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广西是中国农业大省（区），因地制宜打造了多种乡村特色产业，但在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是较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国家之一，在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方面经验丰富。本研究首先回顾日本乡村产业经历的开局起步、产

摘要:广西是中国农业大省（区），因地制宜打造了多种乡村特色产业，但在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是较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国家之一，在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方面经验丰富。本研究首先回顾日本乡村产业经历的开局起步、产业振兴政策动态调整、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3个阶段，总结日本乡村产业的发展成效，再从制度体系、运作体系、组织体系、农业产业链、居民参与度5个方面深入分析其塑造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做法。最后，提升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广西需完善乡村产业配套政策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群众的乡村产业参与积极性。

2023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在“培育壮大乡村产业”部分指出要打造乡村支柱产业，突出产业的区域、民族、乡土特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创新。广西是我国的农业大省（自治区），近年来立足地方资源优势，打造了粮油、糖蔗、蔬菜、水果等十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2022年全区特色产业覆盖率超过96%，累计建成502个特色农业星级示范区，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65%,12个农业品牌入围2022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然而，受地形环境复杂、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等因素制约，特色农产品的规模效益不高、品牌建设水平不足，农业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不明显，农民参与产业项目建设的积极性不强，导致部分地区乡村特色产业的产业链过窄过短，同质化竞争严重[1-2]。如何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广西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培育地域特色产业的“一村一品”运动为起点，构建了多样化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如实现产加销一体化发展的“6次产业化”[3]，集挖掘优势资源、塑造地域品牌、传播乡村魅力于一体的“地域活性化”[4]，促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发扬原产地优势的“地产地消”[5]，发挥农业农村传承饮食文化、实施乡土教育功能的“食育”[6]等。经多年实践，日本产业振兴效果显著，推动乡村的产品和产业成为全球“精品化、高端化”的代表。中国和日本文化背景相近、乡村产业发展轨迹较相似，广西和日本的地形均是以山地、丘陵为主，人均耕地面积小，小农户家庭经营是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日本在农业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实现了对地域的价值挖掘与特色塑造，其乡村产业发展的经验可为广西塑造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参考借鉴。

为应对“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乡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的乡村衰落、农业衰败问题，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采取促进农地流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培养新农人等措施，推动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然而，1986—1991年发生的“泡沫经济”让日本农业农村再次陷入困境。在此期间，农业生产指数下降了约5%，大米、畜牧产品的价格指数均下降约10%，年均新增青年农业劳动力仅2 000人，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7]。1999年，日本制定“地域活性化”策略，通过产业化运作提升地域特色资源的附加价值以恢复社区活力、维系村民生产信心[4]。然而，由于“空心化”“老龄化”“兼业化”问题不断发酵，农村社区资源管理的执行力日益低下，农地面积已从1997年的495万hm2下降到2003年的474万hm2,1980—2005年农户数量减少了将近40%,1980—2000年丧失村落职能的村落数量达7 214个[8]。居民饮食习惯的“欧美化”倾向还导致消费者对国产农产品需求减少，热量基准的粮食自给率从198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39%，农业增加值也从1990年的79 000亿日元减少到2005年的49 000亿日元[9]。

