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成功践行，使我国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工作成为对外工作的重点和要点。边疆区域作为特殊的地缘空间，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中，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也是共创友好周边关系的有效载体。本文以周边传播作为理论基础，分析内蒙古面向俄罗斯、蒙古国传播活动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成功践行，使我国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工作成为对外工作的重点和要点。边疆区域作为特殊的地缘空间，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中，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也是共创友好周边关系的有效载体。本文以周边传播作为理论基础，分析内蒙古面向俄罗斯、蒙古国传播活动的必要性和挑战性，尝试以文化传播作为路径，探索内蒙古对外传播的新捷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经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菲成效。蒙古国、俄罗斯与中国山水相连，三国间的历史记忆、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可谓源远流长。内蒙古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作为向内联结“三北”，对外联通俄蒙的重点区域，在周边外交工作中，一直担当着重要的地缘“节点”角色。

周边传播理论指出，信息的周边传播是一个“由中心向边缘、由内向外、圈层扩散的模式”，并且无论是以自然物体还是人类社会抑或是国家作为传播主体，都会因其能量的大小形成“先周近－再周边－后周远”的传播过程。[1]相邻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会因地理环境、人文交流、历史记忆、经贸交往等诸多互动，成为彼此相似的地缘文化周边。相邻国家间的传播活动，是以“向周边传播”为基础，“在周边传播”为中介，“从周边传播”为延伸的复合式传播活动。

不同于传统的对外传播，“从周边传播”经历了时间、空间上的变化和“在周边传播”的积能蓄势，并且携带了新的“周边化”了的信息内容。[2]从地缘上来看，边疆省区既是“向周边传播”的首要对象，同时因空间位置邻近外周边，又是“在周边传播”的主要主体，而在对外周边的邻国进行从内向外的“从周边传播”时，已经承载了“再周边化”的信息。其中跨界民族因语言相同、文化相近等共项因素，亦是强化“从周边传播”效果的实际载体。

内蒙古作为边疆地区无论地缘还是文化，都在“一带一路”节点上与蒙古国、俄罗斯紧密相连。在三国的边界沿线，生活着多个文化基因相同或近似的同源及近源跨境民族。从古至今，彼此间信息往来不绝，从时间连续流动和空间弹性缩放来看，中蒙俄三国的跨境民族会因跨国婚姻、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因素彼此产生互动、关联。例如“那达慕”作为中蒙俄三国共有的节日文化遗产，在三国间有着相同或近似的庆祝方式，不仅保留了骑马、射箭、摔跤等传统蒙古族体育竞技项目，还有以此为延伸的蒙古象棋、“莎拐”等游戏项目。

而文化的相似性能够拉近同源或近源跨境民族间的情感距离。作为节日文化，内蒙古地区“那达慕”的符号范式与蒙古国和俄罗斯各不相同，更明显地表达为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文化元素，其蕴含的不仅仅是一种地方少数民族文化，而且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中作为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容性与开放性，恰与中华文化中的“圆融和合”理念不谋而合。此外，在“亲诚惠容”“官通民和”的对外话语表达下，内蒙古的“那达慕”也成为拓展与俄蒙两国经贸、文化、教育、文旅、体育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渠道。

（一）符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延伸，周边命运共同体在2025年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被提出，正式成为我国对外官方话语。以国家作为主体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构建，是“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3]

回顾历史、立足当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古代“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不谋而合，其所呈现的是“以和为贵”的主张为基础，在“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下，逐步实现“天下为公”的目标与理想。在新时代，“以和为贵”符合并顺应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和平稳定作为基础，丰富“以和为贵”的内涵，形成“睦邻、安邻、富邻”自他互利的周边关系。“和而不同”则体现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视野，在追求和谐的主题下，充分地尊重文化差异，在“同”和“异”之间把握彼此间的关系，保持一种相对动态的平衡，既要和谐相处，又要求同存异的国际秩序。并由此形成新时代“五个共同”的中国主张，构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蒙古国、俄罗斯积极响应成为沿线主要的伙伴国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蒙古国也成为共同体成员之一。作为与俄蒙两国人文相近、文化相通、地缘相邻的重要周边，内蒙古无论是人文环境、文化记忆，还是地缘空间、战略规划，都符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体和载体功能需求，同时也符合“在周边传播”理论“活边与荣边”的特点，即“通过内周边向外周边的开放，活跃内周边经济，激发内周边活力”；使“内周边”成为“中外物贸、资金和技术传播的窗口，区位边缘转身变为对外开放和对外传播的前沿。”[4]和古代的“朝贡观”“天下秩序”的垂直关系不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和”的观念，更强调彼此间的平等与互利共赢。

