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毕业证被我卷成一个纸筒，紧紧攥在手里，手心的汗把那层红色的硬壳都浸得有些发软。

一九九四年，夏天。

安州师范学院的校门，我里里外外走了三遍。

每一次，都感觉像是在跟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告别。

毕业证被我卷成一个纸筒，紧紧攥在手里，手心的汗把那层红色的硬壳都浸得有些发软。

我叫陈浩，二十二岁。

在那个年代，一个师范专科的毕业生，就像一棵已经定好品种的树苗，被插到哪片园子，长成什么样，基本都是有定数的。

我的定数，或者说我的梦想，是青河镇第一中学。

我们镇最好的中学。

我想去那里教语文，教孩子们李白和杜甫，教他们“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最该干的事。

可分配这事，从来不是你觉得。

是别人觉得。

我爸，陈卫国，在镇上的粮管所干了一辈子。一个老实到有点窝囊的男人，见谁都先矮着半个头笑。

我们家，没人。

所谓“没人”，就是你在往上数三代，都找不到一个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的亲戚。

所以我的档案被扔回镇教育办之后，就没了动静。

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潭，连个水花都没见着。

我一天比一天焦躁，嘴上起了燎泡，吃饭都没味儿。

我爸看在眼里，嘴上不说，每天晚饭后，就一个人蹲在院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那种两块钱一包的“大丰收”。

烟雾缭绕里，他的背影，像一尊被风干的石像。

终于有一天，晚饭时，他闷头喝了两杯酒，脸喝得通红，突然一拍桌子。

“我去找李镇长喝一顿。”

我妈当场就愣住了，“你找他干啥？咱家跟人家说不上话。”

我爸梗着脖子，这是我见他这辈子最硬气的一次。

“说不上话，也得说。我儿子的事，我不去谁去？”

我心里五味杂陈。

是感动，也是一种说不出的羞耻。

感觉自己像个废物，二十多岁的人了，还得让老爹低声下气地去求人。

那顿饭，我爸是揣着家里仅有的三百块钱现金去的。

那是我们家小半年的积蓄。

他去的是镇上最好的“迎宾楼”，听说李镇长喜欢那里的红烧甲鱼。

我一晚上没睡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我爸端着酒杯，对着那个大腹便便的李镇长，说着一些他自己都觉得脸红的奉承话。

他后半夜才回来。

我听见院门响，赶紧把灯关了，装睡。

他脚步很重，踉踉跄跄，带着一身浓烈的酒气和一种陌生的、不属于我们家的香烟味。

是“红塔山”的味道，我闻得出来。

我爸只抽“大丰生收”。

他在院子里的水井边上吐了很久，声音压抑着，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

然后，他摇摇晃晃地进了屋。

我妈小声问他：“咋样了？”

黑暗中，我听见我爸含糊不清地，但又无比清晰地说了三个字。

“办妥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又像是被什么东西高高地抛了起来。

第二天，我爸酒还没醒，镇教育办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家隔壁的小卖部。

让我去领通知。

我几乎是跑着去的，心脏在胸腔里像擂鼓。

一路上，我甚至都在构思我第一堂语文课的开场白。

然而，我拿到手里的那张薄薄的介绍信上，写的单位，却不是青河镇第一中学。

也不是任何一所学校。

上面印着三个漆黑的宋体字：镇政府。

我被分到了镇政府，当办事员。

我捏着那张纸，站在教育办的门口，夏天的太阳毒得像火，可我全身冰凉。

我脑子一片空白。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学校？

我学了三年师范，我的专业，我的理想，我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站在讲台上。

可现在，我要去一个每天倒茶水、写材料、看领导脸色的地方？

我拿着那封信回到家，我爸正坐在桌边喝着醒酒的浓茶。

我把信“啪”地一声摔在他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

我爸的眼神躲闪了一下，没敢看我。

他拿起那封信，仔细地看了看，仿佛第一次见到一样。

然后他说：“政府单位，铁饭碗，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这不比当老师强？”

“强？”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哪里强？我根本不想去！我要去当老师！”

“你懂什么！”我爸也来了火气，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顿，“当老师有什么出息？风里来雨里去，熬到老也就是个穷教书的！在政府，你以后就是国家干部！”

“我不要当什么狗屁干部！我就想当老师！”

“你……”他气得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你翅ø了是吧？我为了你的事，我……”

