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年后，当录像厅的卷帘门最后一次拉下，生锈的门轴发出刺耳的哀鸣，我才真正明白，林晓萍当年走进我那间昏暗小屋，想看的从来不是那些录像带。

很多年后，当录像厅的卷帘门最后一次拉下，生锈的门轴发出刺耳的哀鸣，我才真正明白，林晓萍当年走进我那间昏暗小屋，想看的从来不是那些录像带。

她想找的，只是一个能让她短暂喘息的出口。

在那些被拉长的岁月里，我递给她上百盘录像带，封面香艳，名字露骨。我看着她从一开始的脸红耳赤，到后来的麻木平静，像一个按时吃药的病人。四季在录像厅那扇蒙尘的窗外流转，我的困惑与偏见也像尘埃一样，越积越厚。

我曾以为我看懂了她，一个被压抑的、不甘寂寞的女人。

直到最后，我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而这一切，都要从199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那是我开录像厅的第一个年头。

第1章 闷热的午后与“常客”

1996年的夏天，空气像是被泡在了一碗黏稠的糖水里，又闷又热。我们那座北方小城，工业不景气，大批工人下了岗，揣着几千块钱的买断工龄款，茫然四顾，不知前路。我就是其中一个，从纺织厂出来，拿着那笔钱，在城西一条破败的小巷里，盘下了一间十来平米的门脸，开了家录像厅。

名字也懒得取，红底白字，就叫“时代录像”。

店里摆着两台25寸的长虹彩电，用木板隔成两个小包间，四张破旧的沙发是收废品那儿淘换来的，散发着一股陈年烟草和汗水的混合味道。墙上贴着周润发、刘德华和周星驰的海报，是我从电影杂志上小心翼翼裁下来的。那时候，香港电影就是我们这儿的“圣经”，是年轻人枯燥生活里唯一的光。

开业头几个月，生意不好不坏。白天多是些无所事事的下岗工友，花两块钱，点一盘《英雄本色》或者《赌神》，在烟雾缭绕中打发一个下午。晚上则是些精力旺盛的小年轻，三五成群，看《古惑仔》看得热血沸腾，出门就想学陈浩南，在街上横着走。

林晓萍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她第一次来，是个周二的下午，太阳毒得能把马路烤化。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正打着瞌睡，被一阵轻微的“吱呀”声惊醒。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碎花连衣裙，洗得有些发白。她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皮肤很白，但眼角带着一丝掩不住的疲惫。她的头发用一根黑色的发绳简单地束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汗水黏在额角。

“老板，有……有录像带吗？”她声音很轻，带着点不确定，好像走进的不是录像厅，而是什么不该来的地方。

“有啊，想看什么样的？香港枪战，还是武侠，或者喜剧？”我站起身，指了指身后那排木架子。架子上塞满了录像带，大多是盗版的，封面印得花花绿绿。

她没看那排架子，目光有些躲闪，低着头，声音压得更低了：“有没有……就是……那种片子？”

我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

“那种片子”，是我们这行里心照不宣的黑话。我当然有，藏在柜台最下面的一个纸箱里，是上家转让店面时留下的“财富密码”。但我从没想过，会是一个看起来这么文静、正派的女人来问。

我打量了她一下，她的连衣裙虽然旧，但很干净，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怎么看，都跟“那种片子”联系不到一块儿。

“有倒是有，不过……”我故意拖长了音，想看看她的反应。

她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像被开水烫过一样。她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嘴唇嗫嚅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看她那窘迫的样子，我心里那点审视和怀疑，忽然就变成了一丝不忍。我叹了口气，蹲下身，从纸箱里翻出一盘没有封面的录像带，用报纸胡乱包了，递给她。

“五块钱，看两个钟头。”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淡，像是在谈论一盘普通的《警察故事》。

她像是得了大赦，飞快地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递给我，钱被手心的汗浸得有些潮湿。她接过录像带，几乎是逃也似的钻进了左边的那个小包间。

我坐在柜台后，听着隔壁包间里录像机“咔哒”一声开始转动，然后是一阵模糊不清的、夹杂着音乐的男女对话声。我摇了摇头，点上一根烟，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这年头，真是啥人都有。

两个小时后，她悄无声息地出来了，把录像带放在柜台上，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就匆匆走了。我瞥了一眼她的背影，在毒辣的阳光下，显得单薄又仓皇。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没想到，从那天起，她成了我的常客。

