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老师的手很暖，覆在我的手背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雪花膏香气。她的指尖很轻，调整着我握炭笔的姿势，那力道与其说是纠正，不如说是一种提醒。

“别分心，看着我的眼睛。”

林老师的手很暖，覆在我的手背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雪花膏香气。她的指尖很轻，调整着我握炭笔的姿势，那力道与其说是纠正，不如说是一种提醒。

我当时十六岁，正在县文化馆二楼最东头的画室里，对着一尊裂了纹的维纳斯石膏像画素描。九五年的夏天特别长，窗外的蝉鸣像砂纸，一下一下磨着人的耐心。我的心早就飞了，顺着光影的缝隙，溜到她微动的睫毛上，她说话时轻轻抿起的嘴唇上。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小石子，准确地投进我心里，荡开一圈圈涟漪。我猛地回神，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窘迫地看向她那双清澈的眼睛。

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里面有鼓励，有温和，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东西，像是隔着一层薄雾的湖水，很深，很静。

“画画，手要稳，心要静。”她松开手，退后一步，重新审视我的画板，“你这里，明暗交界线处理得太急了，要过渡，像这样，慢慢来。”

她拿起一根新炭笔，在我画纸的角落里示范。沙沙的笔触声，是整个下午最动听的音乐。

在认识林老师之前，我的世界是灰色的。成绩不好，性格内向，在家里，我爸是国营棉纺厂的二级钳工，沉默寡言，最大的娱乐是喝两口小酒，看《新闻联播》。我妈在街道工厂糊纸盒，每天都在为柴米油盐和我的未来发愁。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一看书就犯困，一拿起画笔就能坐上一整天。

在他们眼里，画画，不过是“不务正业”的消遣。

是林老师，第一次对我说：“李卫，你很有天分。”

那天，她站在我的画板前，看了很久。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给她整个人镶上了一圈金边。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句简单的肯定，分量可以这么重，重得让我的心脏都跟着颤了一下。

文化馆的画室，成了我的避难所。在这里，我不用听我妈的叹气，不用看我爸紧锁的眉头。这里只有石膏像、静物台、松节油的气味，和林老师。

她是从市里来的，听说是嫁给了我们县里新上任的一位姓钱的副主任。她和县城里所有的女人都不同，她穿素色的连衣裙，说话细声细语，身上总有一股干净的气息。她从不聊东家长西家短，只聊梵高的向日葵，聊罗丹的雕塑，聊光和影的故事。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考上美术学院，或者，直到我画出让她真正骄傲的作品。我把这种稳定当成了理所当然，就像夏天总会有蝉鸣一样。

那个稳定的假象，在一个闷热的周六下午，被我爸的一声叹息彻底击碎了。

那天我从文化馆回来，刚推开家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我爸坐在饭桌旁，面前摆着一盘花生米，一瓶已经空了一半的白干。他没看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墙上泛黄的挂历。

我妈在厨房里，水龙头的声音开得很大，像是在掩盖什么。

“爸，我回来了。”我小声说。

他没应声，只是拿起酒杯，又灌了一口。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白天喝酒，还喝得那么急。

晚饭的时候，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眼睛却是红的。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单调声响。

终于，我妈忍不住了，放下筷子，对我说：“小卫，你……你林老师的爱人，是不是在县里当领导？”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嗯，是钱副主任。”

“那……你跟林老师，关系好不好？”她问得小心翼翼，像是在试探什么。

“挺好的，林老师很照顾我。”我老实回答。

我爸“砰”地一声把酒杯顿在桌上，酒液溅了出来。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声音沙哑：“小卫，你爸这工作，可能要保不住了。”

棉纺厂要减员增效，名单已经拟好了，第一个就是他。因为他前阵子跟车间主任吵了一架，人家给他穿了小鞋。而最终拍板签字的，是我妈口中那位“钱副主任”。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爸在棉纺厂干了二十年，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就是他的第二层皮肤。我无法想象他失去工作的样子。

“小卫，”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她握住我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糊纸盒，指关节粗大，布满细小的伤口，“你……你能不能去求求你林老师？让她跟钱主任说句话？就一句话，你爸就能留下。咱家……不能没有这份工资啊。”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冰窟窿。