他没说下去。

只是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那种混杂着愤怒、失望和委屈的表情，让我心里一痛。

我妈赶紧过来拉架，“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分配都下来了，还能咋办？先进去干着，总比没工作强。”

那天下午，我和我爸谁也没理谁。

我们父子之间，好像突然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我知道，这堵墙，是那顿酒砌起来的。

报到的那天，天气阴沉，像是要下雨。

我换上了我唯一的一件白衬衫，我妈给熨得平平整整。

镇政府是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门口挂着国徽，显得庄严肃穆。

我捏着介绍信，手心又出汗了。

党政办公室在二楼。

我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进。”

推开门，一股烟味混合着茶叶水的味道扑面而来。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端着一个巨大的搪瓷缸子喝茶，他就是办公室主任，王建国。

另外两个年轻一点的，一个在埋头看报纸，另一个在拿个小镊子，聚精会精会神地修着指甲。

整个办公室安静得只能听见翻报纸的“哗啦”声和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的“当啷”声。

这就是我未来要工作的地方？

我心里一阵发凉。

我把介绍信递给王主任。

他用眼角瞥了我一眼，慢悠悠地放下茶缸，接过信，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了足足有三分钟。

然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对我说了第一句话。

“小陈是吧？师范毕业的？笔杆子不错吧？”

我点了点头，“还行。”

“嗯，”他沉吟了一下，“以后就跟着我，多看，多学，少说话。”

就这么简单，我的入职手续就办完了。

我的位置，被安排在门口最靠边的角落，一张掉漆的旧书桌，一把吱吱呀呀响的木椅子。

我的工作，就是给王主任和另外两个人倒水，打扫卫生，然后就是坐在那里，看他们喝茶，看报纸，修指甲。

偶尔，王主任会扔过来一沓材料，让我抄。

用那种带格子的稿纸，一笔一划地抄写。

内容大多是些枯燥的会议纪要和领导讲话稿，满篇都是“高举旗帜”、“狠抓落实”、“切实推进”之类的词。

我写得手腕发酸，心里发慌。

我觉得我的青春，我读过的那些诗词歌勒，都在这无意义的抄写中，一点一点地被磨掉了。

我开始变得沉默。

在单位，我不多说一句话，王主任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在家里，我跟我爸也几乎不交流。

饭桌上，他想跟我说几句单位的事，我总是“嗯”、“哦”两声就顶了回去。

我知道，我在用这种冷暴力惩罚他。

也惩罚我自己。

我恨他替我做了决定，毁了我的梦想。

我也恨我自己，没有勇气把那封介绍信撕掉，转身就走。

这种日子过了大概两个月。

我渐渐摸清了办公室的生态。

王主任是绝对的权威，他虽然只是个办公室主任，但因为跟了李镇长很多年，是镇长的心腹，所以谁都得敬他三分。

那个看报纸的叫老刘，快退休了，整天混日子。

修指指甲的叫张伟，比我大几岁，据说是某个局长的外甥，眼高于顶，正眼都懒得瞧我。

我就是这个生态链最底端的存在。

一个倒水的，扫地的，抄材料的。

有时候，我抄着抄着，会突然走神。

我想象着，如果我此刻站在一中的教室里，会是什么样。

窗外有蝉鸣，讲台下有几十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我正在讲苏东坡，讲“一蓑烟雨任平生”。

想着想着，眼眶就有点热。

然后王主任的咳嗽声会把我拉回现实。

“小陈，这篇稿子，下午李镇长开会要用，抓紧点。”

我赶紧低下头，继续抄写那些让我灵魂都感到厌烦的文字。

转机，发生在一个很偶然的下午。

那天，李镇长要临时去县里开一个关于招商引资的紧急会议，需要马上写一份镇里的情况汇报。

王主任急得团团转。

因为镇里专门负责写材料的“笔杆子”老黄，正好请假回老家了。

王主任自己也能写，但他的风格，四平八稳，全是套话，应付平时的会议还行，这种要去县里露脸的场合，就显得太干巴了。

他把老刘和张伟叫过去，商量了半天，两个人一个说自己肚子疼，一个说自己写不来。

办公室的气氛很压抑。

王主任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突然，他停在我桌前。

“小陈，你来试试。”

我愣住了。

张伟在一旁嗤笑了一声，“主任，他一个刚毕业的娃娃，能写啥？”

