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登台后，不再重复“文科都是服务业”那套粗粝的断言，而是换上了一件更为考究的文化外衣，引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断语：“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句口号，对历史稍有记忆的人，都会感到一阵熟悉的寒意。它曾是特定年代里，将千万城市青年送往乡村的动员令，其背后“大有作为”的

张雪峰的回归，与其说是解封，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行为艺术拉开了帷幕。

他登台后，不再重复“文科都是服务业”那套粗粝的断言，而是换上了一件更为考究的文化外衣，引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断语：“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句口号，对历史稍有记忆的人，都会感到一阵熟悉的寒意。它曾是特定年代里，将千万城市青年送往乡村的动员令，其背后“大有作为”的承诺，与无数个体命运的颠沛流离形成了巨大反差。张雪峰将这顶历史的旧帽子扣在文科生头上，与其说是赞美，不如说是一次冷酷的社会学诊断。他并非在讨论文学的价值或哲学的思辨，而是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比喻，点明文科生在当前经济结构中的尴尬位置——被许诺了一个宏大的舞台，却可能只能在边缘地带“修地球”。

这种借古讽今的语言艺术，在精英阶层中并不鲜见。嘉庆给父亲乾隆定庙号为“高宗”，看似尊崇，却巧妙地将其与偏安一隅的宋高宗赵构并置，历史的褒贬不言自明。同僚间一句“秉性纯质”，听似褒奖，实则暗藏机锋，因为这是史书对那位“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的最终评语。张雪峰显然深谙此道，他将这种高级的“阴阳怪气”大众化了。他此前的言论，如“律师就是销售”，像一把生锈的手术刀，粗暴地划破了理想主义的表皮，露出底下赤裸裸的生存逻辑。每一次争议爆发，他都会上演一套程式化的危机公关：从嬉皮笑脸的“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到评论区里长篇累牍的“澄清”，再到直播中“我动了太多人的蛋糕”的痛哭流涕。这套“冒犯-道歉-再冒犯”的循环，早已内化为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争议是流量的燃料，道歉则是维系人设、规避风险的必要成本，他像一个走钢丝的艺人，每一次看似惊险的摇摆，都在精准计算之中。

将张雪峰简单标签化为“功利主义的贩梦者”，或许失之偏颇。他更像一个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里，贩卖“确定性”的商人。对于无数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家庭而言，他提供的不是通往罗马的康庄大道，而是一张标注了所有已知陷阱的地图。这张地图或许无法让你收益最大化，却能有效避免损失最大化——那种倾尽全家之力，最终换来“毕业即失业”的绝望。当然，他的商业版图并非无懈可击。他售卖的提分笔记被学生吐槽为课本内容的“二手复印”，高考预测卷甚至出现低级错误，这暴露了其专业能力的边界。志愿填报与教学研究，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正如一个顶级的皮肤科医生，未必能胜任心脏搭桥手术。他早年对土木工程的热情推荐，如今看来更像是一个金牌销售的惯性话术。推销员永远不会告诉你产品的潜在缺陷，他只会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张雪峰自己也毫不避讳“销售”的身份，这既是他的坦诚，也是他的免责声明。

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在如此广阔的市场上，只诞生了一个张雪峰？他的独大，恰恰印证了公共教育服务在关键环节的缺位。当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还在宣讲着空洞的职业规划理论，当官方的就业数据与年轻人的切身感受脱节时，一个接地气、敢说真话、用“人话”翻译复杂信息的民间意见领袖的出现，便成了必然。他填补的不仅仅是信息差，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与心理上的慰藉。他让那些在升学焦虑中无助的家庭感到，至少有一个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说话。他或许是十句话里掺一句私货，但环顾四周，许多所谓的专家，往往是三句话里两句都不可信。张雪峰现象，是社会结构性焦虑在个体身上的集中投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以及个体上升通道收窄等多重困境下的必然产物。

他撕下了教育的温情面纱，将其还原为一场赤裸裸的智力与信息投资。人们一边批判着他话语里的毒素，一边又不得不依赖这剂猛药来对抗现实的迷茫。

来源：驿路驼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