让我去求林老师？

求那个跟我谈论艺术、谈论理想，把画室变成我唯一净土的人？

让我把家里这点俗不可耐的、带着酒气和油烟气的烦心事，摆到她面前，让她去为难？

这无异于让我亲手打碎我最珍视的东西。

我张了张嘴，一个“不”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我看着我爸那张被酒精和愁苦浸泡得毫无生气的脸，看着我妈那双充满乞求和期盼的眼睛，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了，疼得缩成一团。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回想着我妈的话，和我爸沉默的背影。窗外，月光照进来，把墙上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怪物。

画室里的雪花膏香气，和我家里浓重的烟火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林老师代表着那个美好的、纯粹的世界，而我，却要亲手把两个世界搅和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气氛更加沉重。我爸的话更少了，每天回来就是喝酒。我妈的叹息声，像针一样，一下下扎在我心上。

我去画室的时候，再也无法专心。炭笔在手里变得有千斤重，眼前的石膏像，在我眼里扭曲成我爸那张愁苦的脸。

林老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李卫，你怎么了？最近画画总是走神。”她走到我身边，轻声问。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含糊地说：“没什么，可能……最近有点累。”

她没再追问，只是静静地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她的沉默，比任何追问都让我感到煎熬。

我知道，我必须做出选择了。一边是家人的生计，是我爸半辈子的依靠；另一边是我的精神寄托，是我小心翼翼维护的纯粹。

这个选择题，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太沉重了。

周五下午，画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同学都回家了。我磨蹭着，收拾画具的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我在等一个时机，也在积攒开口的勇气。

林老师在整理画架，她的侧影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格外柔和。

“林老师。”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她回过头，对我笑了笑：“怎么还不走？”

我的心脏跳得飞快，手心全是汗。我把画板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块盾牌。

“我……我有点事，想跟您说。”

“哦？什么事？”她停下手里的活，认真地看着我。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磨得发白的帆布鞋鞋尖，把在我心里排练了无数遍的话，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声音说了出来：“我爸……在棉纺厂上班。厂里最近要裁员，名单上有他。我妈说……说最后签字的人，是钱主任。所以……所以……”

我说不下去了。每一个字都像刀片，割着我的喉咙。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烧得我无地自容。

我把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干净的窗户纸，亲手捅破了。我把世俗的交易，带进了这间只应该有艺术的殿堂。

画室里一片寂静，连窗外的蝉鸣都好像消失了。

我能感觉到林老师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不敢抬头，我怕看到她眼睛里的失望，或者鄙夷。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才听到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她说。

声音很轻，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但就是这种平淡，让我心里更难受。我宁愿她责备我，骂我利用她。

“对不起，林老师，我不该……”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回去吧。”她打断了我，“这件事，我会去问问。”

我抬起头，第一次看到她脸上那种熟悉的、温和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疲惫。她的眼睛，那片我曾经以为永远清澈的湖水，此刻变得有些浑浊，起了风，起了浪。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文化馆。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风从耳边刮过，但我感觉不到丝毫凉爽。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走了林老师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份不染尘埃的纯粹。

回到家，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追着问我说了没有。我把自己关进房间，用被子蒙住头。

那个周末，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两天。

周一，我爸下班回来，脸上竟然有了笑容。他提着一块肉，还哼着小曲。

“解决了！”他一进门就宣布，“车间主任找我谈话了，说名单搞错了，把我拿下来了。”

我妈喜出望外，双手合十，念叨着“菩萨保佑”。她张罗着要做一顿好吃的，家里的空气，瞬间从冰点回到了春天。

他们高兴地谈论着，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爸的工作保住了，家里的危机解除了。可是，我心里的那个窟窿，却越来越大。

我用我和林老师之间那点微薄的、纯洁的师生情谊，换来了我家的安稳。这笔交易，在我看来，我亏得血本无归。

再去画室，一切都变了。

林老师对我，依然和气，但那种亲近感消失了。她不再手把手地教我，只是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指出我画里的问题。她的眼睛，也很少再和我对视。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画室不再是我的避难所，反而成了一个提醒我“罪行”的审判庭。每一笔下去，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虚伪和功利。