王主任没理他，只是盯着我。

“写好了，算你的功劳。写不好，我担着。”

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是紧张，也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

我点了点头。

“我试试。”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写材料”。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把所有关于镇里企业和经济的数据都翻了出来。

我没用那些陈词滥调。

我把我大学里学到的所有修辞手法，所有文学理论，都用上了。

我把我们这个贫瘠的小镇，描绘成一个蓄势待发、充满希望的热土。

我把那些冰冷的数据，变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我写了整整一个下午，写了五千多字。

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浑身都湿透了，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

我把稿子交给王主任。

他扶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看。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剩下他翻动纸页的声音。

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到后来的惊讶，再到最后的凝重。

看完后，他把稿子在桌上轻轻一放，抬头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记到今天的话。

“妈的，这小子，是块好料。”

那份汇报材料，后来在县里的会议上，被县委书记当众表扬了。

说我们青河镇的材料，写得有水平，有感情，有新意。

李镇长回来后，春风得意。

他特地把王主任叫到办公室，表扬了一通。

王主任出来后，路过我座位时，脚步顿了顿，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在我肩膀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两下。

从那天起，我在办公室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王主任不再让我抄材料了，而是直接把原始文件给我，让我“整理一下”。

老刘见我，会主动递给我一支烟。

就连张伟，虽然还是一脸不屑，但也不再当着我的面说风凉话了。

最重要的是，我不用再打扫整个办公室的卫生了。

王主任说：“写东西的人，手要干净。”

我开始负责镇里几乎所有的文字工作。

从会议通知，到领导讲话，从工作总结，到宣传报道。

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镇里的广播里，墙上的宣传栏里，甚至县里的报纸上。

镇上的人开始知道，镇政府里有个很会写的年轻人，叫陈浩。

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

忙碌，但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虽然我写的依然不是李白杜甫，但我发现，把一篇枯燥的报告写得文采飞扬，也能带来一种奇特的成就感。

我好像，离那个想当语文老师的自己，越来越远了。

但我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人，也许都是会变的。

尤其是在一个你无力反抗的环境里。

我和我爸的关系，也开始缓和。

他会特地去买一份县报，就为了看上面有没有我写的文章。

如果找到了，他会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然后把报纸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他的枕头下面。

我们还是很少交流。

但有一天晚上，他看我写材料到很晚，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别太累了。”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堵墙，好像裂开了一条缝。

九五年的春天，镇里搞机构改革，要提拔一批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王主任找到我，很直接地问我：“小陈，想不想进步？”

我当然想。

在体制内，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王主任说：“名额有限，竞争很激烈。你自己，也要多活动活动。”

我明白他说的“活动”是什么意思。

就是去给李镇长这样有决定权的领导，“汇报汇报思想”。

说白了，就是送礼。

我为此纠结了很久。

我骨子里，还是个清高的读书人。

我觉得这种事，很脏。

可我又很清楚，如果我不这么做，这个机会，就肯定不是我的。

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

一边是理想中的自己，干净，纯粹。

一边是现实中的自己，渴望，挣扎。

最后，欲望战胜了清高。

我咬了咬牙，从工资里取出五百块钱，那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积蓄。

然后又去商店，买了两条“红塔山”，一瓶“五粮液”。

我学着我爸当年的样子，在一个晚上，敲开了李镇长家的门。

李镇长住的是镇政府后面的独栋小院。

开门的是他老婆，一个看上去很精明的女人。

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把我让了进去。

李镇长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肚子鼓鼓的。

见我进来，他有点意外。

“小陈啊，这么晚了，有事？”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把手里的东西往他面前的茶几上一放。

“李镇长，我……我就是过来看看您。”

我说得结结巴巴。

李镇长的目光，在那些礼物上扫了一眼，然后又落回到我的脸上。

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拿起茶几上的烟，自己点了一根。

客厅里，只有电视机里新闻联播的声音。

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

“东西，拿回去。”

我愣住了。

“李镇长，我……”

“拿回去。”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你这孩子，有才华，有能力，好好干工作就行了，不要学那些歪门邪道。”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根。