（二）符合周边文化传播的圈层式扩散规律

文化的周边传播遵循了三个圈层持续扩散的规律，即“国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或种族之间，中华文化与世界主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的规律。”[5]与跨文化传播强调差异性不同，周边文化传播的第二圈层更强调“共项”文化的传播，即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元素，在传播过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约瑟夫·斯特劳巴哈认为“如果文化历史渊源深厚或文化距离较近、文化接触频繁，那么，文化在输出过程中遭遇的阻碍和文化折扣会相对减小，受众能够对接近性文化有更好的理解。”[6]

内蒙古位于我国北疆的核心腹地，既是“向周边”传播的首要客体，又是由“在周边”向“从周边”传播演进过程中新的“周边的中心”，即最佳主体。从周边方略观来看，内蒙古拥有“三民”（民族、民间、民生）、“三边”（边媒、边关、边民）、“三体”（人体、物体、媒体）传播的绝佳优势。从人体、民族等角度来看，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三少”民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也都有与之语言、文化、历史记忆相似的跨境民族（蒙古国主体民族喀尔喀人、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布里亚特人、埃文基人、那乃人等）。语言“是身份认同的媒介和载体，在扩大身份认同辐射圈以及增强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

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在跨境民族间的使用，既可以拉近信息互动双方的情感距离，又可以将具象化的中国故事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传播到外周边一侧，循序渐进地传播多样化的中国文化。从媒体角度来说，内蒙古日报社索伦嘎新闻中心，融合了杂志、报纸、网络、移动端口以及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等媒介矩阵，有针对性地用蒙古国民众熟悉的语言文字介绍中国以及内蒙古地区的经贸、文化、非遗、生活等情况。索伦嘎中心在内容报道方面重视从高层间交往的宏大叙事到民间交流的“烟火气”。从圆满完成了四届中蒙博览会报道任务，推出268页特刊、40 页专版内容，到与蒙古国媒体同仁一起开展“改革开放40 年·‘一带一路’中国行”等报道活动。[8] 无论是报道内容，还是传播方向，都符合文化周边传播方略观的“先民族，后国家，再文明”的“战略梯次论”。[9]

（三）符合周边传播的哲学观

作为周边传播哲学观中的“周边四论”之一，“周边锋面论”认为，“周边”不同于消极意义上的“边缘”，而是富含主观能动性的“前沿”和“锋面”。[10]消极意义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对西方视角下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一种批判，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化框架中的一种不平等的结构，即所谓的“中心国通过这一结构能够高效地把边缘国发展所获得的利益占为己有。”[11]“周边锋面论”也不同于“天下观”与传统五服制结构下的古代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部落之间的垂直式“宗藩关系”。而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权国家作为主体，在彼此边境的过渡地域空间，因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而产生的“相近相似，相似易通”的传播效果。[12]

内蒙古作为我国北疆门户，在向俄蒙两国传播时，因与蒙古国、俄罗斯的主体或区域民族之间，语言相通、血缘相连、地缘相邻、文化相融等特点，也会因这些因素而缩短彼此间的关系周边，从心理上较容易形成彼此的近周边，达成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作为中国对外传播工作中第二阶段在地化的重要力量，内蒙古无论是人缘、地缘还是因时间、事件、消息而形成的“事缘”传播活动，都理应成为对外周边传播的复合式“封面”形象，以及先锋和前沿阵地。