我开始恨自己，也开始逃避。我不再是最后一个走的，总是画完就匆匆离开。

我变得更加沉默，画画也失去了灵气。我的画板上，一片死气沉沉的灰色，就像我的心情。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慢慢淡去，我和林老师的关系，也会在这种不远不近的尴尬中，维持下去。

但我错了。我低估了一件事的连锁反应，也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这种改变带来的痛苦，我开始迫切地想要做点什么，去弥补，去挽回。我不能让林老师就这样对我失望下去。

我的思考，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转变成了“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该怎么让她知道，我不是那样的？”

我想要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她会握着我的手，让我看着她眼睛的下午。

我决定，要画一幅画，一幅真正的好画，送给她。我要用我的画笔告诉她，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个带我走进艺术殿堂的老师，而不是“钱主任的夫人”。

我开始偷偷地画她的肖像。

我不敢在画室画，就在自己房间里，把门反锁。我凭着记忆，画下她的每一个细节。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讲课时习惯性轻蹙的眉头，她微笑时嘴角的弧度。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我把所有的愧疚、悔恨和想要弥补的心情，都倾注在了画布上。我每天画到深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学。

我爸妈看我这么用功，以为我是在为考学做准备，反而很高兴，每天晚上都给我煮个鸡蛋。他们不知道，我画的不是石膏像，而是一个我可能永远失去的梦。

一个月后，那幅画完成了。

画布上，林老师穿着那件素色的连衣裙，坐在画室的窗边。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她的眼神望向远方，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和对未来的憧憬。那是我记忆里，她最美的样子。

我看着那幅画，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我觉得，只要她看到这幅画，她就会明白我的一切。

我打听到，她的生日是下周三。

我决定，在她生日那天，把画送给她。

我把画用牛皮纸小心翼翼地包好，用一根麻绳捆紧。那几天，我坐立不安，既期待，又紧张。

周三那天，我特意穿了件干净的白衬衫。下午放学后，我没有回家，抱着那卷画，直接去了她家。

她家住在县政府的家属院里，是那种带独立院子的二层小楼。这在九五年的县城，是身份的象征。

我站在院子门口，能看到二楼的窗户亮着灯。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那扇厚重的木门。

门开了。

开门的不是林老师，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他个子不高，微微发福，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头发有些稀疏，眼神里带着一股审视的意味。

“你找谁？”他问，声音很沉。

“我……我找林老师，我是她的学生。”我紧张地回答，把怀里的画抱得更紧了。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画卷上，眉头皱了起来。

“她不在。”他说着，就要关门。

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林老师的声音：“老钱，是谁啊？”

男人停下关门的动作，回头喊了一声：“没什么，一个找错门的。”

林-老师穿着家居服从楼上走了下来。当她看到我时，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惊讶、慌乱和一丝恐惧的表情。

“李卫？你怎么来了？”

那个叫“老钱”的男人，也就是钱副主任，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的目光在我、林老师和那卷画之间来回扫视，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

“哦，原来是你的学生啊。”他冷笑一声，语气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嘲讽，“大晚上，抱着这么个东西，跑到老师家里来，有什么事啊？”

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抱着画的手都开始抖了。

“我……今天是林老师的生日，我画了幅画，想送给她当礼物。”我结结巴巴地解释。

“生日礼物？”钱主任的笑意更冷了，“现在的学生，可真懂事啊。”

他一把从我怀里夺过那卷画，粗暴地扯开麻绳，展开了牛皮纸。

当林老师的肖像出现在他面前时，整个客厅的空气仿佛都冻结了。

钱主任死死地盯着那幅画，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呼吸变得粗重。他捏着画纸的手，因为用力，指节都发白了。

“好啊……画得真好啊……”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然后猛地转头，死死地瞪着林老师，“万倩，你可真行啊！”

林老师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画里的样子，含情脉脉的，给谁看呢？”钱主任的声音陡然拔高，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我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你倒好，在家里跟个毛头小子玩这些风花雪月！”

“不是的！老钱，你误会了！他只是我的学生！”林老师急切地辩解。

“学生？有学生大晚上往老师家里跑，送这种东西的吗？”他指着我的鼻子，对我吼道，“你！马上给我滚！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说着，他抓起那幅我倾注了所有心血的画，两只手用力一撕——