感觉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耳光。

羞愧，难堪，无地自容。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从李镇长家跑了出来。

手里的东西，感觉有千斤重。

我失败了。

我不仅没能“活动”成功，还给领导留下了坏印象。

我的前途，可能就这么完了。

那一晚，我把那瓶“五粮液”，一个人在河边，全喝光了。

我喝得大醉，吐得一塌糊涂。

我哭着，骂着。

骂这个操蛋的世界，也骂这个没出息的自己。

第二天，我顶着宿醉的头痛去上班。

我不敢看王主任的眼睛。

我觉得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整个上午，我都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埋着头，不敢说话。

下午的时候，王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关上门，给我泡了杯浓茶。

“去李镇长家了？”他问。

我点了点头，脸又开始发烫。

“被骂回来了？”

我又点了点头。

王主任看着我狼狈的样子，突然笑了。

“你啊你，还是太年轻。”

他嘬了口茶，慢悠悠地说：“你以为，提拔干部，光靠送礼就行了？”

“你以为，李镇长是那种见了礼就收的人？”

“我告诉你，小陈。咱们这位李镇长，精明着呢。他收礼，也看人。你这种有真本事，能给他长脸的年轻人，他不会收你的礼。”

“为什么？”我问。

“因为收了，这事就变味了。他提拔你，别人就会说，是因为你送了礼，而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他要的，是名声。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李镇长用人，是唯才是举，不搞歪门邪道。”

王主任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继续说道：

“他把你骂回来，不是讨厌你，恰恰是看重你。他这是在敲打你，也是在保护你。他要让你明白，你的路，要走正。你的资本，是你手里的那支笔，不是你手里的那些烟酒。”

听完王主任的话，我呆了很久。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一个自作聪明，结果却错得离谱的傻子。

原来，我一直以为肮脏的官场，还有这样一套我完全不懂的逻辑。

原来，我以为的“潜规则”，在某些时候，并不是唯一的规则。

那次提拔，我最终还是上了。

我成了镇政府最年轻的副股级干部，党政办副主任。

虽然只是个副的，但毕竟是“干部”了。

任命文件下来的那天，我爸在家里摆了一桌酒。

他喝了很多，比那次去求李镇长时喝得还多。

他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

“我儿子，有出息了。我儿子，是干部了。”

他的眼睛里，有泪光。

我看着他斑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心里突然一阵酸楚。

我端起酒杯，第一次，主动给他敬酒。

“爸，这杯，我敬你。”

他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我们爷俩，把一瓶酒喝了个精光。

那堵在我们之间隔了快两年的墙，在那天晚上，好像彻底塌了。

当了副主任，我的工作更忙了。

除了写材料，还要帮王主任分担一些管理和协调的工作。

我开始跟着李镇长，参加各种会议，下乡调研。

我离权力的中心，越来越近。

我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个乡镇，是如何运转的。

它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

有光鲜亮丽的正面，也有锈迹斑斑的背面。

有写在文件上的规章制度，也有流传在酒桌上的不成文规矩。

我学会了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

学会了看人下菜碟，见风使舵。

学会了把自己的真实情绪，隐藏在一张不动声色的脸后面。

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个一腔热血的文学青年。

我成了一个合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乡镇干部。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写完一篇又一篇的官样文章，会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

我会想起我的大学，想起那些和我一起谈论诗歌和理想的同学。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去了各个乡镇的中学，当了老师。

他们的工资，可能只有我的一半。

他们的生活，可能远没有我“风光”。

但他们，至少还在坚守着最初的梦想。

而我呢？

我的梦想，早就在一次次的饭局，一次次的会议，一次次的材料里，被消磨得无影无踪了。

我得到了很多。

地位，尊重，一个在小镇里看起来还不错的前程。

可我总觉得，我好像也失去了什么。

一些很宝贵的东西。

九八年，夏天，发大水。

我们镇是重灾区，几条主要的河流水位暴涨，随时可能决堤。

全镇的干部，都被派到了抗洪第一线。

我和李镇长，王主任，被分到了最危险的刘家湾大堤。

那几天，大雨下得像天漏了一样。

浑浊的洪水，卷着泥沙和杂物，疯狂地撞击着大堤。

我们穿着雨衣，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大堤上巡逻，检查险情。

所有人都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熬得通红。

李镇长也一样。

他五十多岁的人了，跟我们年轻人一样，扛沙袋，堵缺口，嗓子都喊哑了。

有一个晚上，一个巨大的漩涡突然出现在大堤的背水面，是管涌！

这是最危险的险情，一旦扩大，整个大堤都会在瞬间崩溃。

所有人都慌了。

就在这时，李镇长脱掉上衣，吼了一声：“共产党员，跟我跳下去！”

