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截至今天,全年的电影票房为408亿,预计最终不会超过450亿,比去年少了整整100亿。
还有三周,2024年就结束了。
截至今天,全年的电影票房为408亿,预计最终不会超过450亿,比去年少了整整100亿。
整个电影行业都流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
如果要为今年的院线总结一个关键词。
Sir觉得,是“壁”。
从春节档就开始的院线二八效应:大部分票房被头部电影卷走,部分腰部电影在排片中抢食失败,自愿撤档拉长战线重映,或直接上流媒体。
商业电影在短视频的影响下,开启无法扭转的同质化效应。
电影和观众也有壁,电影院不知道观众爱看什么,观众不知道电影院有什么电影可看。
国产片还能再回到2019年吗?
或许相比于盯着那几个头部导演,看看他们能不能继续票房神话。
我们更该关注新人。
在任何时候,只要新人的输出源源不断,且不是昙花一现,那么电影就还有希望。
是的。
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导演首作”。
而是他们的第二部作品。
2024年,有相当一大批的新人导演们迎来了他们的大考,交出了“复试”的答卷。
究竟整体质量如何?
我们或许可以在这里,窥见国产电影未来的样子。
01
大胆!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
观众对新人导演第一部作品的看法,更多是建立在对人才的发掘,和对行业血液流通的赞赏上。
处女作一般是导演酝酿多年的成果。
而到了第二部作品,就更考验导演功力。
于是2024年,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电影市场,不难发现这样几个名字:
三年前靠《扬名立万》试水成功的刘循子墨,今年携万合天宜继续拍《胜券在握》;2019年《被光抓走的人》让董润年进入大众视野,加速了《年会不能停!》的诞生;《爱情神话》灵了一把,《好东西》更让邵艺辉坐稳女性市场的头号交椅……
这一年,成为不下10位新人导演“群面复试”的舞台。
Sir并非刻意比较拉踩。
但一个新导演值不值得被继续期待,首先需要考量的是,在第二部:
TA能不能继续带来新东西。
毕竟如果你只是循着老一辈的路在走,那么你的可替代性也会很强。
与其期待复制粘贴。
我们不如把目光投向那些有瑕疵的创新。
2024年,最让Sir想特别提及的,有“新意思”的“复试”作品有两个:
温仕培的《负负得正》。
以及邵艺辉的《好东西》。
这两部电影的口碑天上地下,可对于Sir来说,他们都给到了我们足够的惊喜。
先说前者:
温仕培的前作《热带往事》,如果单就故事上来说,其实并不能让人满意。
但它突出的地方是什么?
暧昧性。
影片通过一起车祸,牵拉出一桩悬案,做足湿热气候带来的张力与氛围。
所以即便豆瓣6.1,依然让不少观众记住了他。
而今年的《负负得正》呢?
问题依旧。
可同时,也将这种暧昧性以更极致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比如用动画的形式展现意识流的性爱场景,电影中加入了大量迷影彩蛋等。
更重要的。
它将角色设定为一对误打误撞的合租都市男女,通过将爱情解构为年轻人们感兴趣的东西,从而让这群不再相信爱情的群体重新爱上爱情。
而床戏的加入,也直白的剖析着当下年轻人的爱情症候群,停留在孤独、寂寞的舒适中,又渴望温暖,渴望被慰藉。
没错,它仍然有争议。
而有争议,就意味着有被喜爱的空间。
再说后者:
邵艺辉的情况也是类似。
虽说《好东西》和《爱情神话》同样为都市电影,都涉及上海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小资男女。
但有所不同的是,邵艺辉在《爱情神话》里的女性主义色彩,更多是带有跳脱感的艺术呈现,比如以画面以红色为背景,将男主角与两位女性的剪影出现在同一画面里,以此,被视为审判的舞台。
先满足观众的视觉审美,再加上妙笔生花的台词。
只可惜,《爱情神话》的故事,其实更像是某种限定尝鲜的版本。
虽然有女性主义和城市群像的加成,但围绕在中年群体、男性视角以及不可免俗的精致点缀上(比如艺术电影、上海话和奢侈品)还是太多,在普通观众那里具备一定的门槛。
但《好东西》的出现,显然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升级。
普通话、没有奢侈品、用所有人都能看懂,都能被打动的语调,诉说一个灵气十足的故事。
而女性主义这回更加不是纯文本式的呈现,就是电影所打造的“乐园”本身。
如果说温仕培的新,在于他敢于尝试一门暂且被大部分中国导演所搁置的电影类型,并且也实打实地做到了与现实结合,引发观影群体新的思考。
在动物性(生育率)下降的时代,怎么看待爱情;
在爱情灭绝的环境里,如何处理爱情的衍生制品:
那么邵艺辉的新,就在于她不仅仅是在旧的叙事基础上讲故事,更重要的是用旧的方法说了一个新的故事。
也不仅是故事,不仅是电影,而是一种新的体系和世界,终于被看见的可能。
所以总的来说。
80后、90后的新一代导演们以一种野蛮生长的姿态,以混不吝的个性,冲出了当下电影市场。
他们在拍摄手法上创新,如邵艺辉以舞台剧的方式去拍女性对男性的审视;
或是在剧本内容上创新,如刘循子墨《扬名立万》,走上了另一种“剧本杀”模式的电影创作;
他们最初的几部作品里,虽没能摆脱自己的稚气,但却敢于创作出新的模式、一种新的态度。
这何尝不是一种中国电影的新尝试。
只是来到第二部电影,观众会不会再给出“新手体验卡”?
