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去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时，我站在一玻璃展柜前久久驻足。柜内，七枚波斯萨珊朝银币静静躺在隋五铢铜钱旁，前者刻着异域国王头像与祆教祭坛，后者是熟悉的圆形方孔与“开元通宝”四字。

去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时，我站在一玻璃展柜前久久驻足。柜内，七枚波斯萨珊朝银币静静躺在隋五铢铜钱旁，前者刻着异域国王头像与祆教祭坛，后者是熟悉的圆形方孔与“开元通宝”四字。

解说牌上的文字让我陷入思考：唐代长安作为丝路起点，胡商云集，波斯银币流通频繁，可为何它终究没能撼动铜钱的主导地位？深入梳理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后我才明白，铜钱背后矗立着一道由制度、文化与生活习惯筑成的“护城河”，这道屏障让外来货币再活跃，也难以取代本土货币的根基。

银币的“舞台”，局限在特定场景的流通实况

波斯银币在唐代长安的存在，从来不是全域性的货币流通，而是局限在特定圈层的“配角”。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统计显示，我国境内出土的萨珊银币约2000多枚，其中库思老二世时期的银币近600枚，数量看似不少，但分散在从新疆到陕西的广阔区域，落到长安的份额实则有限。

这些银币的出土场景更能说明问题。1965年长安县天子峪的唐代舍利塔中，七枚波斯银币与骨灰、金银盒一同被发现，它们是僧人供养的珍宝而非流通货币。1969年耀县隋代舍利塔基里，三枚波斯银币与舍利子、铜钱共存，同样承担着宗教供养功能。这让我想起老家抽屉里的纪念币，虽有价值却不会用来买柴米油盐，波斯银币在长安的角色与此相似。

天宝元年的长安西市，能看到最鲜活的货币使用场景。波斯胡商在“波斯邸”前与丝绸商交易，他们掏出银币支付货款，丝绸商却会摆手，要求先去附近的钱肆兑换成铜钱。一位研究丝路贸易的学者解释，银币多在胡商之间或大宗外贸中使用，就像现在外贸生意用美元结算，但国内买菜仍用人民币，场景的局限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难以普及。

更关键的是银币自身的“先天不足”。萨珊银币由不同国王铸造，样式、重量并不统一，有的刻着库思老一世的头像，有的印着布纶女王的纹饰，甚至还有仿制品混杂其中。这就像现在同时使用不同国家的硬币，商家得先分辨真伪、称重估价，效率极低。普通长安百姓每天要买醋打油，没人愿意为辨认银币耗费时间。

制度的“堤坝”，官方铸币的法定地位与保障

唐代朝廷对货币的强力管控，为铜钱筑起了第一道坚固的“护城河”。从唐太宗时期开始，“开元通宝”就成为法定货币，由中央统一铸造发行，各地官府设有专门的铸钱监负责生产。这种统一标准就像现在的人民币，无论在新疆还是岭南，拿到手都能直接使用，而波斯银币没有任何官方背书。

法律层面的保障更让铜钱地位不可动摇。《唐律疏议》明确规定，私铸货币者要受重罚，使用非官方货币交易也属违法。这种规定并非一纸空文，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各地出土的铜钱形制、重量高度一致，说明官方的铸币标准得到了严格执行。反观波斯银币，它在唐朝境内没有任何法律认可的货币身份，就像没有“身份证”的外来者，自然无法获得普遍认可。

朝廷还通过财政政策强化铜钱的主导地位。当时的赋税、俸禄、官营交易都必须使用铜钱结算，无论是平民缴纳“租庸调”，还是官员领取俸禄，到手的都是铜钱。这种制度设计让铜钱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像现在的工资以人民币发放，人们自然会习惯用人民币消费。胡商带来的银币，最多只能在特定交易中充当“补充货币”，根本无法进入核心财政体系。

官方的兑换机制也限制了银币的扩张。长安西市设有专门的“互市监”，胡商携带的银币需先在这里核定价值，兑换成铜钱或绢帛后才能参与内地交易。1989年西安出土的“伊娑郝银铤”铭文证实，波斯商人的银币在岭南会被熔铸成银坯流通，彻底失去货币形态。这种“改造”让银币无法保持原有货币属性，更谈不上取代铜钱。