（一）文化涵化导致“同源差异”产生的认知偏差

文化涵化通常是指“一个文化通过与异文化持续的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也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由于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各方发生的不同程度的文化变迁。”[13]其结果有“正涵化”的主动接受与“负涵化”的被动接受。这其中又有“取代”“综摄”“增添”“文化萎缩”“起源”“排据”等六个方面的现象。[14]内蒙古的北疆文化，既是地方性特色文化的直接表征，又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性的具象化外延。

其中包含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等多个类型的文化单项，而这些文化单项间并非完全隔绝，而是经过时间的流动和群体间的交往而相互渗透，而这正是文化涵化所带来的积极表现，既保留了原本的文化核心生态的健康发展，同时又吸纳了其他文化的优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游牧文化是中俄蒙跨境民族间的相同或相近文化，但在三国内部由于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等原因，已经形成了“同源异构”的文化观。

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在天人合一、中庸、和而不同的核心文化观观照下，形成了多元文化认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蒙古国在长生天和成吉思汗祖先崇拜文化观下的民族文化认同、俄罗斯在东正教文化观下形成宗教性与聚合性的东-西方文化认同。[15]可以看出，复合式的北疆文化在出境时，遇到俄蒙两个传播对象，其文化折扣主要表现在因文化观的差异带来的认知层面的障碍。蒙古国在面对外来文化时表现的更为警惕，例如蒙古国官方曾发表声明提出“全面警惕蒙古族文化嬗变，被其他民族文化消融，传统习俗消逝，精神退化”。[16]

这一声明不仅是对于周边两个大国的文化警惕心理，也包括其自身文化民族主义的一元性表达。而俄罗斯则是因为由高语境文化向中低语境转述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偏差，导致传播对象的认知只停留在一些文化的显性层面。所谓高语境文化是“语言自身所指并不能涵盖行为主体所欲表达之意，需要结合行为主体阐述语言的语境进行分析，因此高语境文化通常较为模糊。”[17]从“一带一路”到“万里茶道”再到北疆文化，这些均属于高语境文化。

一项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青少年对中国的认知调查显示，年轻一代对于中国的认知主要集中在美食、建筑、汉字、茶叶、熊猫、京剧等显性元素，而对于中国深层次的制度文明或科技进步等维度的认知则表现出并不了解或没有兴趣。[18]可以看出，在面对复合式的中国文化，俄蒙两国因“文化涵化”导致的“同源差异”以及高语境向低语境转化过程中信息的编码-解码产生了误差，最终致使彼此间产生认知差异，令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二）复杂地缘关系导致内外周边情感关系不稳定

从历史和地缘作为时空坐标来看，中俄蒙三国处于东北亚的纵轴上，既有相似的共项文化，又有各具特色的差异元素；既有历史上友好往来的美好记忆，又有彼此针锋相对的紧张时刻，可以说三国关系一直处于整体向好但偶有偏差的变动之中。

历史上，中蒙两国关系特殊，一方面在古代社会，因政治因素以及“宗藩思想”的影响，蒙古高原也长期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为同文同种的蒙古族的不同部族间，长久以来因多重互动，而在文化的诸多方面具备相同之处。蒙古国独立后，为了切断这种特殊的联系，蒙古国一度向苏联靠近，并长期受苏联影响，将文字改为与俄文相似的西里尔蒙古文，同时也将俄语作为蒙古国的第二大语言被广泛使用，在此基础上许多蒙古国民众长期接受来自苏联模式下的教育，进而导致“苏联解体后仍有很多蒙古人对苏联曾给他们带来的‘安宁’生活心存感激。”[19]此后，蒙古国在1994年国会通过并制定《蒙古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构想》以及2000年以后通过“施政纲领”，其对外话语表达为“开放、不结盟、多支点的和平外交政策”。[20]

