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中以“Китай”指代中国，当马可·波罗的“Cathay”塑造欧洲的东方想象，这些跨越时空的称谓已超越语言符号，成为文明互文的见证。郑子宁的《中国的十个名字》以语言学为工具，在三千年的文明交流地层中挖掘，将散见于青铜铭文、波斯典籍、拜占

当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中以“Китай”指代中国，当马可·波罗的“Cathay”塑造欧洲的东方想象，这些跨越时空的称谓已超越语言符号，成为文明互文的见证。郑子宁的《中国的十个名字》以语言学为工具，在三千年的文明交流地层中挖掘，将散见于青铜铭文、波斯典籍、拜占庭史书的名称碎片，拼接成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认知图景。这部著作不仅是对“中国”名称的考据，更是一场关于文明身份的思辨——在全球史视野下，每个称谓都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相互塑造的复杂光谱。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内壁，“宅兹中国”铭文将“中国”概念锚定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郑子宁指出，周人刻于礼器上的“中或”（“中国”早期写法），本质是征服者的政治宣言：这个西部族群通过将洛阳定为“天下之中”，构建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观。这种“中心叙事”非中华独有：古印度以“摩诃至那”（伟大的中国）尊称大唐，古希腊的“Seres”（丝国）指代东方，皆表明早期文明借命名确立自我中心。何尊铭文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认同”文字见证，也预示了后世文明对话中“命名权”的争夺逻辑——唐代景教传教士在长安立碑时，不得不使用“中国”转译基督教普世教义，无意中实现了文明话语权的首次让渡。

在“China”的词源探索中，郑子宁展现了出色的语言分析能力。他构拟古汉语发音（“秦”中古音/dzin/），揭示波斯语“Chin”、梵语“Cina”、希腊语“Thin”的语音关联，有力支持“秦音说”。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进一步提出稻作文明假说：印度阿萨姆邦对南方族群的“China”称谓，可能源自粳稻种植技术的传播，暗示海上丝路的文化交流早于陆路。这种多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单一词源叙事，揭示“China”实为贸易网络、军事征服、技术传播共同塑造的认知集合体。正如17世纪欧洲称景德镇瓷器为“chinaware”，瓷器本身并未定义中国，而是中国的文明特质通过器物贸易被不断重塑。

辽王朝（916年建立）意外成为文明命名的重要枢纽。耶律阿保机的骑兵阻断中原与西域交通后，中亚商旅只能通过契丹了解东方，“Khitay”（契丹）遂成为中国的代称。蒙古西征将这一称谓带入斯拉夫语系，最终形成俄语“Китай”。郑子宁指出，这种“语言殖民”本质是军事霸权的文化投射——正如罗马帝国推广“Christianus”（基督徒）身份，辽朝控制丝路信息通道，重构了“中国”概念。命名权的争夺在喀喇汗朝“桃花石可汗”钱币上更为微妙：中亚统治者将北魏鲜卑族名“桃花石”（Taugas）与“可汗”结合，既示中原认同，亦建草原帝国合法性。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将“桃花石”附会为“上帝之子统治的国度”，则暴露跨文化传播中的想象建构——真实中国在转译中被异化为神权幻象。

明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双语铭刻，是文明对话中翻译政治学的典型案例。郑子宁指出，叙利亚传教士将“弥赛亚”译为“弥施诃”，“教会”称作“寺”，这种“以佛释耶”的策略，旨在为异域宗教争取文化合法性。“大秦”称谓的选用尤为关键：它借用汉代对罗马的旧称，又契合中国“天下观”的“远夷慕化”叙事，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混合符号。这种命名的妥协与创新，在利玛窦的地理正名中达到高峰：他通过实测证明“Cathay”（契丹）即“China”（明朝），不仅终结了欧洲三百年的认知混乱，更推动东方从“传说国度”向“可认知文明体”的转变。命名的纠偏背后，是全球化初期文明认知框架的激烈碰撞。

郑子宁的学术贡献，在于将比较语言学拓展为文明互鉴的工具。他构拟原始汉藏语系的语音演变，揭示“荆楚”与“Chin”的音系关联，将长江流域文明纳入全球认知网络；通过分析蒙古语“契丹”（Khitad）与满语“中国”（Dulimbai Gurun）的构词差异，展现草原帝国对中原文明的复杂态度——承认“中央之国”的文化优越性，同时坚守自身政治主体性。这种跨学科研究在“妙香国的胞波”一章集中体现：作者结合缅甸语构词法、《马可·波罗游记》的香料贸易记载及云南南诏碑刻，论证东南亚对中国的认知源于政治朝贡体系与民间商贸网络的共同作用。“胞波”（同胞）称谓的形成，不仅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更是文明共生的象征。

《中国的十个名字》的方法论价值，在于构建了“语言考古学”的新范式。郑子宁突破传统语言学的界限，整合考古实物（何尊、五星出东方织锦）、历史文献（《元朝秘史》、波斯《列王纪》）、民族志材料（东南亚华语方言），形成多维的文明解读体系。分析“震旦”（Cīnasthāna）梵语音译时，他既追溯佛教经典传播路径，又结合唐代长安的国际都市背景，揭示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增殖。这种方法不仅赋予词源考证历史深度，更使语言学成为连接考古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桥梁。

这部著作最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文明哲学洞见：所有称谓都是流动的历史建构，不存在本质化的“中国”。波斯典籍的“Ṣinistan”（中国之地）蕴含粟特商队的贸易印记，日本文献的“唐土”承载律令制国家的文化印记，越南史书的“北朝”暗含小中华意识的政治定位——它们共同表明，“中国”的身份始终处于动态生成之中。郑子宁特别指出，明代《永乐大典》对“China”的多样译法，正是中华文明内在开放性的印证：它从未拒绝在他者的镜像中重新认识自身。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中国的十个名字》具有特殊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自信不在于固守“中央之国”的历史荣光，而在于理解每个称谓背后的文化基因链。当TikTok博主用“Zhongguo”演绎汉服，阿拉伯语新闻将中国与“一带一路”并置，这些称谓的当代流变，正是古代“桃花石”“摩诃至那”的现代回响。正如三千年后何尊铭文被赋予新意，中国的文明身份也在持续的跨文化对话中不断重构。

站在文明对话的新起点，郑子宁的著作成为一座语言学的巴别塔，让我们俯瞰不同文明命名与认知的图景。青铜器上的“中国”、波斯文书里的“Chin”、丝路驼铃中的“桃花石”，共同书写着一部未完成的文明叙事。它昭示着，每个称谓是文明接触的化石，每次翻译是权力关系的铭文，而一切语言考古，终是为了在流动历史中探寻人类共同的精神根基。当学会以敬畏解码他者眼中的中国，方能领悟到文明的真谛在于开放对话而非封闭独白。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