为提升特色产业对乡村振兴的助力作用，2007年日本出台《农地、水保全管理交付金制度》，向农地、农田水利和农村环境的管理活动提供财政补贴，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为地域凝聚人心。2013年，“农林水产业地方创造本部”提出了《农林水产业的地方活力创造计划》，打造“食育”、城乡交流等多种乡村新产业，引导农业向加工业、服务业延伸拓展。2015年修订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将“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全面振兴乡村”列为基本目标，以发挥乡村的农业生产、环境保护、景观维持、文化传承多种功能为手段，对地域特色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培育绿色旅游、“田园回归”、“农业+”福利等新业态。2020年新修订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着眼于乡村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从培育新农人、促进农工商联合、普及智慧农业、创造市场需求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2023年，农林水产省出台《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的新展开方向》，强调构建绿色食物系统、发挥农业农村多种功能、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之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首先，日本乡村产业的兴旺为地域汇聚“人气”，缓解空心化问题。2022年，农业从业者人数和农业组织经营体数量均有所减少，但雇佣人数较多、经营持续性较好且经营规模较大的法人经营体较2010年增加了1.1万个，达到32 000个，法人集落营农组织数量也保持增长，达到5 694个。将乡村当作自我价值实现场所的年轻人数量呈上升趋势。自2014年起，49岁以下新农人的年新增人数已连续4年超过2万人，2019—2022年保持年均新增1.85万人，绝大部分获得“农业次世代人才投资事业”资金支援的新农人表达了“会继续务农”的意愿[10]。其次，在振兴地域经济方面，2021年农业生产关联事业的销售金额达20 666亿日元，较2020年增加了1.7%，其中农民参与度最高的农产品直卖店的销售金额占比为50.6%，农产品加工业与餐饮零售业的销售金额分别为10 464亿日元与670亿日元，农业经营体的生产性纯收入为311万日元，是1990年的1.9倍[11]。最后，农业农村多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2018—2022年，承担民俗活动和公共设施运营、老年人看护以及其他重要社区职能的地域运营组织数量从4 787增至7 207个；2021年，日本有机农业面积为2.5万hm2，较2015年增加了0.3万hm2，减少化学肥料、化学农药使用量超过50%的环境保全型农业的面积为8.2万hm2，连续4年保持增长；在《农山渔村可再生能源法》的引导下，利用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风能进行发电、制热的地区增加到81个，新能源产业的经济规模达521亿元，超额完成了480亿元的既定目标[10]。

日本持续完善乡村产业相关的政策体系，发挥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指导作用，打造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提升了农业的产业链与功能价值，其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如图1所示。

完备的制度体系为日本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1961年，日本颁布《农业基本法》，着眼于规整零散农地、强化农田基础设施，为土地连片经营奠定了基础。1969年，日本制定《农业振兴地域制度》，帮助农户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思路，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实施了《农村地区产业导入促进法》，并对《农业振兴地域制度》进行修订，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式提高农地单位面积的产出价值。1999年，日本修订《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支农政策聚焦于开发地域特色资源、培育多样化产业、发挥乡村多种功能3个方面。2020年，农林水产省颁布《新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围绕日本农业面临的地方人口减少、粮食自给率下降、消费习惯改变等诸多问题，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为核心提出新的施策方向。经多年不断修订与完善，日本已形成一套科学完整、分类细致、针对性强、实践性佳的乡村产业制度体系（表1）。

上下联通的体制化运作体系为日本乡村产业提供了完备服务。2001年，农林水产省增设“乡村振兴局”，下设进行产业规划的乡村振兴部与负责地域资源管理的整备部，组建以财政局、农林渔业协会、农业法人协会、农业推广组织等为成员的乡村振兴计划推进委员会，共同谋划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局在各地开设有“6次产业化咨询窗口”与“农山渔村活性化支援窗口”，为有意向到乡村创业的个体经营者、企业及农户提供关于生产指导、经营规划、政策支持、手续办理等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加强政策传递的精准性和落实力度。

强大的农业组织是维持日本乡村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为保护小农户的利益，1947年日本成立以“自立、互助、平等、民主”为基本理念的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农协构建了“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组织网络，具有健全的综合性组织服务功能（图2）。在业务指导方面，农协组织农户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与流转工作，培训新农人，派遣技术员推广农业科技，还与农户共同商讨制定农产品生产与品牌营销方案。在经济服务方面，农协为农户“代购”生产生活资料、“代销”农畜产品，所得收入全归农民。农协下设农林中央金库和农业共济组合，前者为农户提供储蓄、贷款、担保、融资等金融服务，后者开展农作物灾害保险、收入保险、人身保险和年金保险业务。农协还设立有医疗卫生、旅游观光、新闻事业等组织机构，履行医疗保健、文旅规划、信息传播的辅助责任。此外，通过对农产品直卖店进行拆分、合并、换址或是发展农商联营，农协引导企业与城市客流往农村汇集，提升地域“人气”与经济活力。成立至今，配合农业改革方向，农协不断对其经营理念、业务规模、体制结构进行调整与完善，成为乡村产业持续向好的组织保障。

