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清涧寨沟，一次考古发现便集结了众多惊人遗存：11座甲字形大墓、2万平方米人工夯筑宫城、殷墟风格的陶范，还有意义非凡的双辕车。

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清涧寨沟，一次考古发现便集结了众多惊人遗存：11座甲字形大墓、2万平方米人工夯筑宫城、殷墟风格的陶范，还有意义非凡的双辕车。

这些意义重大的发现，不再是零散的文物，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早已湮没的商代北方邦国。

2023至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的成果，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跃上商代考古的核心舞台。

寨沟遗址的核心区坐落在两沟相夹的独立塬峁寨塬盖。

考古队发现的主体是一组下沉式回字形建筑群：中心大院东西长43米、南北宽18米，最深达1.8米；四周依次排布夯土台基与回廊，围合面积6000平方米。

台基外侧再套一圈高达16米的包边墙，墙体内规整排列着紝木洞，由此判断整体为一次性规划设计。

斜坡门道保存完好，现存长16.7米、宽4.5米，两壁各置9根壁柱，地面残存厚木板，这种木地板斜坡在同期遗址中极为罕见。

填土里集中出土石磬、石钺、石铲残片，部分可拼合，暗示宫殿废弃时举行了某种毁器仪式。

往东500米的鱼塔梁，考古人员在一段护坡墙基槽里发现30多块陶范，可辨器形有簋、觚、觯，纹饰为云雷、联珠等典型殷墟样式。

再往东300米的另一处山峁，又出土大量铜容器范，包括铜镜、铜簋，以及未辨器类的繁缛纹残范。

如此密集的制范遗存意味着附近一定存在铸铜作坊，也首次从实物层面证实：陕北出土的不少青铜器并非中原输入，而是本地制造。

自2021年系统调查以来，考古队在寨沟外围台梁上共确认11座带墓道“甲”字形大墓，其中7座集中于3处高地，规模与殷墟王陵接近，却属于“非商系统”政体。

已发掘的后刘家塔墓地位于长梁山脊，总长39米、深12米的超大竖穴墓赫然在列，墓室填土经过夯筑，二层台、壁龛齐备，随葬铜车马器、玉器、骨柶、海贝、鳄鱼骨板等200余件（组）。

M3出土的45厘米骨柶，正面五组兽面纹以绿松石嵌角、目、鼻，与殷墟王陵区M1003大墓同类器几乎一致，直接证明黄土丘陵的方国贵族已能获取或复制“王畿级”礼器。

瓦窑沟墓地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木质双辕车遗迹。两辕平行置于舆下，辕尾装有铜軓、铜踵，车軨髹漆，木纹清晰可辨，年代早于以往出土的任何双辕实物。

文献和金文中的大车、牛车终于有了可对照的考古样本。车马器形制与殷墟相同，却出现在北方边疆，为马车自北向南传播的路线中，陕北可能扮演关键中转角色提供了重要实物线索，这传播路径的具体细节仍需结合欧亚草原及中原同期遗存进一步考证。

与殷墟同类的青铜尊、觚、兵器并列出现的，还有极具地方色彩的蛇首匕、云形金耳饰、绿松石铜鸟饰。

金耳饰仅见于陕北及邻近高原，短剑柄首的蛇形装饰和草原地带早期游牧器用传统遥相呼应。

中原礼制、草原饰件、高原矿料在同一墓地里并置，直观呈现了晚商“多元一体”的生动截面。

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方国”近七十个，北方、西方尤多，时敌时友。几十年来，清涧、绥德、子洲等地已出土200余件商代青铜器，却长期缺乏明确聚落背景。

寨沟遗址的确认，首次把散落的铜器群纳入一处规模宏大、功能完备的实体框架：宫殿区、铸铜区、贵族墓地、车马坑层层分布，俨然构成一处功能完备的区域核心，是否达到王城级别的规模，仍需未来宫殿区全面揭露及更多关键遗存出土后进一步确认。

面积、等级、要素完整程度，在整个陕晋高原无出其右，也刷新了学界对商代边疆治理与资源网络的认知。

寨沟遗址的发现，学术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 规模最大——寨沟是已知陕晋高原面积最大、遗存最丰富的商代中心聚落。

2. 等级最高——11座甲字形大墓为殷商文化圈外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一批。

3. 技术链条完整——陶范、铸铜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商代铜器产地、技术传播提供了闭环材料。

4. 交通史突破——最早双辕车实物填补了车马自北向南传播路线的缺环。

5. 多元文化标本——中原礼器与草原饰件同出，实证多元一体文明进程。

清涧寨沟不是简单的考古新发现，是一把钥匙：它改写了晚商边疆的文明进程，也打开了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新窗口。

塬峁上的夯土宫墙、铸铜作坊的烟火、甲字形大墓的夯土回填、双辕车的轱辘声，共同拼出一幅3000年前黄土高原的方国图景。

随着下一步宫殿区全面廓清、铸铜作坊精细发掘，寨沟或许还会带来更多改写教科书级的细节。

来源：历史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