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6月20～23日，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杂志社《西域研究》编辑部、新疆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宋辽金时期的西域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塔城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以跨学科视野推动学术创新
——“宋辽金时期的西域历史文化”
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锦绣
2025年6月20～23日，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杂志社《西域研究》编辑部、新疆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宋辽金时期的西域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塔城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大学、新疆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故宫研究院、上海博物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学术研讨会聚焦于6～14世纪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交融与发展，以及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关键地位。
宋辽金时期，西域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多政权并列，多民族融合，多语言交流与书写，多元文化交相碰撞，社会形态多元互嵌的特点，延展了西域的范围，将中原文化更深地传入西域腹地，发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时期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关键时期，也造就了西域的特色，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本次研讨会以宋辽金时期西域的历史文化为议题，与会学者聚焦多语种文献，关注多民族多政权发展及其贡献，探讨多元文化在西域的交汇共融，运用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方法，共同梳理、总结这一时期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探索、反思西域研究的理论阐释新路径，凸显了新时代国内外西域研究的前沿问题成果，展现了与会专家学者深厚的学术累积与丰富多元的研究格局。发言选题从历史、考古、文化、民族史等多个维度进行反思、阐释，体现了西域学者创新探索精神。本次会议议题丰富，新的研究思路、方法、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NO.01多语种文献研究
古代西域历史文化研究，是涉及语种最多的领域。目前古代西域多语种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多语种文献资料为深入研究和推进西域历史文化的认识，奠定了新的基础。本次会议学者利用多语种文献研究西域文化，为一显著特色。
刘迎胜在审音勘同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他的《13—14世纪东亚世界地图中的“阿弥那昔南”》一文，在总结经过欧亚草原和中亚传入的欧洲地名、人名审音勘同后，对《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之“阿弥那昔南”提出新解，指出阿弥那是教皇所居之阿维农的音译，“昔南”中的“昔”是突厥语第三人称属格，“南”是波斯语的nam，表示名称。“阿弥那昔南”是突厥—波斯语混合词。对这个词的追根溯源，展示了这一时期多语言混合交融的特色。
由于不同文明之间语言观念的传播特点，一些政治—文化—地理概念在不同语境内涵和意义会发生变化。华涛《蒙古西征前夕中亚社会的若干政治—地理概念——穆罕默德·奥菲〈智者精华〉研究》一文，在深入研读阿拉伯文献，尤其是穆罕默德·奥菲《智者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波斯文献，探讨了秦、马秦、契丹、突厥、桃花石等概念的内涵和意义差异。通过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蒙古西征前夕中亚社会对东方的认知和命名逻辑，以及这些概念在当地文化语境中的内涵与意义。
邱轶皓《见诸拜巴儿思著作中的金帐汗国—元朝关系》一文，突破利用俄文资料研究金帐汗国的局限，梳理了拜巴儿思·蛮速里《知识的精华》中对金帐汗国的记载，分析了其中关于术赤汗对元朝的态度、金帐汗国在促进马穆鲁克与元朝外交和贸易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信息，这些内容在汉文、波斯文史料中没有记载或被掩饰。他将中文、波斯和阿拉伯文献相互比勘、印证，为多语种史料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也为理解元朝与周边汗国的政治互动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同文明在历史书写中都有叙事策略和价值取向。不同语种的历史书写，体现了史学与权力的关系。阿古达目、史晴晴《波斯史学中的西辽叙事》一文，关注蒙古征服对中亚地方史书写传统的影响，探讨了波斯史学中西辽叙事所体现的波斯—伊斯兰文明叙事中“自我—他者”的建构关系，指出在波斯史学所建构出的总体文明框架中，西辽始终被置于“异质的边缘文明”位置。这展示了对多语种文本的史学史关注。
张永榜《蒙古入侵之前伊斯兰世界的突厥起源叙事——兼论乌古斯可汗传说的形成时间》则关注塞尔柱人崛起后，伊斯兰世界的突厥起源叙事的历史书写。他指出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形象经历了从异教徒到伊斯兰守护者的转变，并被纳入雅弗世系；塞尔柱人崛起后，乌古斯人起源的叙事发生变化；乌古斯可汗传说在13世纪初才逐渐成型，并出现了口头传统和在波斯—阿拉伯语文献中的两种演变路径，反映了波斯精英对乌古斯人的态度变化以及伊斯兰文化对突厥起源叙事的影响。