对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以提高乡村特色资源的附加价值，是日本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首先，在农产品生产阶段，日本基于2020年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构建了国产农产品稳定生产体制，即通过对小块农地综合整治、改善饲料作物生产条件和家畜家禽养殖条件、普及小型省力化机械、推广智慧农业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标准化种养、提升农产品品质。在加工阶段，农协帮助农户与当地加工企业结成合约生产关系，生产区域限定品种，或以村集体为单位与大型食品加工厂签订原料直供协议，强化产地标签，以HACCP食品卫生管理体系为指导，提升地方特色农产品加工水平。为促进农产品和食品流通顺畅，日本加强品质管理设备、物流中心、批发市场等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地产地消”或是建立农超、农企、农校、农医等产销对接新渠道。在销售端，立足于农业农村多功能概念，日本培育出一批地域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经济效益高的产业（表2）。此外，日本的乡村产业既重视创造价值也重视实现价值，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阶段均强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重视消费者意见的收集和分析，并据此不断调整产品的风味、品质、包装、销售渠道及服务供给方式，提升供需对接的有效性。

日本的城乡居民对乡村产业的参与度较高，地方知识（农民）、管理知识（企业）和消费知识（城市居民）被统筹利用。在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方面，除农协带动外，日本还采取定向补贴或提供融资、贷款支援的方式。例如，参与城乡交流项目建设的农户可获得3～5年的直接补贴（农山渔村振兴交付金），获得6次产业化事业资格认证的农户可申请12年以内的无息贷款（农业改良资金），新农人和专业农户可获取长达25年、额度为1 000万～2 000万日元的低息贷款（经营体培育强化资金）。乡村特色产业以“地域自主思考、居民自觉行动”为主旨，在确保当地居民自主规划产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引导企业与地域居民携手合作。企业以农协为中介，以给予资金、技术、信息、智力等方面支持的形式参与产业发展，与地域居民联合构建“共生型”利益联结机制，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在引导城市居民参与方面，日本建立有多种产销交流渠道。例如，农户在农家餐馆、农产品直营店等场景内，或是在农产品展销会、农业庆典等活动上，通过与消费者“面对面接触”，广泛收集市场信息、把握市场动向，还与消费者就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少子老龄化等农业农村热点问题进行交流，提升城市居民对乡村产业的关注度，引导城市居民为乡村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2023年5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现代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针对目前广西乡村产业结构分布不均，一产向后延伸不充分、二产发展势头减弱、三产发育不足等问题[12]，参考日本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广西可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探索提升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方法路径。

广西的乡村产业多以传统种植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业科技支撑较弱，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处于中低水平，加之区域发展差异显著，桂西山区农业生态脆弱，202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区平均水平的85.4%，中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产业联农带农成效不明显，桂东地区未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多种特色产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简称“《条例》”），系统谋划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基础、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地方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在《条例》的统一领导下，立足于广西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应分阶段、分区域、分目标建立相配套的地方乡村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活环境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各有侧重地对地方层面的乡村产业进行统筹规划，精准抓住各地乡村产业发展痛点进行全力突破。例如，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应以生态治理为主，适度发展生态农业、光伏农业、光伏农业，发挥农业的生态功能；中部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可在加强农产品价值提升与品牌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工业和信息化行业优势，引导和支持发展智慧农业；东部地区可依托地理优势、紧抓粤桂东西部协作契机，加强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和消费帮扶。