02
新锐≠商业?
如前所述,导演们光有“新东西”其实还是不够的。
观众需要的是“好东西”。
而一部电影好不好,观众给出的最直接反馈,就是用脚投票。
可以说。
在没有突出的美学风格(比如毕赣)加持下,新导演的第二部作品票房成绩,往往会直接决定他们的未来。
那么,2024年新导演的“复试”成绩如何?
单从选题上来看,相比第一部作品,第二部的题材和把控更偏商业是大部分导演的选择。
都试图在这个商业的世界里站稳脚跟。
可结果呢?
一个表格便可以一目了然:
除了邵艺辉等少数导演。
绝大部分,都面临着折戟沉沙的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
仔细来看,失败的案例格外典型:
有的是质量不行:
比如,刘江江导演靠首部电影拿下17亿票房,也顺利成为这些新锐导演里最赚钱的一位。
接着,他带着野心勃勃准备带着《出入平安》冲刺国庆档。
但,上映4天后,突然官宣撤档,4天票房只有1775万,排片也就只有2.1%。
这场国庆档的仗,也是他能跻身进入另一导演层级的机会,可惜,还是失败了。
《出入平安》虽然以唐山大地震为主题,但,却又在过度消耗观众的眼泪。
警察在看到新婚妻子在地震中的尸体时,是与尸体在废墟上,举办了一场婚礼;一个死刑犯在抗震救灾时,心血来潮,取危楼里放生笼子里的小鸟,然后被压在废墟之下。
在这个年头,还有这样故意煽情的电影,实在是太老套,甚至,你会觉得这部电影,依旧像是“抖音大电影”。
电影的宣发片段放在短视频网站上,就能获得高赞,高流量。
但,放在电影院里,不如说是导演的野心,太过于明显,也太过用力。
而今年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如此。
不思凡的第二部作品,《大雨》。
1月上映电影院线,宣发也做得极为热烈,在短视频平台上有8.8亿的播放量,与2017年的《大护法》相比,作为一部动画片来说,也是格外出圈了。
但,今年《大雨》的票房,也就只有1729万,与《大护法》的8761万票房相比,着实是差了许多。
在电影制作上,差的部分,更像是当年《大护法》出圈的部分,故事、台词、意象的设计上,过为隐喻,在还没有搭建好故事框架,电影就已经开始用一个个的符号,去掩盖导演的表达。
在没有找到“破解”电影的抓手时,这部《大雨》最后只有一条线——父子情上可以走得通。
所以也就造成了观众看不懂,导演说不清的局面。
所以《大雨》也只在豆瓣上获得6.2的评分,也很难说它是“遗珠之憾”,只能说是有点可惜。
当然,如果用票房去衡量新锐导演的“新”,其实是不公平的。
用市场倒逼导演就范,让他们要创作出符合当下商业类型的电影,在资本裹挟中,反倒会事倍功半。
最明显的例子,顾晓刚的《草木人间》。
电影选用了吴磊、蒋勤勤参演,宣发奔着“营销诈骗”的噱头而造势,拿下1亿票房。
算是成功?
但,观众看罢后,却发现电影不伦不类,说是商业片,但电影却抽象结尾;说是文艺片,但,时不时的“非法传销”内容,又有些《孤注一掷》的风格。
顾晓刚的导演气质从他第一部《春江水暖》就可以看出,他擅长的并不是商业片。
但为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却又将电影往“商业片”靠拢。
这造成了最终的四不像。
而更离谱的其实是董越的《戴假发的人》。
第一部《暴雪将至》时,董越找到了段奕宏,并帮助他登上了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宝座。
而第二部呢?
他找到了黄晓明。
本来,这其实是一场赌博:一个偶像明星自毁形象,势必会带来一定的话题流量。
可结果呢?