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她都会准时出现。每次来，都穿着那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话很少，眼神总是躲闪着。她从不挑剔，我给什么，她就要什么。流程也一模一样：进门，小声地问一句“有吗”，付钱，进包间，两个小时后，默默离开。

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像是在完成一个固定的仪式。

时间长了，我甚至给她起了个代号，叫“周二小姐”。巷子里的街坊邻居也渐渐注意到了她。隔壁棋牌室的王大妈不止一次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小陈，那个女的是干啥的？总往你这儿跑，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每次都只是笑笑，不说话。我不知道她是谁，家住哪里，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她叫林晓萍，这是有一次她把一张电费单忘在包间里，我才知道的。

我对她的好奇心，就像夏天午后墙角疯长的野草，怎么也除不尽。

我开始在脑子里勾勒她的故事。或许，她嫁了个没本事的男人，生活空虚，需要寻求一些刺激？又或者，她丈夫常年在外，她一个人忍受不了寂寞？各种各样带着点龌龊的猜测，在我心里盘旋。

我承认，那时候的我，和巷子口那些嚼舌根的婆娘没什么两样，充满了廉价的、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我一边赚着她的五块钱，一边在心里给她贴上了“不守妇道”的标签。

这种感觉很微妙，既有作为窥探者的一丝兴奋，也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觉得自己洞悉了一个秘密，一个属于这个文静女人背后的、堕落的秘密。

第2章 裂缝中的窥探

日子就像录像厅里那台吱呀作响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一晃就到了秋天。

我和林晓萍之间那种诡异的默契依旧在维持。她来得愈发频繁，有时候一周会来上三四次。她的脸色也越来越差，眼下的青黑愈发明显，像是长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她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原本还算合身的连衣裙，现在空荡荡地挂在身上，走起路来，像风中一片单薄的叶子。

但她看片子的习惯没有变。每次都是“那种”，雷打不动。

我心里的好奇和揣测，也随着她日渐憔悴的面容而不断加深。我甚至开始留意她身上的细节，试图拼凑出她生活的蛛丝马迹。

有一次，她递钱给我的时候，我看到她手腕上有一圈淡淡的青紫色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用力攥过。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把袖子往下拉了拉，遮住了那块印记。

我的心“咯噔”一下。

一个不好的念头冒了出来：家暴？

这个词在那个年代的我们小城里，还不是个常见的词汇。邻里夫妻打架，那是人家的家务事，外人不好插手。但联想到她总是疲惫不堪的神情和那些奇怪的举动，这个念头就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疯狂地生长起来。

我开始更加留意她。

又一个周五的下午，她照例来了。那天她穿了一件高领的旧毛衣，明明天气还不算太冷。她进包间后，我犹豫了很久，鬼使神差地，我把右边那个包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

右边包间和左边包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三合板，隔音效果很差。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她到底是不是在看那些片子，或者……她在里面做些别的什么。

我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木板上。

录像机转动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紧接着，是影片里不堪入耳的对话和声音。这些声音对我来说早就不新鲜了，但此刻听来，却格外刺耳。

然而，除了这些声音，我没有听到任何属于林晓萍的声音。没有兴奋，没有压抑的喘息，什么都没有。包间里安静得可怕，仿佛里面根本没有人。

她就像一个幽灵，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屏幕上那些荒唐的画面。

这个发现让我更加困惑了。如果她是为了寻求刺激，为什么会是这种反应？这不合常理。

我就像一个蹩脚的侦探，沉迷于这个谜团，无法自拔。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下着冻雨的冬日傍晚。

那天天气很糟，又湿又冷，街上几乎没什么人。我本以为林晓萍不会来了，正准备提前关门，她却推门进来了。

她浑身都湿透了，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嘴唇冻得发紫。她没有打伞，像是从雨里一路跑过来的。她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狼狈和脆弱。

“老板……”她一开口，声音都在发抖，带着浓重的鼻音。

“快进来，快进来。”我赶紧从柜台后面出来，把墙角的一个煤炉子往她那边挪了挪，“这么大雨，怎么还跑来？”

