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放宽年龄限制成为2026年国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普通岗位从35岁放宽到38岁，应届硕博更是放宽到43岁。这一下点燃了不少大龄考生的报考热情，截至20日17点报名人数已突破124万，仅北京地区就有超过9.7万人报名，最热岗位两千多人抢一个名额。

✪ Zerodha | 印度金融服务公司

✪ 章钰珏（译）| 南亚研究通讯

【导读】政策放宽年龄限制成为2026年国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普通岗位从35岁放宽到38岁，应届硕博更是放宽到43岁。这一下点燃了不少大龄考生的报考热情，截至20日17点报名人数已突破124万，仅北京地区就有超过9.7万人报名，最热岗位两千多人抢一个名额。

就在35岁以上的职场人纷纷挤进考公大军的同时，另一个群体——大学毕业生，却陷入“兼职全职化”的就业困境。什么是“兼职全职化”？简单说，就是企业打着“灵活用工”的旗号，让员工干着接近全职的活儿：一周上五六天班，一天八小时，却只按小时计薪、不缴社保。尽管中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应符合“日均不超过4小时，周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标准，超出则须认定为全日制用工并缴纳社保，但许多企业通过“按小时排班”等方式规避法律认定。例如，有海底捞员工在网上发帖称，入职后被要求以“新灵工”身份工作，即便做满全职的工时，也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转正并享受社保；同时，也有Manner咖啡的员工在社交平台反映，工时不稳定，甚至有全职工作内容却按兼职待遇执行的情况。

中国的“兼职全职化”是企业为降低成本而主动采取的策略，而印度的非正规就业主要由经济结构导致，因没有完成农业向工业的转型，超过93%的印度就业者身处一个残酷拥挤、且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人们频繁进出其中，在自雇、日薪工作与失业状态之间循环往复。在这其中，27.2%的“挣扎者”虽有工作，但只要遭遇一次危机，就可能陷入失业；27%的“频繁换工者”在不同零工间辗转，却无法积累技能；38.4%的人属于“稳定自雇”，虽名义为自雇，实则靠在街头做小贩、拉乘客等勉强维持生计。还有8%的人彻底退出就业市场，例如结婚后做全职太太的女性。

本文揭示了印度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困境，而在中国，解决“兼职全职化”的问题可能更为容易。如利用法律打击企业的“擦边球”行为，防范企业通过拆分工时、模糊合同性质（如每日工作超过8小时却按小时计薪）等方式实现套利。

本文编译自《Zerodha每日简报》2025年7月1日文章，转自“南亚研究通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解读印度的就业难题

印度就业市场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矛盾态势。数据显示，2017至2024年间，该国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亿个。据印政府统计，“主要就业”人口从4.48亿激增至5.51亿。无论以何种标准评判，能在不到十年间创造如此庞大的就业规模实属可观。

然而，印度仍然深陷就业危机，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多年停滞——若按2011-12年度物价水平（剔除通胀因素）折算，2023-24年印度劳动者的时薪仅为268.8卢比，较2017-18年的252.8卢比仅增长1.03%（注：此处以2011-12年物价为基准，即假设2012年后无通胀，工资水平应为此数值；而2023-24年度实际平均薪酬为524.7卢比）。更严峻的是，印度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稳定性差、报酬微薄的工作，几乎看不到职业晋升希望。

1983-2024 年印度就业增长。图源：Zerodha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我们通过两篇最新研究进行原因剖析。第一篇研究由阿玛雷什·杜贝（Amaresh Dubey）与拉维什·班达里（Laveesh Bhandari）撰写（以下简称“杜贝团队”），聚焦印度就业与工资的宏观趋势；第二篇由罗沙·亚伯拉罕（Rosa Abraham）与苏尔比·凯萨尔（Surbhi Kesar）撰写（以下简称“亚伯拉罕团队”），深入追踪印度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职业轨迹。这两份研究共同构建了一个颇为详尽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洞悉印度就业市场的真实运作逻辑——它涵盖两个平行世界，彼此间几乎壁垒森严，鲜有交集。