此外，贾衣肯《〈太平寰宇记〉“青山”“金海”考》结合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将《太平寰宇记》中的“青山”比定为碑铭中的kögmän，即“曲漫山”，“金海”比定为今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阿巴坎河右岸的金湖（Altïn köl）。这些认识体现了多语种文献比勘的特点。
NO.02多民族交融研究
“西域”是“历史形成的民族空间”，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经营西域，奠定了新疆多民族关系格局，形成了内聚中原的基本趋势。从各民族交往的整体格局充实古代西域治理内涵，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苗普生《辽宋金蒙元时期伊西庭三州的民族融合》一文，梳理了这一时期伊西庭三州的民族融合脉络，提出对待民族融合应持开放态度，民族融合并不完全是通过通婚实现的，宗教信仰、文化认同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等观点，并概括宋辽金时期是游牧文化主导新疆历史的时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李艳玲《西域绿洲政权与突厥汗国关系考述》，立足西域绿洲政权，探寻其与突厥汗国关系，指出西域绿洲政权臣属于突厥的时间存在差异，臣属关系也较为松散，部分政权采取两属策略。西域诸绿洲政权对中原华夏的认同，为隋唐对西域的统辖和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赵剑锋《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宋会要〉西域史料与西域民族史料互证研究》，以宋代西域与中原关系为切入点，通过系统比勘《宋会要》官方记载与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等民族史料，构建多元互证研究范式，还原了宋代西域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互动图景，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动态过程。
加依那·团结《禅心交映，域外传灯：元代禅僧明本、惟则师徒与畏兀儿僧俗的来往互动研究》，以微观角度探索人际网络及多元文化背景，通过元代禅僧明本、惟则师徒与畏兀儿僧俗的来往互动，分析江南禅宗与畏兀儿群体的思想文化交流，所体现的元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精神靠拢与认同建构。
吴爽《辽宋元时期西域的汉语使用》，探讨了唐代汉文化影响衰落后的西域汉语使用，指出西辽时期契丹贵族推崇汉文化使汉语保持官方用语地位，元代国家统治促使汉语发生变化，民族交融加速了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
刘国俊《论元明时期蒙古朵豁剌惕家族对于天山以南的经营及其历史贡献》论述了14～16世纪蒙古朵豁剌惕家族在天山以南崛起后的政治格局，认为朵豁剌惕家族在天山以南的经营有利于填补元朝退出后的治理失能，加强明朝对该地的影响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和各民族间的交融。
这些研究，从多角度探讨了西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趋势。
NO.03考古发现与遗址、文物研究
考古发掘为西域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引发了新的议题。考古发现与遗址文物研究，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亮点。
刘瑞俊《也迷里故城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介绍了近年来也迷里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探讨了该遗址丰富的遗迹和大量出土遗物所显示的西辽及蒙元时期该地区的文化特征与社会经济生活，指出遗址中既有西亚陶瓷器、古阿拉伯文刻划文字，又有中原地区器物、汉字及圆形方孔铜钱等。房址、灰坑等遗迹以及农业工具和游牧特色器物的共存，体现了农牧文化的互动交融。这些考古成果为研究历史时期西域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多元文化互动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实证。
艾力江·艾沙《10世纪喀什绿洲小城面貌——汗诺依考古的初步认识》，介绍了汗诺依城墙、房址、道路、水渠、作坊等遗迹的新发现，分析了出土陶器、钱币、瓷器、金玉饰件、玻璃、水银瓶、牌示、骨器等文物特征及地方特色，探讨了唐宋疏勒城邑的生产贸易。与也迷里故城遗址不同，汗诺依展示的是绿洲城邑的特点。也迷里故城遗址与汗诺依遗址，成为宋辽金时期西域游牧与农耕城址的典型代表。
张弛《宋元“不剌城”方位考辩》，结合考古成果、历史文献及交通路线考证，认为今新疆博乐市以东的达勒特古城即“不剌城”，附近的青得里古城、耶甫得尔合古城均为其附属城邑。这一结论为研究宋元时期天山西部交通和城市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玛迪娜·居马力甫《13—14世纪丝路沿线的墓葬艺术与多元文化交融》，从蒙古衣冠画像、墓葬内部空间模拟与山水图像、工匠流动与墓葬文化多元交融三个方面，探索了蒙元时期不同地域、物、技术和观念的互动，指出蒙元时期北方汉人墓葬壁画中有蒙古衣冠，游牧化的室内模拟与山水图像同时出现，而通过工匠的移动，“燕云模式”与中亚细节互动融合。这有助于了解蒙元时期多元文化交流及其影响，进而揭示这些影响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意义。
此外，余辉、胡嘉麟、林欢都对西辽文物进行了研究。余辉《西辽物质文明初探》通过整理分析西辽文物，认为西辽文化基因源于唐、北宋农耕文明与儒家思想，其物质文明在中亚地区不断发展，同时与当地民族融合，靠近伊斯兰文化，体现了西辽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上的独特轨迹。胡嘉麟《西辽国出土钱币研究》，专注于国内研究成果不多的西辽钱币，指出其钱币因存世稀少且历史背景独特而成为研究重要资料，中亚出土钱币为明确西辽钱币类型和版式提供了标准，这些钱币见证了西辽与周边经济活动以及汉文化与中亚文明的交汇。针对西辽物质文化理论与考古的矛盾问题，林欢《“西辽无重器”——以额敏博物馆相关藏品为例》提出了应摆脱辽文明，结合西辽的迁徙历程，注重当地化探寻西辽文物特点的观点。这对确认西辽文物及西辽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NO.04多政权研究：西辽历史的多维解读