她没有回答，只是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递给我。那钱被雨水浸透了，冰凉。

“今天……还有吗？”她问。

看着她那双通红的、几乎要碎掉的眼睛，我心里那些龌龊的揣测，第一次被一种叫做“怜悯”的情绪所取代。我没接她的钱，转身从箱子里拿出一盘录像带，塞到她手里。

“今天不要钱了，快进去暖和暖和吧。”我说。

然后，我转身去给她倒了杯热水。我们这儿条件简陋，只有一个生锈的热水瓶和几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

等我端着水出来，她已经进了包间。我敲了敲门，她没反应。我轻轻推开门，看到她正蜷缩在沙发上，把脸深深地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压抑地哭着。

电视屏幕亮着，录像机在转，但她根本没有看。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猜忌、所有的偏见，瞬间崩塌了。

我默默地把搪瓷缸子放在她旁边的茶几上，然后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坐在柜台后，听着隔壁传来的、被录像带里的靡靡之音掩盖住的微弱哭声，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自责。我像一个卑劣的者，自以为是地剖析着别人的伤口，却从未想过，那伤口下面，可能藏着怎样的血肉模糊。

她不是在寻求刺激，她是在忍受折磨。

可这折磨，到底从何而来？

第3章 丈夫与“秘密”

自从那天在包间里看到林晓萍无声的哭泣后，我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我对她的态度，从一个冷漠的生意人，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不再用审视的目光打量她，而是会在她来的时候，提前烧好一壶热水，给她倒上一杯。她依旧话很少，但会对我点点头，眼神里多了一丝我能读懂的感激。

我们之间，隔着柜台，隔着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录像带，似乎建立起一种微妙而脆弱的联系。

我依然不知道她的故事，但我停止了所有肮脏的猜测。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可怜人。可我一个开录像厅的，又能帮她什么呢？我连开口询问的勇气都没有。

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才将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录像厅里人声鼎沸，两间包间都满了，外面还有几个小年轻排队。我正忙着收钱、换带子，店门“쾅”的一声被人粗暴地推开。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冲了进来，满身酒气，脸喝得通红。他穿着一件油腻腻的蓝色工装，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泥。

“陈默！你给我出来！”他扯着嗓子吼道，声音像破锣一样。

我心里一惊，这人我认识，叫张建军，以前和我一个厂的，在机修车间。他比我大几岁，脾气火爆，爱喝酒，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刺头。厂子倒闭后，听说他跟着一个施工队干活，好久没见过了。

“建军哥？你这是喝了多少？”我赶紧迎上去，想把他往外拉。

“少他妈废话！”他一把推开我，踉踉跄跄地冲到柜台前，蒲扇般的大手“啪”地一声拍在桌上，震得录像带盒子哗啦啦响。

“我问你，是不是有个女的，叫林晓萍，老他妈往你这儿跑？！”他双眼赤红，死死地瞪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林晓萍，原来是他老婆。

“建军哥，你喝多了，有话好好说。”我试图安抚他。

“好好说？老子跟你们好好说！”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酒气混着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你个开黑录像厅的，敢勾搭我老婆！你给她看的什么玩意儿，你当我不知道？！”

他的吼声让整个录像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那些半大小子们，脸上带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

“你放开！张建军，你别在这儿耍酒疯！”我急了，用力想挣脱他。

“我耍酒疯？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厉害！”他扬起拳头就要砸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瘦弱的身影从人群后面挤了进来，是林晓萍。她应该是听到了动静，从家里跑过来的。

“张建军！你干什么！你放开他！”她冲过来，死死地抓住张建军的胳膊。

“你个，还敢来？！”张建军看到她，火气更大了，甩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啪”的一声脆响，清脆得吓人。

林晓萍被打得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半边脸立刻就红肿了起来。

我脑子“嗡”的一下，血全涌了上来。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挣脱了张建军，把他狠狠推开，然后冲过去扶起林晓萍。

“你他妈还敢护着她！”张建军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又要扑上来。

“够了！”我挡在林晓萍身前，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吼道，“张建军，你算什么男人！有本事在外面使，回家打老婆算什么东西！”

也许是我豁出去的样子镇住了他，也许是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让他感到了难堪，他停住了脚步，只是用手指着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陈默，你等着，这事没完！”

骂完，他狠狠地瞪了林晓萍一眼，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

一场闹剧就这么收场了。看热闹的人群渐渐散去，录像厅里只剩下我和瘫坐在地上的林晓萍，还有一地的狼藉。

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给她倒了杯水。她低着头，一言不发，头发凌乱地遮住了脸，只有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连衣裙上。