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数量多、涉及领域广。截至2023年，广西累计创建、对乡村产业示范带动能力较强的县级以上合作社占比仅11.2%，多数合作社服务范围较窄、带动能力不强；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设立的专业合作社中约20%为“空壳合作社”或是注册后没有营业的合作社，合作社相关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合作社运作不够规范、行政管理人员素质偏低，导致农民对合作社了解有限、参与比例不高[13]。参考日本农协的经验，首先，政府应发挥引导规范作用。政府可采取媒体宣传、标杆示范、大户带动等方法，帮助农民充分认识合作社的性质、作用、职能、会员的权责，提高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同时指导合作社完善章程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对合作社的评估考核，建立不合格合作社的动态清退机制。其次，基于全产业链视角推动广西合作社转型升级。根据各地的产业特色与经济基础，建立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松散型合作社增加生产性服务供给，半松散型合作社注重盈余返还，紧密型合作社需要增加社会化服务供给、提高精深加工水平、完善产销合作体系。最后，广西需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和金融保险服务，提升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参与能力，推动合作社从单一的“经济带动”变为改善农民生产与生活、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与基层社区建设的“全面带动”，提高合作社对振兴乡村的社会责任感，夯实乡村产业发展的组织保障。

广西由于生产经营分散、地理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等，地方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的覆盖面有限，产品量多而质不优、品牌效益不显著、产品销售难、多数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等问题普遍存在。在乡村旅游方面，同质化、竞争无序、乡村性缺失的问题较为突出，对乡村文旅带头人的培育不到位。对此，借鉴日本打造农业产业链的经验，首先，广西应重视农民培训，在基层建立起本土化、规范化的职业培训与就业服务体系，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知识，培养农民的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发挥农民挖掘农村“沉睡资源”新价值的内生优势，同时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合作，用外部的人才、资金、信息、技术为特色产业赋能。其次，为促进各地根据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上的差异有序开展产业规划指导工作，地方政府可牵头成立乡村产业规划咨询部门，或是联合企业派遣“产业规划师”，向农民提供一对一就业指导服务，提高特色产业策划、调整与实施环节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突出区域间错位发展。最后，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广西可探索构建乡村产业振兴创新平台，鼓励涉农科创企业为乡村产业带来新技术、新理念、新服务，立足广西乡村的特色资源、传统产业培植新产业、新业态，以资源共享、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相融合，提升广西乡村产业发展动能。

在脱贫攻坚阶段，广西广泛采用政府政策或外来资本主导的外生式产业发展模式，益贫助农效果显著，但在衔接阶段存在政策性依赖、产业跟风现象普遍、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农民的主体性表达不充分、对乡村产业的参与意识不强。2018年以来，广西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债券、高等院校、财政撬动金融与社会投资等方面，不断强化对乡村产业的资金支持，但部分地区产业发展思路不够明确，资金支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成效不明显，补助资金的使用鲜少用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科普方面[14]。为增强群众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参与动力，首先，可进一步明确财政资金支持重点，安排专项资金对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给予分类支持，提高财政对各地乡村产业薄弱环节支持的精准度，同时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等新手段，加大涉农领域信贷支持力度，提高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振兴的积极性。其次，可逐步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单向带动”为“双向合作”，在制定和实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时，鼓励农民建言献策、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使农民的行动力与经营主体的资金、技术深度融合，使乡村产业的“三农”内涵与现代包装有机结合。最后，统合教育部门、农业部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等机构与个体组建农业教育联合体，探索“农业+”教育的方法路径，将对自然劳动的追崇和对传统饮食文明的继承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素质教育中，提高群众对乡村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为乡村产业注入智慧动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覃梦妮 雷敏 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基金: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三产融合的广西乡村产业振兴路径与对策研究”（2019KY0664） 广西财经学院向海经济研究院2023年度“陆海经济一体化协同创新中心”公开招标课题“中国—东盟农业合作机制与促进策略研究”（2023XTZX27）

来源：爱农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