影片只拿下了423.6万票房,
究其原因:
与其说观众无法接受电影的隐晦,不如说,观众其实更无法接受黄晓明公开新女友的行为。
甚至在Sir的后台也有网友说,他不想去看,就是不想给“叶珂买包”。
场外因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所以说。
尽管有输有赢,但我们也没法说,票房高的就是成功,就是有前途,票房低的就是失败,就是导演不行。
商业规则或许无情。
可我们在希望国产片越来越好的同时,更希望这里有更多不同种类的电影出现,去适应更多不一样的受众。
我们不能没有商业片。
但同时,也不能只有商业片。
03
让他们说话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了:
表达。
与第五导演彻底拥抱商业,以及第六代导演彻底放弃商业,这两条极端路线不同。
在这一代新锐导演身上,有了一种自我表达与商业的调和。
没错,他们在追求商业:
今年,第二部电影破亿的电影有5部,分别是《好东西(截稿时票房5.4亿)》《胜券在握(1.9亿)》《草木人间(1亿)》《走走停停(4亿)《重生》(4.6亿)。
但追求票房,就意味着放弃了表达吗?
显然没有。
2024年,新导演虽然把越来越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商业这个词上。
但他们仍然试图向这个世界传递着些什么。
比如,《好东西》:
可以说,今年唯一一个将议题破圈,又能把钱挣着的,还是《好东西》。
它聊的不仅是女性议题。
和《爱情神话》一样,它还隐晦暗示了的LGBT元素,而这,也是邵艺辉绞尽脑汁如何避开红线,用最不经意的细节去触碰,去为小众人群留出位置。
这本来是很敏感的。
甚至于一对一的采访,面对有关的提问,邵导本人也会自然揭过话题。
就像去年跨年档的《年会不能停!》:
董润年在《被光抓走的人》里,用一种软科幻的极限情景,对中国式婚姻发出拷问。
其中不光包含了同性恋元素、第三者,甚至还有开放式婚姻,像一种东亚社会的群像观察电影,可以想见导演触碰尺度的野心。
而到了《年会不能停!》,商业性被拉满,但也能看见类似的触碰:
拍摄时,白客问导演,“咱们这个讽刺职场的,这没有危险吗?”
我说加班的中心思想不是为了完成工作
而是为了展现态度
咱这不是讽刺职场吗
这没有危险吗
导演董润年想了想。
“有”,但又改了口:“我不知道。”
还好,这一段台词最后还是保留了,一刀未剪。
能卡住红线的缝隙,显然这是幸运的。
这其中。
更多的,其实是挣扎于表达与不可抗力的大多数。
比如刘循子墨。
拍摄《扬名立万》时,刘循子墨就已经困于拍摄成本的极度压缩:
时间很紧凑,公映版的123分钟其实已经是几个剪辑版本最终的取舍,一些细节,比如“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中国最优秀的场记”的台词,已经是导演护犊子的结果。
《胜券在握》其实也是,很多嘴型对不上的部分都可以想见背后的改动。
“想表达的越多,障碍越多,分就不一定高。”
你说这是自讨苦吃?
不。
反而,Sir觉得这些未能被保留下来,留存在电影边角料里的,也是属于国产电影未来,最本真的东西。
——因为有了新导演,边界才有被不断拓宽的可能。
所以该怎么说呢?
就像《负负得正》上映后,导演温仕培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我就说我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因为接受采访时我永远是在自省和剖析自己,其实对宣传不是很好的……”
我们在新导演身上所建立的所谓希望。
其实是渴望他们能在知晓中国电影已陷入僵局的前提下,能够用初生牛犊的精神建立一种新的游戏玩法。
这群新锐导演中,他们更愿意自我表达,去讽刺他们看不惯的一切事物——
讽刺导演;
自嘲落魄编剧;
点破“女权表演艺术家”。
也乐于拥抱商业。
选择大众喜欢讨论的话题,挑战更有社会议题的作品,选用一些有流量的明星(并非贬义)。
在严苛的审核制度下,也都努力地完成这一项“艰巨”的任务。
虽然对标今年进入内地市场的几部香港青年导演的电影,如《白日之下》《年少日记》等,内地导演鲜有狩猎如此深刻的社会议题。
但。
许多青年导演们也还是有着去直面“房间里的大象”的勇气,也继续着自我的作品风格与表达欲望。
如今,这些导演能否拯救中国逐渐平静的电影市场?
也许答案并没有那么乐观。
“Make 中国电影great again”,似乎单靠一代青年导演,并不可行。
一部两部作品,并不能让中国电影市场再次活跃起来。
但,有了他们,也就有了更多不一样的类型的电影,让电影市场、观众群体逐渐多样化。
这也是一种,改善电影市场的良性变化。
未来,还是任重而道远,请给他们再多一些空间,再多一些掌声。
也许,离真正再次做出“中国电影”的目标,也就不远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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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毒舌电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