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和沉默。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红肿的脸上带着一丝惨然的笑。

“陈老板，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她的声音沙哑。

“说这些干什么。”我摆摆手，从抽屉里找出一小瓶红花油递给她，“擦擦吧，不然明天没法见人了。”

她接过红花油，却没有动，只是怔怔地看着。

“他……以前不这样的。”她忽然开口，像是在对我解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没出事之前，他对我挺好的。”

“出事？”我下意识地问。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空洞，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她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那个晚上，在录像厅昏暗的灯光下，伴随着窗外呼啸的北风，我终于知道了那个隐藏在“那种片子”背后的，令人心碎的秘密。

张建军，曾经是机修车间最好的工人，壮得像头牛。三年前，他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命是保住了，但腰部神经受了重伤。

从此，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功能，就彻底丧失了。

这个打击对一个像他那样把“爷们儿”气概看得比天还重的男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变得暴躁、易怒、酗酒，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用伤害最亲近的人，来发泄自己的无能和绝望。

而林晓萍，就成了他唯一的发泄口。

“他……他不行了，心里就变得很扭曲。”林晓萍的声音轻得像耳语，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他开始逼着我……看那些录像带。”

我怔住了，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掉在地上。

“每次看完，他都要我……把里面的情节，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她闭上眼睛，两行清泪滑过肿胀的脸颊，“他听着，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笑，更多的时候，是打我，骂我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说我看得那么起劲，是不是早就想跟人跑了……”

“他说，他自己是个废人了，不能让我好过，不能让我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有那些……需求。”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终于明白了。

她看的不是录含着欲望的录像带，而是丈夫强加给她的刑具。

她每一次走进我的录像厅，都不是为了寻求片刻的欢愉，而是为了完成一项屈辱而痛苦的任务。那个小小的包间，不是她的乐园，而是她的刑房。

我想到我之前那些龌龊的猜测，那些自以为是的审判，脸上一阵阵发烫，像是被人狠狠地抽了几个耳光。

原来，我才是那个最肮脏、最可笑的人。

第4章 一碗馄饨的温度

张建军那一闹，像是在我们这条平静的小巷里投下了一颗炸弹。第二天，林晓萍家的事就传遍了左邻右舍。流言蜚语比冬天的寒风还要伤人，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林晓萍在外面有人了，被张建军抓了个正着。

有人说我这个开录像厅的也不是好东西，跟她不清不楚。

王大妈的棋牌室成了信息交流中心，她添油加醋地描述着昨晚的场景，把我形容成了一个被捉奸在床的奸夫。

我懒得去辩解，这种事，越描越黑。我只是把录像厅的门半掩着，心里堵得慌。

我一整天都在想林晓萍。她怎么样了？张建军那个混蛋，回去后会不会变本加厉地折磨她？

我坐立不安，第一次觉得开这个录像厅是如此地令人厌恶。那些花花绿绿的录像带，此刻在我眼里，都成了帮凶。

傍晚的时候，我提前关了店门。我走到巷口那家“李记馄饨”，要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馄饨，用一个旧饭盒装着。李记的馄饨皮薄馅大，汤是用骨头熬的，撒上虾皮和香菜，香气扑鼻。

我拎着饭盒，凭着电费单上的地址，找到了林晓萍家。

那是一栋破旧的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我走到三楼，找到了302室。门上方的墙皮大片脱落，露着里面的红砖。

我抬起手，又放下，犹豫了很久，才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动静。

我又敲了敲，声音大了一点。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林晓萍的脸露了出来。她的脸比昨天更肿了，嘴角还有一块淤青。她看到是我，眼神里充满了惊讶和慌乱。

“陈……陈老板？你……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我撒了个谎，把手里的饭盒递过去，“给你带了碗馄饨，刚出锅的，趁热吃。”

她愣愣地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饭盒，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不能要……”她小声说，想把门关上。

“拿着吧！”我把饭盒硬塞到她手里，“你一天没吃饭了吧？不吃饭哪有力气？”

我的话音刚落，里屋传来张建军含糊不清的骂声：“谁啊？是不是那个小白脸又来了？林晓萍，你他妈长本事了啊！”

