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人生里最难熬的时候，就是全世界都觉得你走不成的时候，还得硬撑着往前走。1927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正是这样的日子。大革命彻底溃败，甚至有人已经断言，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可就偏偏在这种绝望里面，那些人反而“起了反骨”，仿佛跟天命较劲，要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有人说，人生里最难熬的时候，就是全世界都觉得你走不成的时候，还得硬撑着往前走。1927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正是这样的日子。大革命彻底溃败，甚至有人已经断言，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可就偏偏在这种绝望里面，那些人反而“起了反骨”，仿佛跟天命较劲，要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南昌、秋收、广州这三场大起义，说起来风光，其实背后全是鲜血和眼泪，谁都想不到后来会变成历史课本里浓墨重彩的一章。
事情还得拉回到南昌。那时候很多人都还“认得脸”，国民党里面左右派分得不清，谁和谁是真同志，说实话，有时候连自家人都不敢保证。周恩来那会儿风头正劲，和贺龙、叶挺、朱德这些人搭伙，硬生生在南昌点了一把火。这一枪打出去，不只是和国民党彻底撕破了脸，更意味着共产党“不再做跟班”，终于敢说自己有“独立门户”的底气了。可起义前后的那些天，大家心里都捏把汗——到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为后人积一份本？
我有时候会想，这群人在南昌那夜，街头巷尾的紧张，真不是后来回忆录里能写明白的。叶挺那身军服刚脱下，还沾着白粉，朱德一脸阴沉，周恩来的杯子已经凉了三遍。其实大多数部队还带着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的称号，口号也是“打倒武汉政府”，看着还是在“国民党家门口”闹事。你要是当时想打出共产党旗号，估计兵还没走两步，反动派的耳朵就得竖起来，自己人也心里发虚。现实确实残忍，部队里还有不少人一脚站在两边，你但凡走得太快，后面就有人掉队。在动荡年代，团结才是第一位的。
有意思的是，南昌起义一结束，就赶紧拉起了“革命委员会”，同时掌管政权、党权和军权。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名头大、旗号亮，可士兵们当时更关心今晚能不能有口热饭。潮汕南下失败以后，队伍里就一阵混乱，后来被当局通缉追杀的党外进步分子，有的跑到香港，有的这一辈子换了十几个名字，藏在乡下，参加地下印刷，甚至给红军送情报。你看，历史里写的“保存力量”，其实就是这些人每天担惊受怕，但死咬着信念不放。别说什么伟业，那时候就是活下去才重要。
秋收起义就又不一样了。毛泽东当时已经在湖南江西一带踩了不少土地，边走边想——到底要不要还认那个国民党旗？他在调查农民时问得仔细，村口的老李头只皱眉头说：“那青天白日旗，早变味儿了。”毛听了这话，心里更笃定，“国民党的皮，实在穿不下去了。”干脆就提出：旗号换成斧头镰刀，这才喊得响。后来我查过，江西湘赣边上的农民最早戴红袖章，有人把被单染红，草率缝在衣角，三五天就掉色，可乡亲们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旗。
参加秋收起义的队伍成分也很杂。浏阳、平江的农民军，安源煤矿的工人，甚至还有一批没赶上南昌起义的原国民政府警卫团士兵。队伍里头既有当兵的，也有老农民，谁都知道这不是正经兵，不打仗也没什么阵仗，大家都是被苦日子逼出来的。共产党旗号一亮，底层人都觉得：“终于有人肯为我们出头了。”有一回，毛泽东去浏阳时，村东头跑出来一群妇女，拽住他问：“你们是不是跟‘那些大官’不一样？”毛笑着只说：“他们要收租，我们要分田地。”这话传开了，锣鼓一敲，山那边的汉子都加入了队伍，其实大事就这么慢慢发酵起来。