这一系列对外政策的提出，使得在陆上与蒙古国并不相邻的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建立起了所谓“第三邻国”关系。而这些国家在战略上的拉拢以及文化上的影响，也让蒙古国与它们虽然在地缘上并不相邻，却在心理和情感上不断靠近。例如韩国文化对蒙古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消费品、美发店到韩国料理、韩式咖啡店，“走在乌兰巴托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韩国风格的景观。”[21]而年轻人对于韩国文化的喜爱表现在对K-pop（流行音乐文化）和韩剧的追捧，更是将韩国作为除劳务移民外的主要留学热门地，并将韩国文化在留学之后再次带回蒙古国。

而这一表现也符合了周边传播四个模式中的“飞地式传播”特点，即从一个文化的中心经由人体叠加便捷快速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带到另一个文化的中心。基于复杂多变的地缘关系，导致了作为内周边的内蒙古，面对外周边的蒙古国、俄罗斯也存在着从战略安全不足到情感距离疏远的隐患，这无疑对构建国家间的良好伙伴关系，会产生磨损和消减等负面效应。

战略传播认为“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其目标包括认知提升、形象塑造、身份建构、态度转变、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化。”[22]作为“在周边传播”的主体，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内蒙古面向俄蒙两国的传播实践。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文化表征论述指出，“文化是一个过程、一种实践，按照构成主义的观点，文化表征是创造意义，是将传递的信息意象化，通过语言或符号表述出来的过程。”[23]并且借由三个不同序列的事物创造出“经验的世界”“概念的世界”“符号的世界。”而文化表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用来再现文化的相关元素是形塑认同的重要来源。”[24]

这一过程可以说与战略传播中的身份建构、态度转变以及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化等目标相一致。无论是作为诸如语言、故事、传说等抽象再现类型，还是建筑、图腾、碑文、节庆仪式等具象再现类型，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互联互通的意义空间。“游牧文化”并不等同于“内蒙古地区文化”或“蒙古国国家文化”又或者俄罗斯的“蒙古部族文化”，而是因时间、空间、人类社会互动之下形成的共融共生型的地缘性族群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地缘性特征，同时又具有世界性、圆融性特点。内蒙古作为“在周边传播”的主体，“游牧文化”是构成北疆文化出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塑造文化多元共生、和谐发展的周边“封面形象”的重要符号。因而，以文化作为传播策略，成为内蒙古“在周边传播”的重要捷径。

（一）优化叙事，传播地缘共项，构建良好北疆形象

地缘通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因地理位置彼此相邻、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关系；地缘优势则更强调生活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地理空间内的人类群体因文化基因相似、人文交流频繁、人员往来密集等因素产生的彼此间认同。而其中文化的相似或相同是拉近共同地缘下，不同社会结构背景的群体间，产生文化认同的关键。

以守望相助理念、“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三位一体为核心的北疆文化既是特殊的北方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的主要叙事内容，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最佳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外既要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又要传播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多彩文化，以德服人，以礼服人，以文服人，加强情感认同。”[25]而北疆文化中既有和俄蒙两国相近或相似的“游牧文化”，又有独具魅力的反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立体化、多样化、差异化文化类型。

在面向两个邻国时，既要传播中蒙俄三国在新时代因文明交流互鉴而产生的全新周边故事，又要传播北疆文化中“爱国、忠诚、团结、担当”的民族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奋进的故事。而这也符合周边传播效果论中，正向、积极的自周边与它周边传播效果，即“树立或者塑造传播者的好形象，营造传播者和被传播者友好的印象或氛围。”[26]同时，厘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内而外、循序渐进的关系，并逐步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27]

（二）拓宽视野，打造区域国别视阈下的复合周边主体

传统对外传播主要指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传播主体，开展宣传意味浓重且“一刀切”式的对外信息传播活动。这一活动在对外工作中必不可少，也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必要媒介手段。然而伴随数智技术的不断提升，从过去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到认知引导权的把握，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对外传播工作中显然已经力不从心。基于此，需要拓宽视野，打造符合周边线圈和区域国别焦点的复合式周边传播主体。