林晓萍的身体明显哆嗦了一下，脸上血色尽失。

我心里的火“噌”地就上来了。我推开她，直接走进了屋。

屋里很乱，一股浓重的药味和酒味混杂在一起。张建军半躺在床上，被子掀在一边，露出他那两条毫无知觉的腿。床边的地上，扔着几个空酒瓶。

他看到我，挣扎着想坐起来，但腰使不上劲，只能用手撑着床，冲我龇牙咧嘴。

“陈默！你他妈还真敢来！你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你除了会说这句，还会说什么？”我走到他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张建军，我以前一直觉得你是个爷们儿，现在看来，你就是个孬种！”

“你他妈说谁是孬种！”他气得脸都变形了。

“就说你！”我指着他的鼻子，“你身体出事，谁都不想。晓萍不离不弃地照顾你，你对得起她吗？你把她当人看了吗？你折磨她，逼她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觉得这样你就能找回你的尊严了？我告诉你，你这样只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可悲，更不是个男人！”

我一口气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都吼了出来。

张建军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我敢这么跟他说话。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这个一米八几的汉子，竟然像个孩子一样，用手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

他的哭声里，充满了绝望、不甘和痛苦。

林晓萍站在门口，也跟着默默地流泪。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的怒火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是一个被命运碾碎了的家庭，他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黑漆漆的窗口，我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我今晚的冲动，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甚至可能会让林晓萍的处境更糟。

但我就是忍不住。

从那天以后，林晓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我的录像厅。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却又不敢再去打扰。巷子里的流言蜚语也渐渐平息了，人们总有新的谈资。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把柜台底下那个装满了“那种片子”的纸箱，搬到了储藏室最深的角落，用一堆废旧报纸盖了起来。我再也不想碰那些东西了。

我开始进一些新的片子，卓别林的喜剧，宫崎骏的动画，还有一些经典的国产老电影，比如《芙蓉镇》、《活着》。来看的人不多，但我心里却踏实了很多。

我以为，我和林晓萍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第5章 无声的告别

时间悄悄地溜进了冬天最冷的时候，连着下了好几天的大雪，把整个小城都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

录像厅的生意因为天气变得格外冷清。我整天守着煤炉子，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昏昏欲睡。

就在我以为林晓萍这个名字将要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淡出时，她又来了。

那天下午，雪刚停，太阳懒洋洋地露了个脸。她推开门，带进来一股清冽的寒气。

她变了。

她穿了一件崭新的红色羽绒服，虽然款式普通，但那抹红色在灰暗的录像厅里显得格外耀眼。她的头发剪短了，看起来利落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她脸上的疲惫和愁苦一扫而空，虽然依旧消瘦，但眼神里有了一种久违的光。

她看到我，第一次主动露出了一个微笑，虽然有些腼腆。

“陈老板。”她叫我。

“晓萍……你……”我有些惊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来还你东西。”她说着，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个东西，用报纸包得方方正正。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盘录像带。就是那天晚上，张建军来闹事之前，她正在看的那一盘。

“那天走得急，忘了还你。”她解释道。

“嗨，一盘带子，多大点事。”我笑了笑，把录像带随手扔进柜台，“你……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她点点头，笑容又扩大了一些，“我找到工作了，在街道办的食堂帮忙，虽然累点，但心里踏实。”

“那……建军哥他……”我小心翼翼地问。

提到张建军，她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他上个月，走了。”

我心里一震，“走了？怎么……”

“肝硬化，没熬过去。”她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在说一件别人的事，“走的时候，人已经瘦得脱了相。最后那几天，他清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声‘对不起’。”

她顿了顿，继续说：“其实，我早就不恨他了。他也是个可怜人。”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任何语言在生离死别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陈老板，”她忽然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我，“以前的事，谢谢你。”

“我……我没做什么。”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你做了很多。”她摇摇头，“那碗馄饨，是我那几年里，吃过的最暖和的东西。还有你那天对我丈夫说的话，虽然他当时又哭又骂，但后来，他真的变了。他不再逼我，也不再打我了，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喝酒，看着窗外发呆。我知道，你的话，他听进去了。”

我的眼眶有些发热。我从没想过，自己一时冲动的几句话，一碗不值钱的馄饨，竟然能改变这么多。

“我今天来，除了还带子，也是来跟你告别的。”她说，“我准备离开这儿了。我妹妹在南方，让我过去跟她一起生活，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这是好事。”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什么时候走？”

“后天的火车。”