西辽是宋辽金时期西域的一个重要政权。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西辽历史文化展开研究。
曹流《西辽“汉式制度”的正统性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穆斯林世界与游牧社会中的确立》一文，指出西辽采用“汉式制度”，通过“汉契二元制”和“中原汉制”模式，在西域和中亚多元复杂的环境中赢得民众支持，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揭示了西辽在政治制度构建上的策略及其对文化融合的推动作用。孙文政《耶律大石与中西文化交流及汉文化在西域传播》则强调了耶律大石在中亚的影响。
对西辽文物，与会学者也进行了多层次解读。刘瑞俊指出，主体遗存为西辽及蒙古时期的也迷里故城，出土器物形态上既有典型的西亚地区的陶瓷器也有大量的中原地区的器物，陶器上出现的刻划文字既有古阿拉伯文也有汉字；出土的铜币既有大量的压印式圆形“察合台钱币”或“窝阔台钱币”，也有中原地区的圆形方孔铜钱如“崇宁重宝”“崇宁通宝”等，显示出该遗址与周邻区域存在密切的人群往来与文化与技术交流。余辉对西辽物质文明进行了探析；胡嘉麟以钱币为中心指出西辽是唐以后中原文化传播至中亚的小高潮；林欢则指出西辽具有因俗而治、融入当地生活的特点；西辽文化是在漠北草原游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受到西域本土文化的影响；其物质文化涵盖了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多方面，是东西文明交融的成果，深深扎根于新疆地方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治制度到遗址、文物等物质文化，这些对西辽历史文化的多维探索，必将推进西辽史及西域史、中亚史研究的深入。
NO.05边疆治理与多元文化研究
西域是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施政空间，从政治、经济、民族等多维度的边疆经营与中原统筹发展，一直都是中国大一统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金闯《两宋和于阗的往来》从玉石、马匹、货币三个方面，研究宋和于阗的贡赐关系，指出于阗的美玉、宝刀、良马等在宋朝受到珍视，宋朝人对于阗货币、地理等内容的记载，为研究民族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
李锦绣《西域社稷祭祀与华夏认同》，根据王延德《西域使程记》中高昌行春秋二时社稷祭祀的记载，追溯历代地方州县社稷祭祀制度演变，并根据史籍、文书等资料分析唐代西域州县社稷祭祀的具体实施。指出北宋时期西域仍行唐社稷祭祀之礼，表明唐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已从风俗等习惯深入到礼仪思想之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域的华夏认同。
唐晔《摩尼教在中国唐宋时期的传播》，分析了摩尼教在唐武宗时期遭毁灭打击后，从兴盛到转入地下秘密流传的过程，以及在民间以秘密宗教形式存在对下层人民反抗压迫的影响，揭示了摩尼教在历史上的演变轨迹。
李鸣飞《蒙元时期西域交通道的南移》，探讨了蒙元时期因统治中心转移和政治格局变化，西域交通道发生的两次南移，并分析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指出元代中后期，陆海并行的交通格局形成，海上交通日益重要，但陆路仍未废弃，这种交通结构体现了当时交通技术进步和人们根据需求的理性选择。这种大视野的交通路线研究，为理解蒙元时期的东西方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总之，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涵盖了西域从古代至元明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交融与发展。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独到见解，为宋辽金时期西域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带来了诸多新的思考与启发。通过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和交流，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西域历史的认知，也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以及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达到了本次会议要求的“以跨学科视野推动学术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研究贡献智慧”的目的。
宋辽金时期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依然任重道远。目前宋辽金时期西域历史文献考古资料还不能够完全支撑从微观到宏观、从中原到西域到周边一系列边疆治理问题的认识，更需要学者更新知识，努力爬梳，深入分析，从多角度研究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形成的理论阐释、探讨边疆与中原的内聚关系，将西域研究与当下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区域文化发展相结合，进行历史解读。“宋辽金时期的西域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为此搭建了平台，希望在此平台的基础上，西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跨学科合作，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深入挖掘和整理相关历史资料，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内容，为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西域历史与文化交流学术体系而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编校：杨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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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