紧接着，中央又开会，正式不再打国民党旗，开始喊苏维埃的口号。后来广州起义，就是彻底把“红色”摆到台面上了。张太雷、叶挺、黄平那些名字，在民间小巷里一度成了敢死的代名词。广州城里的工人，农民，拿破旧布做红领巾，甚至有人把父辈的青天白日旗剪成一块、重新染成红色，臂章缝歪了也不讲究，只要是红色，哪管样子如何。政权也直接叫“广州公社”，根本不打折扣，旗帜就是“苏维埃”，目标鲜明得很。
其实三次起义为什么旗帜不一样，归根结底，是局势天天变。你看，南昌那年，蒋介石和汪精卫还假装和共产党分家，两派之间混得很，谁都想多拉两个人。共产党那时候有点“自作聪明”，觉得上层变了，底层还没沾染坏习气，如果动手还能团结左派。比如南昌的刘伯承，有一回还和几个国民党军官喝茶，装得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在做准备。要是不拿着国民党的旗号，队伍别说集结，估计半路就让反动派截杀了。事实证明，当时还是“借壳上市”稳妥，否则内部就得散窝。
秋收起义以后局势彻底变了，毛泽东分析得明白，国民党已经变成军阀赚地盘的招牌，还贴着“青天白日”的外壳压迫民众，这旗号已经“掉价”了。毛甚至给中央写信，意思就是：以后只认共产党自己的牌子，别跟那帮人混了。湖南和江西的队伍，农民一听“共产党”，觉得终于有靠山。秋收起义其实更像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党员都是在田间地头“收割”人心，所以队伍聚得很快。浏阳的老刘还在路边煮粥，有传说说起义当天夜里，他偷偷给红军送了一锅热饭，结果自己被老地主赶出家门。
到了广州起义，干脆抛弃所有旧名号，直接打出苏维埃，彻底摆明“我们要民主要工农政权”。张太雷在起义前夜还专门找工农代表开会，几个人挤在屋子里，用报纸半掩着烛光写政纲。这种细节，也许现在听起来有点浪漫，其实是无奈。如果还用国民党那一套，谁都觉得没希望。广州的红旗不只是一块布，更是大家心里的底气。
后来有不少左派被抓，没等法庭宣判就消失了。工人王玉堂在被追捕前把儿子托付给邻邻居，留下一句：“总要有人来改一改这些苦日子。”这些故事后来都写进了地下报，传到赣南、粤北的小镇，甚至有人用牙雕刻字，把“苏维埃”和“红军”刻在筷子柄上，慢慢传开了。
瞿秋白后来说过，“南昌那时候还打国民党旗，群众下意识就觉得是白色恐怖”，后来才知道那是条死路，所以以后每次暴动都不再用旧旗，只有苏维埃的红旗配得上中国革命。他这话，是那个年代说给自己人听的，也是说给后来的我们听。
有人回头看，说这三大起义里，秋收起义最有成效。其实不止是战术转变，更是思路彻底推翻：从头到尾不再迷信什么正规军、城市大攻坚，而是往农村扎根，游击战争成了新活法。毛泽东那会儿琢磨明白，城市根本不是新政权的土壤，得上山。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井冈山之火，一拨人点起星星之火，逐渐烧成燎原大势。有个细节少人知道，起义转移那天，朱德和陈毅还悄悄带着几筐药、几袋米，自嘲“小打小闹”，但谁都明白，比起伟大的名号，这眼下的温饱才是救命稻草。
其实井冈山的路，就是从大失落里长出的。正规战打不赢，才退到山里头修路、种地，一点点扎根。有人觉得共产党像“打游击”的泥腿子，其实这才是大智慧。你若到井冈山去看，山路险，陡坡高，当年队伍里还有几个妇女，三天两头给红军送饭，米都用竹筒装着，生怕被山下的人发现。部队每日小心翼翼，有时天黑才敢行动，谁也不敢大声讲话。连战旗上也有时只挂半截红布，有人说“这样不显眼”，但谁都知道那布代表的是希望。
每个人都说三大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说到底，那是几代人用性命赌出来的希望。你看那些老兵，后来有的隐姓埋名，有的客死他乡，也有人守着片荒地直到建国才敢说自己“当年上过井冈山”。历史的光，总是在最黑的时候才亮出来。至于那一面旗帜变换，或许不是“正确”与否，而是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全体人的命运反转。我们现在回看，多少还没法体会当年的凄凉与决绝。就像饭桌上老人絮絮叨叨，最后总是低声说一句：“世道，还是变化得太厉害了。”
来源：自在铅笔R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