我们又聊了几句，都是些不咸不淡的家常。她问我录像厅生意怎么样，我说就那样，混口饭吃。我问她南方冷不冷，她说比咱们这儿暖和多了。

临走时，她站在门口，回头对我说：“陈老板，你是个好人。”

说完，她转身，走进了外面那个被白雪覆盖得一片纯白的世界里，那抹红色，像一朵移动的梅花，渐渐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很久。

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位“周二小姐”了。

她走了，带走了一段属于我们共同的、晦暗的记忆，也带走了我心里最后一点阴霾。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我眯起眼睛，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冷了。

第66章 时代的尾声

林晓萍离开后，我的生活彻底恢复了平静。

录像厅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VCD、DVD开始兴起，像潮水一样涌进我们这座小城。人们有了更好的选择，画面更清晰，片源也更多。我这间小小的、昏暗的录像厅，连同那些承载着一个时代记忆的录像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有时候，一整个下午，都等不来一个客人。我索性也不再进新片子了，就守着那些老港片，一遍一遍地看。《英雄本色》里小马哥的豪情，《大话西游》里至尊宝的无奈，那些经典的台词，我都能倒背如流。

我常常会想起林晓萍。

我会想起她第一次走进录像厅时那副怯生生的模样，想起她在包间里压抑的哭泣，想起她丈夫张建军那张因绝望而扭曲的脸，也想起她最后离开时，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如释重负的背影。

她就像一部情节曲折的电影，在我生命里短暂地放映了一场，然后就谢幕了。

而我，是唯一的观众。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学着不再轻易地去评判任何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些看起来光鲜或者不堪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怎样的人生。就像我们这条小巷，白天看起来破败而宁静，可一到晚上，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亮着不同的灯火，上演着各自的悲欢离合。

隔壁棋牌室的王大妈，总是爱说三道四，但她儿子在外地当兵，一年也回不来一次，她只是太寂寞了。

巷口修鞋的李师傅，沉默寡言，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但他会把没人要的流浪猫都收留起来，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给它们买猫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争要打。

2003年的春天，“非典”来了，小城里人心惶惶，街上空无一人。我的录像厅，也彻底撑不下去了。

我选了一个晴朗的下午，把店里所有的录像带都搬了出来，堆在门口。那些曾经被视若珍宝的带子，现在沾满了灰尘，像是一堆无人问津的垃圾。

我把它们一把火点了。

黑色的浓烟滚滚而上，塑料外壳在火焰中噼啪作响，发出刺鼻的气味。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封面——周润发、张国荣、梅艳芳……一个一个地在火中卷曲、变形、化为灰烬。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在告别一个时代，也是在告别一部分的自己。

我烧掉了柜台下那个尘封已久的纸箱，也烧掉了那些关于林晓萍的、有形的证据。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它已经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火光映着我的脸，我仿佛又看到了199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看到那个穿着蓝色碎花连衣裙的女人，第一次推开我录像厅的门。

她走进来，轻声问我：“老板，有……那种片子吗？”

而这一次，我知道了答案。

她想要的，从来不是那些录像带。

她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庇护所，一个能让她在无边的黑暗中，喘一口气的缝隙。

而我，这个开录像厅的，在无意之中，给了她这个缝隙。虽然，我也曾用我狭隘的偏见，给她的伤口上撒过盐。

卷帘门最后一次被我拉下，锁链“哐当”一声锁上，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后来，我用攒下的一点钱，在巷口开了家小卖部，卖些烟酒零食，日子过得平淡也安稳。小巷几经改造，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那栋破旧的筒子楼也被拆了，盖起了新的商品房。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林晓萍的任何消息。

我希望她能在南方的某个城市，过得很好。希望她能找到一个真正懂得心疼她的人，能有一个温暖的家，能彻底忘掉那些不堪的过往。

有时候，午后阳光正好，我坐在小卖部门口的藤椅上打盹，会恍惚间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从巷口走过。我会猛地惊醒，定睛去看，却只是个陌生的路人。

我会自嘲地笑笑，然后继续看我的报纸，喝我的茶。

我知道，有些人，有些事，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但它们会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地刻在你的生命里，让你成为今天的你。

它教会我，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要学着深情地活着。要永远保持一份善意，去对待那些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沉默的灵魂。

因为你不知道，你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或许，就能成为别人生命里，一碗驱散寒夜的、热气腾腾的馄饨。

来源：笑笑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