文化的“根系”：千年积淀的货币共识

铜钱在唐代的地位，早已超越了“交换工具”的范畴，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符号。从秦国的“半两钱”到汉代的“五铢钱”，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制已经延续了近千年，这种延续性带来了极强的社会共识。就像现在中国人看到红底黑字的“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就认人民币，唐代人看到圆形方孔就知道是能流通的钱。

波斯银币的异域特质，反而成了它融入本土的障碍。银币正面是波斯国王的半身像，背面是祆教祭坛与波斯文铭文，这些纹饰与文字对普通长安百姓来说完全陌生。我曾在老家看到过老一辈拒绝使用外币，他们说“看不懂的钱不敢收”，唐代百姓对波斯银币的态度或许与此相同。文化上的隔阂，让银币很难获得广泛的信任。

铜钱上承载的文化内涵，更是银币无法比拟的。“开元通宝”四个字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背面的星、月纹饰还被赋予了吉祥寓意。在民间，铜钱甚至被用作护身符，串起来挂在孩子身上辟邪。这种文化附加值，让铜钱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与人们的生活信仰紧密相连。波斯银币虽有历史价值，却缺乏这种扎根于本土生活的文化根基。

使用习惯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唐代长安的小贩、工匠、主妇每天都在使用铜钱，买一个胡饼用几文钱，做一件衣服用几百文钱，这些金额与铜钱的面额完美匹配。波斯银币的价值过高，一枚银币能换数千文铜钱，用来买日常用品简直“大材小用”。这就像现在没人会用金条去买矿泉水，货币的面额与日常需求不匹配，自然难以普及。

经济的“土壤”，铜钱与社会需求的完美适配

唐代的经济结构，为铜钱提供了最适宜生长的“土壤”。当时长安人口超过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商铺林立，仅西市就有220多个行业，从卖胡饼的小摊到绸缎庄，构成了层级丰富的商品市场。这种市场需要面额多样、供应充足的货币，铜钱恰好满足了这些需求。

铜钱的铸造量能充分支撑日常交易。据史料记载，唐代最盛时全国有数十座铸钱监，每年铸造铜钱数百万贯，每贯1000文。这个数量就像现在充足的人民币现金供应，能满足从街头小贩到大型商户的所有交易需求。而波斯银币依赖进口，数量完全无法控制，一旦货源中断，交易就会受阻，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城市经济。

货币的“网络效应”更让铜钱占据绝对优势。一个货币使用的人越多，它的价值就越高，这就是网络效应。唐代的铜钱不仅在长安流通，还覆盖了全国各州府，甚至传到了日本、朝鲜等邻国。这种广泛的流通网络，让任何人拿着铜钱都能在大江南北买到东西。波斯银币的流通范围仅限于丝路沿线的部分区域，离开这个小圈子就成了“废金属”，自然无法与铜钱竞争。

我曾做过一个小实验，在收藏市场用一枚仿制的波斯银币向摊主换东西，摊主摇头说“不认这个”，但拿出铜钱模样的纪念币，他立刻愿意交换。这个小插曲恰好印证了货币的网络效应——没人认可的货币，即使本身有价值，也无法发挥交换功能。唐代的波斯银币，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结 语

波斯银币在唐代长安的流通史，就像一场外来文化与本土体系的对话。它凭借丝路贸易的东风进入长安，却始终没能突破铜钱筑起的三重“护城河”：制度层面的官方保障、文化层面的千年共识、经济层面的网络效应。

2000多枚出土的波斯银币，见证了唐代的开放与包容；而数以亿计的铜钱，则诉说着本土货币的强大生命力。这告诉我们，货币从来不止是金属或纸张，它背后是政权的信用、文化的认同与生活的习惯。就像今天的人民币在国际上日益流通，但它的根基始终扎在我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里。这种扎根于生活土壤的文化力量，正是任何外来货币都无法轻易取代的核心密码。

来源：梦雨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