」

「他说，这只鸟，是他当年在干校的时候，就想刻的。他希望自己，能像鸟儿一样，冲出牢笼，获得自由。」

「是你们家的窝头，给了他希望。所以，这只鸟，也属于你们。」

爷爷说到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你奶奶收下了。她把这只木鸟，还有陈教授以前写的那些纸条，都放在这个盒子里。隔三差五，就要拿出来看看。」

「她不识字，也看不懂那些诗。但她总说，她能从那只鸟的身上，看到一个人的骨气。」

我低下头，看着掌心那只笨拙的木鸟。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翅膀微微张开，仿佛积蓄了半个世纪的力量，随时准备挣脱束缚，飞向高远的天空。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小小的木盒里，装的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

它装的，是一个承诺。

一个关于善良和回报的承诺。

它装的，也是一种风骨。

一种属于那个特殊年代，读书人的风骨，和普通劳动人民的风骨。

奶奶用几个微不足道的窝头，守护了一个落难书生的尊严和生命。

而那个书生，在重获新生之后，想用世俗的权力和地位来报答。

爷爷却用最朴素的语言，拒绝了这份「厚礼」，守护了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尊严和本分。

这之间，没有交易，没有算计。

只有人心最本初的，那一点善意的流动。

就像爷爷说的，搭把手，是应该的。不图回报，图个心安。

九

父亲最终没有去省城当那个「副主任」。

他在化肥厂，一直干到退休。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了一个车间的小组长。一辈子，勤勤恳-恳，默默无闻。

但他活得坦然，也活得有尊严。

他继承了奶奶的善良，也继承了爷爷的执拗。在厂里，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工友中的口碑极好。

他常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是否活得心安理得。

奶奶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时，父亲坚持要把那个木盒子，留给我。

他说：「这里面的故事，你得记着。以后，也要讲给你的孩子听。」

「你要让他们知道，在任何时候，都别丢了人心里的那点好。」

如今，我坐在这间洒满月光的老屋里，摩挲着这个温润的木盒，回想着爷爷讲述的那些往事，心中感慨万千。

我仿佛能看到，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奶奶揣着滚烫的窝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的样子。

我仿佛能听到，在那个空旷寂寥的田野上，从一把破旧二胡里流淌出的，那悲凉而又坚韧的旋律。

我也仿佛能看到，爷爷在拒绝那份「提拔令」时，那挺得笔直的腰杆。

这些画面，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依旧那么清晰，那么滚烫。

它们告诉我，有一种善良，是发自肺腑，不求回报的本能。

有一种感恩，是铭记于心，力求涌泉相报的信念。

也有一种尊严，是安于本分，不为富贵所动的风骨。

这些，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依然能够生生不息，屹立不倒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我把那只木鸟，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里，盖上盒盖。

窗外，月华如水，院子里的葡萄叶，在夜风中，发出新一轮的沙沙声。

像是在讲述着，下一个，关于善良与风骨的故事。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