“刺啦”一声，画布被撕成了两半。

那一刻，我的世界也跟着被撕裂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张我画了无数个夜晚的脸，从中间断开，变成了两片无力的碎布，掉落在冰冷的地板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听不见了，只剩下耳边持续的轰鸣。

“滚！”

钱主任的一声怒吼，像一记重锤，把我从麻木中砸醒。我踉踉跄跄地后退了两步，转身，逃出了那个让我窒息的院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我只记得，县城的路灯，光线昏黄，把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像个怪物。

第二天，灾难全面爆发了。

我去文化馆，发现画室的门锁了。看门的大爷告诉我，美术班停课了。

“为啥停课啊？”我问。

大爷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摇了摇头，说：“领导的决定，我哪知道。”

流言蜚语，像夏天的蚊虫一样，一夜之间，飞满了整个县城。

版本有很多，但核心内容都差不多：文化馆那个从市里来的漂亮女老师，跟她班上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学生，关系不正常。那学生还画了她的裸体画，追到家里去了，被她当官的丈夫抓了个正着。

“裸体画”三个字，像最肮脏的标签，贴在了我和林老师的身上。

我成了学校里的“名人”。走在路上，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那些窃窃私语，像无数根看不见的针，扎得我体无完肤。

我不敢去上学，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更大的风暴，在家里等着我。

我爸单位里也传遍了。他好不容易保住的工作，现在变得岌岌可危。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是沉默，而是愤怒和失望。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指着我的鼻子，第一次对我动了手。

一个耳光，响亮地扇在我脸上。

“你这个畜生！”他红着眼睛，浑身发抖，“我让你去学画画，是让你学好的！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把我的脸，把咱家的脸，都丢尽了！”

我妈在一旁哭着拉他，嘴里念叨着：“别打了，别打了，孩子还小……”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没有哭，也没有辩解。

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晚了。我的辩解，在那些恶意的揣测面前，苍白无力。

是我，那个想要弥补错误的我，亲手把林老师推向了更深的深渊。我那幅幼稚的、自以为是的画，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毁了她。

我不仅毁了她的名誉，毁了她的工作，可能还毁了她的家庭。

而我，也毁了自己。我失去了我的避难所，失去了我的梦想，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

那段时间，我像一个游魂，在县城里游荡。我不敢去学校，不敢回家，更不敢去文化馆。我曾经最熟悉的三个地方，都成了我的禁地。

我把我的画具，我所有的画，都锁进了箱底。我发誓，我再也不画画了。

画笔带给我的一切，美好的，痛苦的，我都承受不起了。

我每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从城东走到城西，直到筋疲力尽。我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他们说笑着，争吵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而我，像一个被抛出轨道的零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我常常会走到文化馆的楼下，抬头看着二楼那个熟悉的窗户。窗户关着，里面一片漆黑。我知道，林老师已经不在那里了。

听说，她跟钱主任离了婚，离开了这个县城，回市里去了。

她走的时候，悄无声息，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就像一阵风，来过，然后又消失了。只是，她来的时候，是和风细雨，走的时候，却卷起了一场让我永生难忘的沙尘暴。

我的心里，充满了巨大的愧疚和无力感。我觉得，是我那幅画，那份愚蠢的礼物，成了她婚姻破裂的导火索，成了她离开的直接原因。

如果我没有去送那幅画，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

这个问题，像一个魔咒，日夜啃噬着我的内心。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下午，钱主任抓着我的画，表情狰狞。林老师站在一旁，脸色惨白。那幅被撕裂的画，像一只断了翅膀的蝴蝶，飘落在地。我伸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

我从梦中惊醒，浑身是汗。黑暗中，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一下，又一下，像是在为谁敲响丧钟。

我的人生，在十六岁的那个夏天，跌入了谷底。

秋天的时候，天气转凉了。街上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变黄，一片片地往下掉。

那天，我又一次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文化馆附近。我看到看门的大爷，正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清扫门口的落叶。

他看见了我，愣了一下，然后朝我招了招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小伙子，好久没见你了。”大爷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想太多了，”他叹了口气，把扫帚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摇了摇头。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微凉的空气里很快散开。