▍双轨并行的就业生态

印度的就业市场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上运行：第一条轨道是光鲜亮丽的现代职场，仅不到7%的印度劳动者能跻身其中。这些人属于正规部门从业者，拥有稳定工作、完善福利及固定月薪。一旦进入这个体系，长期留存率高达83.25%。不过，要跨越这道就业门槛却异常困难。

第二条路径则是另一番光景。超过93%的劳动力身处一个残酷拥挤的就业市场，人们频繁进出其中，在自雇、日薪工作与失业状态之间循环往复。他们的收入远低于正规从业者，薪资水平在1000至9000卢比之间。最关键的是，非正规经济并非通往正规就业的跳板，就像一片泥沼，一旦陷入便难以挣脱。

亚伯拉罕团队通过精细分类，勾勒出七种典型职业轨迹：

4.5%的劳动者被困在“旋转门”（revolvingdoor）中，在非正规就业与失业状态之间循环。他们多从事小规模制造业或农业，为了养家糊口苦苦挣扎，只能偶尔找到几个月的临时生计——比如在收获季节当农业佃农。他们无法积累技能、储蓄，也得不到保障。

27.2%属于“挣扎者”（strugglers），他们勉强找到一些非正规工作，但只要遭遇一次危机，就可能陷入失业。

另有27%的人属于“频繁换工者”（jobhoppers），他们在各类非正规工作间辗转切换。比如，有人先做几个月建筑工，接着干农活儿，之后又摆起小摊，诸如此类。

8%的“攀登者”（climbers）堪称非正规经济中的少数幸运儿，这类人能在非正规经济内部实现一定程度发展：从日薪劳动者逐步成长为劳工承包商，久而久之获得某种稳定性。

占比最大的群体（38.4%）是“稳定自雇者”（steady self-employed），这类人长期经营小型店铺或提供服务。严格来讲，他们算不上真正的创业者，但比起工薪阶层，总算有了个更加安稳的营生。他们月收入能超过1.4万卢比，虽说比一般非正规从业者要高，却远不及正规部门员工的收入水平。

无论境遇好坏，上述这些人都坚守在劳动力市场中。此外，还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群体——约占8%——选择放弃并彻底退出就业。比如，有些女性在结婚后便不再工作，选择当全职太太。

而真正最幸运的一群人（lucky few），仅占劳动力总数的6.7%，他们实际上从事着稳定的正规工作。他们是真正意义上拥有“职业”的人，年收入相对可观，超过每月30000卢比。

印度劳动力市场：7轨迹模型下的轨迹呈现。图源：Zerodha

亚伯拉罕团队指出，核心问题在于，这些不同职业轨迹之间的转换路径几近于无。尤其是那些一开始便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群体，几乎永远无法跻身正规就业领域。即便他们不断更换收入来源，多数人也始终难以获得质量更高的工作岗位。

▍不断壮大的劳动力队伍背后

理解这些职业轨迹，才能破解印度就业数据的迷思。从整体来看，印度的就业人数似乎保持稳定且持续增长，这让印度经济显得“一派向好”。然而，当我们聚焦个体生活时，会发现许多人在各种零工之间辗转，却鲜有发展的希望——就像一场残酷且永无止境的抢椅子游戏。

杜贝团队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一方面，印度就业人数总体增长势头强劲，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并非来自稳定的正规劳动力群体。

各就业类型的就业增长（1983-2024年）。图源：Zerodha

当然，印度就业情况也并非全是坏消息。临时工（堪称最糟糕的工种）数量一直稳定在1.09亿左右。即便人们找不着最好的工作，也在慢慢摆脱最糟的活计。不少人转而从事“自雇”工作——自雇劳动者数量已从1.64亿增至1.98亿，而雇佣他人的群体在此期间几乎翻了一番。

表面上看，人们正从临时工转向自雇似乎是一种进步。但其中存在隐情，正如前文所说，“自雇”是个复杂微妙的类别。印度大多数“自雇者”并非追逐梦想的初创企业创业者，而是街头小贩、出租车司机、水管工这类靠小本经营维持生计的人。本质上，这是为了应对优质就业岗位短缺状况的无奈选择。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核心矛盾：印度确实创造了数百万个岗位，但这些岗位大多是没什么晋升空间的死胡同。