首先，优化并拓展官方传播主体。内蒙古已经拥有内蒙古日报社索伦嘎新闻中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草原之声广播等从融合媒介到广电外宣媒体的在地化国际传播体系，并且分别与蒙古国的MGLnews.mn、桑斯尔有线电视台、毕力格萨纳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展开了媒体联合采访、媒体活动日等活动。目前来看，境内外媒体之间、传统大众媒体与数字媒体间的融合度尚有空间，合作的境外媒体“朋友圈”也亟须扩大，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媒体间融合尚显不足、俄文译介信息相比蒙古文较少，未来可强化与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合作。在中俄蒙合作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传统媒体+新媒体+AI的全新传播主体，发挥好算力优势，在体现周边工作“亲、诚、惠、容”的基础上，构建并引导好区域认知体系，搭建多样化、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

其次，利用好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化优势，成为在周边传播的最佳主体。无论是在媒体报道中的小人物小故事，还是因共同的文化遗产而形成的区域化节日仪式。在语言相近、习俗相似、共同记忆相合的边疆区域，发挥着周边文化吸引力的功能。在“一带一路”和蒙古国提出的“草原之路”以及中俄蒙三国构建“万里茶道”的倡议下，都需要以人文交流互动才可以实现，而跨境民族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和文化优势，在共同的地缘空间内，共话新时代中俄蒙民间交流的友好故事，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书写并创造共同文化记忆。

最后，从战略优化出发，贴合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焦点，充分利用内蒙古的在地优势，培养一批从语言到思想再到政治素养过硬的区域国别实务型和研究型人才。目前在内蒙古已有的高校中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国研究中心和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院已经分别从综合研究领域到语言历史民族领域展开学科交叉的研究互通。下一步，可以尝试在多所在地高校试点，从不同学科交叉方向培养出一批适用于促进区域周边合作交流的人才，将其与媒介高端领域和跨界民族的民间主体结合，形成第三支力量，更强而有力地向俄蒙两国传递立体式、多元化的北疆声音、中国声音。

（三）升级结构，整合提升周边文化交流资源

作为复合型的北疆文化，内蒙古不仅拥有多元共生的文化资源，同时又有丰富多彩的自然风景资源，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的广袤无垠，到黄河“几”字弯的秀美旖旎，再到巴丹吉林沙漠的大漠孤烟直，自然风光也展示出多样性的各美其美。提升内蒙古在周边区域的影响力，不仅要优化共创其文化资源，对文旅资源的开发利用亦是重要的着力点。政府和企业可以借助夏季的那达慕大会、呼和浩特的夏季旅游文化节、包头的“三娘子”文化旅游消费季、阿拉善英雄会、锡林郭勒的冰雪那达慕、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夏季游牧文化节等自然旅游资源为契机，拓展场景式文化消费，并且利用冰雪、沙漠、草原、湿地等一系列自然旅游项目，形成新的旅游产业模块，吸引更多包括俄蒙两国在内的海内外游客。

此外，以城市为焦点，打造特色鲜明的“周边的中心城市”，形成传播北疆文化周边的最佳地方空间载体。按照周边传播理论，提升城市形象的新策略之一在于以“共意空间”为中心的物体的周边传播。[28]以呼和浩特市为例，作为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科教中心，其城市形象又是内蒙古形象的“窗口”。来自大召的蒙汉藏融合的召庙建筑群、在蒙汉民族和平交往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阿勒坦汗宏伟塑像、象征着革命峥嵘岁月的乌兰夫纪念馆等都通过“物”的媒介方式向城市居民与八方来客共享意义空间。而通过政府和官方媒介宣传以及网络短视频、网红直播的立体化传播，则更容易打造城市的焦点IP，使内蒙古的北疆文化具象化。

作为我国“向北”传播的窗口和阵地，内蒙古面向俄蒙传播既有地缘的优势和必要性，又有其紧迫性与瓶颈。而文化作为战略，既是打开传播思路的钥匙，又是优化周边关系的捷径。未来，内蒙古需进一步打开传播渠道，拓展传播观念，深度挖掘文化资源，优化自身的北疆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提升我在东北亚周边传播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4BXW02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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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源，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

编辑：徐 峰

来源：新闻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