“有些事，不赖你。”他说。

我抬起头，不解地看着他。

“林老师走之前，回来过一趟。”大爷看着远处，眼神有些飘忽，“就她一个人，来收拾东西。那天，她在这个画室里，站了很久很久。”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她……她说什么了吗？”我颤声问。

大爷又吸了口烟，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她没说什么。不过，她托我给你带个话。她说，要是再见到你，就让我告诉你……”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原话。

“她说，‘告诉他，那幅画，画得很美。也告诉他，一定要继续画下去。’”

这几句话，像一道微弱的光，瞬间穿透了我内心厚重的、密不透风的黑暗。

我站在那里，呆住了。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那幅画，画得很美。

一定要继续画下去。

这是林老师留给我的话。

在我以为自己是毁掉她的罪魁祸首时，她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句怨恨。她看到的，不是那场让她身败名裂的灾难，而是那幅画本身。她肯定了我的画，也肯定了我的才华。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压垮她的，或许根本不是我那幅画，也不是那些流言蜚语。真正让她窒息的，是那个家，是那个叫钱主任的男人，是那个与她格格不入的、充满了算计和交易的成人世界。

她的婚姻，可能早就存在问题了。钱主任的暴怒，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一幅画，而是借此爆发了积压已久的猜忌和不满。

我那幅画，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导火索。

而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用我笨拙而真诚的方式，送上了一份自以为是的礼物，却意外地点燃了他们早已埋好的炸药。

我不是罪人，我只是一个闯入者，一个无意中揭开幕布的人。

林老师的离开，对她而言，或许不是一场毁灭，而是一种解脱。她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让她压抑的地方，回到属于她的世界。

而她留给我的那句话，“一定要继续画下去”，不是原谅，也不是安慰。

那是一种嘱托，一种期望。

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曾经或许拥有过的，对艺术最纯粹的热爱。她不希望这份热爱，因为世俗的肮脏和人言的可畏，而被扼杀。

我一直以为，是我把她拉下了水。但现在我才明白，是她，在我即将溺亡的时候，从岸上，向我扔来了一块浮木。

那天下午，我站在文化馆的落叶里，哭了很久。那是我在那场风波之后，第一次流泪。

我哭的不是委屈，也不是悔恨。

我是在跟那个懦弱的、自责的、想要放弃的自己，做最后的告别。

我回到家，第一次没有躲避我爸的目光。

晚饭时，我对他说：“爸，我想回去上学了。我想考美术学院。”

他愣住了，看着我，眼神复杂。他可能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碰画笔了。

我妈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给我夹菜。

“想好了？”我爸问，声音低沉。

“想好了。”我回答，语气坚定。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点了点头，说：“吃饭吧。”

我知道，这声“吃饭吧”，就是他的同意。我们父子之间，不需要太多言语。那个耳光留下的印记，在这一刻，也仿佛淡去了许多。

我从箱底，重新翻出了我的画具。

当我再次闻到松节油的气味，当我再次用指尖感受炭笔的粗糙时，我的手，微微颤抖。

我没有再回学校。我直接办理了休学，用我爸妈给我攒的学费，在市里报了一个美术高考的冲刺班。

我离开了那个让我熟悉又压抑的县城。

在市里集训的日子，很苦。每天从早上画到深夜，一天要画十几张素描，十几张速写。宿舍、画室、食堂，三点一线。日子单调得像一张白纸。

但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平静。

每当我画不下去，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林老师的话。

“那幅画，画得很美。”

“一定要继续画下去。”

这两句话，像两颗钉子，牢牢地钉在我的心里，成了我坚持下去的全部动力。

我不再去想那些流言蜚语，不再去纠结于那些痛苦的回忆。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画画这一件事上。

我的画，也变了。

以前，我追求的是技巧，是形似。现在，我更想画出对象背后的东西，画出光影里的情绪，画出沉默中的语言。

我的画里，开始有了故事。

第二年，我顺利地考上了省城的一所美术学院。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爸喝了酒，但没有醉。他拍着我的肩膀，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好小子，有出息。”

我妈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

我知道，我们一家人，终于从那场阴霾里，走了出来。

大学四年，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艺术的一切。我逛遍了所有的画展，看遍了图书馆里所有的画册。