他第一个，抱着沙袋，就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洪水里。

我们几十个干部，也跟着他，像下饺子一样，一个个跳了下去。

我们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道人墙，死死地堵住了那个缺口。

洪水就在我们耳边咆哮，随时都可能把我们吞没。

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堤在，人在。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洪水，也被我们堵住了。

我们一个个从水里爬上来，浑身是泥，冻得嘴唇发紫，却都在笑。

李镇长靠在大堤上，点了一根烟，手抖得厉害。

他看着我们这群狼狈不堪的干部，笑了。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那一刻，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不再是那个我需要去巴结、去揣摩的领导。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在危难时刻，能豁出命去保护一方百姓的，共产党员。

我对他，第一次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抗洪之后，我因为表现突出，被火线提拔，当了党政办主任。

王主任退居二线，当了镇人大的副主席。

交接工作那天，他请我喝酒。

我们俩喝了很多。

他说：“小陈，这个位子，不好坐。你要记住，对上，要负责。对下，要有良心。”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之后，我的仕途，走得异常顺利。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镇长……

二零一零年，我四十二岁，当上了青河镇的党委书记。

成了这个小镇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下属。

我变得越来越像当年的李镇长。

说话，做事，甚至连喝茶的姿势，都有他的影子。

我也会在办公室里，对着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说那句“多看，多学，少说话”。

我也会在酒桌上，跟各路神仙推杯换盏，谈笑风生。

我也会在深夜里，为了一个项目，一份报告，熬得两眼通红。

我为这个小镇，修了路，建了厂，盖了新学校。

我让青河镇，从一个贫困镇，变成了全县的经济强镇。

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好书记。

我自己也觉得，我干得还不错。

我实现了我爸当年对我的期望，成了一个“有出息”的“国家干部”。

只是，我再也没有写过一行诗。

也很少再想起李白和杜甫。

我爸，在前几年，去世了。

他走得很安详。

临终前，他把我叫到床边，拉着我的手。

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满是骄傲和满足。

我懂他的意思。

他觉得，他这辈子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和李镇长喝的那顿酒。

那顿酒，为我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

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

打开来，里面是我这些年，在报纸上发表的所有文章。

每一篇，都被他用剪刀，整整齐齐地剪下来，抚平，按着日期，一张一张叠好。

最上面的一张，已经泛黄了。

那是我九四年，写的那份关于招商引资的汇报。

在盒子的最底下，我还发现了一张发票。

是当年“迎宾楼”的。

上面的金额，是三百八十块。

比我爸当时带去的钱，还多了八十。

我不知道，那多出来的八十块，他是怎么凑的。

也许，是跟亲戚借的。

也许，是卖掉了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发票，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

当年那顿酒，我爸赌上的，是他全部的家当，和他一个老实人一辈子的尊严。

他不是毁了我的梦想。

他是用他那双粗糙的手，为我这个不切实际的儿子，硬生生托起了一个他认为更安稳，更可靠的未来。

他不懂什么文学，什么理想。

他只懂，要让自己的儿子，活得比自己好。

去年，我因为工作调动，要离开青河镇了。

离开前，我去了一趟青河镇第一中学。

新盖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一切都那么崭新。

我站在一间教室的窗外，看着里面那个年轻的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激情飞扬地讲着《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们年轻的脸上，亮晶晶的。

我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

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那个穿着白衬衫，手里攥着毕业证，一心只想站上讲台的少年。

他和现在的我，隔着二十多年的时光，遥遥相望。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但我知道，我们都读懂了对方眼里的东西。

有遗憾，有不甘，有妥协，但没有后悔。

这就是我的人生。

一个被一顿酒改变了的人生。

我不知道，如果当年我爸没有去喝那顿酒，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好老师。

也许会，也许不会。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我开着车，驶出青河镇的地界。

回头望去，那个我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小镇，在夕阳下，安静而祥和。

就像我那沉默了一辈子的父亲。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也爱着我。

而我，也终将用我自己的方式，继续走完这条，他为我选择的路。

车里的收音机，正好在放一首老歌。

“在人生的路口，你和我，都曾有过，迷惘和困惑……”

我笑了笑，一脚油门，向前开去。

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把世界走成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