▍尚未到来的重大转型

经济体的增长本应遵循某种规律。按照传统发展理论，随着经济增长，经济体应实现转型：劳动力应从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服务业；人们应从自雇走向受薪就业，从非正规工作走向正规工作。然而，印度正在打破这一模式的理论预设。

以农业为例，印度农业就业人数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2017-2018年度至2023-2024年度间，从1.85亿增至2.15亿。诚然，农业内部结构正经历深刻变化：传统作物种植增长率停滞于2%，而畜牧业以7%的增速蓬勃发展，渔业增长率更是达到8.3%。尽管印度农民正尝试多元化经营，但其经济活动仍局限于农业领域。

同样，印度并未持续创造稳定的常规非合同制就业岗位，相反，合同制用工规模正持续扩大。2018至2024年间，印度非合同制岗位仅增长5.1%，而同期合同制岗位增速高达11.6%，增幅达前者两倍有余。短短六年内，印度经济体系中的合同制岗位数量已接近翻番。

▍教育陷阱

该如何填补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鸿沟？教育本应是连接两者的重要桥梁。数据显示，教育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效果有限。

教育的确能显著改善一个人的就业前景。杜贝团队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生的年度就业增长率为7%，而未接受过教育的人仅为0.4%。像“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精英岗位的年度增长率为6.72%，而“劳工和非技术工人”类别的岗位增长率仅为2.06%。显然，教育是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途径。

2017-2024年教育程度与就业增长年化占比关系。图源：Zerodha

然而现实却充满残酷的讽刺：教育虽是必要条件，却不足以保障美好生活。许多大学毕业生最终仍沦落至非正规行业——想想那些拥有工程学位的出租车司机，或是手握MBA文凭的客服人员。他们的教育投入并未兑现应有的回报。

在将教育转化为就业机会的过程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再度显现。以种姓制度为例，高种姓群体垄断着正规就业市场，而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劳动者在朝不保夕的工作中占比畸高。出身与能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生产力谜题

印度为何始终难以创造出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岗位？一个主要原因或许在于，该国未能实现生产力的增长。广义而言，生产力是衡量劳动者效率的指标，具体体现为每工作一小时所能创造的产出量。当国家的生产力提升时，同样数量的劳动者能创造出更多成果。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劳动者也能获得更高的薪资。

这也正是印度多年来薪资停滞不前这一现象令人忧心的原因所在。尽管六年间该国新增了1亿个工作岗位，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个体劳动者境况与五年前相比几乎没有改善。本质上，印度是在未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经济规模扩大了，但工作质量却没有变化。

理想状态下，随着经济增长，我们本应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工作岗位，让如今新增的所有劳动者在职业生涯发展中都能拥有广阔的晋升空间。遗憾的是，印度并未做到这一点，许多劳动者陷入了没有出路的工作岗位中。

▍真正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印度经济运行的复杂图景。印度确实创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创造的速度还很快。但我们难以创造出能提供经济保障和发展空间的工作。

印度经济存在一个特点：有经济活动，却没有发展进步（activity without advancement）。大多数印度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不同形式的不稳定状态中做选择。亚伯拉罕团队所记录的那种频繁换工——人们在不同工作间拼命切换，经济命运却毫无改变——与杜贝团队所衡量的总体增长并存。拥有“工作”的人比以往更多了，但他们大多被困在低质量工作中。

这种双轨制经济深刻诠释了当代印度的诸多怪象：数百万人为何疯狂“考公”争抢寥寥无几的政府职位；父母为子女择偶时为何高度关注工作稳定——哪怕职业本身毫无前途；人们又为何甘愿数十年如一日从事没有晋升空间的工作。因为他们都深知，在这个国度，稳定与保障实属稀缺品。若印度无法扩大正规经济规模，或显著改善非正规就业环境，即便创造再多就业岗位，数亿民众仍将深陷“生存模式”难以自拔。

本文编译自《Zerodha每日简报》2025年7月1日文章，转自“南亚研究通讯”，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来源：文化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