毕业后，我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去做设计，或者当老师。我选择留在了省城，成了一个职业画家。

开始的日子很难。我租了一个很小的阁楼当画室，白天打零工维持生机，晚上就通宵画画。

我画过很多人，画过很多风景。我的画，开始有了一些名气，能卖出去了。我的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

我跟我爸妈的关系，也进入了一种新的平衡。他们不再为我的生计发愁，虽然他们依然看不懂我的画，但他们会骄傲地跟邻居说：“我儿子，是个画家。”

他们很少再提起当年的事，我也一样。那段往事，像一道伤疤，虽然已经不疼了，但印记永远都在。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它。

但我知道，我们彼此都记着。我爸记得，他差点失去工作时的绝望。我妈记得，她让我去求人时的无奈。而我，永远记得林老师。

她是我艺术生涯的启蒙者，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她，让我看到了艺术世界的美好；也是那场因她而起的风波，让我提前窥见了成人世界的复杂和残酷。

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她。

我曾经试着打听过她的消息，但都石沉大海。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命里。

但我总觉得，我们还会再见面。

十年后，我举办了我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画展的名字，叫《记忆的切片》。

展出的，都是我这些年最重要的作品。有省城街头的风景，有阁楼窗外的月光，有我父母日渐苍老的容颜。

而在展厅最中心的位置，挂着一幅画。

那幅画，我画了整整一年。

画的，是九五年，县文化馆的那个画室。一个穿着素色连衣裙的女人，坐在窗边，阳光洒在她身上，她的眼神，望向远方。

画的名字，叫《我的老师，1995》。

画展很成功，来了很多人，有评论家，有收藏家，也有很多普通的观众。

开幕式那天，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大家在我的画前驻足、讨论。

忽然，我的目光，被一个身影吸引了。

那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很普通的风衣，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她就站在那幅《我的老师，1995》面前，站了很久很久。

她的背影，有些熟悉。

我的心，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我穿过人群，慢慢地向她走去。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缓缓地转过身来。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眼睛，那双曾经像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是林老师。

我们对视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展厅里的喧嚣，人群的嘈杂，都瞬间远去。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她。

她的眼眶，慢慢地红了。

“你……”她开口，声音有些哽咽，“你还记得。”

我的喉咙也像被什么堵住了，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了一句：“我一直记得。”

她看着那幅画，眼神里有怀念，有感慨，还有一丝释然。

“画得……比那时候更好了。”她说。

我们没有聊当年的事，没有提钱主任，没有提那些流言蜚语。一个字都没有。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越过了那道坎。

有些事，不需要说出口。

她告诉我，她后来回了市里，在一家少儿美术机构当老师，一干就是十几年。她再婚了，丈夫是个普通的中学物理老师，对她很好。

她的生活，平淡，但安稳。

“我今天，是陪我女儿来看画展的。”她指了指不远处一个正在看画的小姑娘，“她也喜欢画画。”

我看着那个小姑娘，她大概十岁左右，扎着马尾辫，正一脸认真地看着我画的一幅风景画。

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种奇妙的传承。

临走的时候，林老师对我说：“李卫，谢谢你。”

我愣住了。

“谢我什么？”

她笑了，眼角的细纹舒展开来，像一朵绽放的菊花。

“谢谢你，没有放弃。”她说，“也谢谢你，让那段记忆，有了一个这么美好的结局。”

我看着她和她的女儿，手牵着手，汇入人群，慢慢走远。

我转过身，重新看向那幅画。

画里的她，依然年轻，眼神里依然有光。

我终于明白，我画这幅画，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为了弥补。

我是在告诉我，也是在告诉她，告诉所有看过这幅画的人：

无论现实多么不堪，总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守护的。

比如，艺术。

比如，一个少年心中，最纯粹的那份敬意和感激。

画展结束后，那幅《我的老师，1995》，我没有卖。我把它挂在了我画室里，最显眼的位置。

每天，我都能看到它。

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我为什么要画画。

那个九五年的夏天，早已远去。但那个握着我的手，让我看着她眼睛的老师，永远活在了我的画里，也活在了我的生命里。

来源：执着的小猫2nRLJ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