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梦里,李秀莲单薄的身影,总是在重复那句让我心惊胆战了几十年的话:“陈大哥,我身上太冷了。”
多年以后,当我已经是大学里受人尊敬的教授时,我依然会梦到那个冬夜。
梦里,李秀莲单薄的身影,总是在重复那句让我心惊胆战了几十年的话:“陈大哥,我身上太冷了。”
从1978年那个寒冷的夜晚,到我考上大学,再到后来留校任教,我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这中间隔了半生的颠沛、奋斗与荣光。可所有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那个被窝里的秘密,以及我差一点就犯下的、足以毁掉两个家庭的巨大错误。
思绪拉回四十多年前,那年我二十岁,作为一名下乡知青,被分配到了黄土高坡上的李家坳。
第1章 黄土、煤油灯和一碗红薯干
李家坳,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被黄土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地方。风是黄的,土是黄的,连老乡们脸上的褶子,都像是被黄土风干的沟壑。
我是78年初下的乡,城里长大的孩子,头一次见到这种一望无际的荒凉,心里也跟着荒了半截。好在,我的运气不算太差,被安排借宿在生产队长李大山的家里。
李大山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五十出头,背有点驼,像是常年被生活压着。他不爱说话,一双眼睛总是眯着,像是在打量地里的收成,也像是在打量你这个人到底实在不实在。他婆姨王桂英,我们都喊她桂英婶,话也不多,但手脚麻利,一双眼睛里总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暖意。
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邻县当兵,几年才回来一趟,是全家的骄傲。二儿子在公社中学念书,住校。家里就剩下一个小女儿,李秀莲,那年刚满十八。
秀莲长得不像山里姑娘,皮肤是那种有点病态的白,身子骨很单薄,风一吹就要倒似的。她不像别的姑娘那样咋咋呼呼,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桂英婶身后,干着手里的活,偶尔抬起头看我一眼,眼神一对上,又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飞快地低下头去。
李家住的是三间土坯房,中间是堂屋,黑乎乎的,一股子烟熏火燎和杂物的味道。李大山夫妇住东屋,西边那间稍微小点的,就隔成了两半。里间用一道土墙隔开,是秀莲的闺房,外面这半间,用一张芦苇席子当帘子,搭了个铺,就是我的“知青点”。
我的铺,其实就是两条长板凳上搭了几块木板。被褥是自己从城里带来的,一床半旧的棉被,在城里觉得挺厚实,到了这漏风的土坯房里,才发现跟一张纸片没多大区别。
李家坳的冬天,冷得能钻进骨头缝。夜里北风刮起来,跟狼嚎似的,土墙上的窗户纸被吹得“噗噗”作响,感觉随时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灌进一屋子的冰碴子。
我睡在那张木板床上,底下是空的,寒气一个劲儿地往上冒。我只能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然后把自己蜷成一个虾米,可还是冻得牙关打颤,一夜一夜地睡不踏实。
李家人对我很好,这种好,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体现在一饭一食的细节里。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缺粮。白面馒头是过年才能见到的稀罕物。平日里,就是玉米面窝头、高粱饼子,更多的时候,是红薯干煮的稀饭。
我刚去的时候,吃不惯这些粗粮,吃两口就觉得嗓子眼被拉得生疼。桂英婶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的饭碗里就多了一个小小的、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上面还卧着一个金灿灿的鸡蛋。
我愣住了,抬头看她。桂英婶没看我,只是低头往灶里添柴,声音闷闷地说:“吃吧,后生家,肚里没油水咋受得了。”
我再看桌上,他们一家三口碗里的,还是那种能照出人影的红薯稀饭。李大山面无表情地喝着,秀莲小口小口地扒拉着,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我碗里的特殊。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把鸡蛋夹起来,想给秀莲。她吓了一跳,连连摆手,脸都涨红了。
“你吃,你吃……”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李大山终于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声音不响,但很有分量:“让你吃就吃。你是城里来的文化人,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别在这把身子骨弄垮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像是在解释,也像是在做一个不成文的承诺:“住到俺家,就把这当自己家。饿不着你。”
那一刻,我心里那点因为环境艰苦生出的怨气和委屈,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我明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们拿出了最珍贵的东西来招待我这个外人。一个鸡蛋,比城里的一桌酒席还要重。
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好意,也为了那个模糊的“干大事”的未来,我开始拼命看书。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我们这偏僻山沟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我准备不足,名落孙山。但这个消息,像是在我心里点了一盏灯。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我的出路,就在那些从城里带来的、已经翻得卷了边的数理化课本里。
李家坳没有电,一到晚上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唯一的照明工具,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李大山特意去公社供销社,给我买了整整一瓶煤油,说:“省着点用,够你看到开春。”
于是,每个夜晚,当李家坳沉睡在黑暗和风声里时,西屋我这半间,总会亮着一豆昏黄的灯光。我就着这光,趴在冰冷的铺板上,演算着一道道数学题,背诵着一个个化学公式。
寒冷和饥饿,常常让我头昏眼花。有时候,一道题算了半个钟头也理不出头绪,烦躁得想把书给撕了。
每到这种时候,挂在门口的芦苇席子就会轻轻响一下。我知道,是秀莲。
她总是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悄无声息地放在我手边的小板凳上,然后又悄无声息地退出去。有时候是一碗热水,有时候是一碗烤得焦香的红薯干。那红薯干被火塘的炭火煨过,又香又甜,嚼在嘴里,一股暖流顺着喉咙一直流到胃里,驱散了不少寒意。
她从来不多说一句话,我们之间甚至没有过多的眼神交流。但那碗热水,那几块红薯干,却像一种无声的契约。我知道,这家人,是真心希望我能考出去。
这份沉默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暗暗发誓,等我将来出息了,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
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场足以将我这份感恩之心彻底击碎,甚至可能毁掉我一生的风暴,正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悄悄酝酿。
第2章 被窝里的不速之客
那天晚上,风刮得特别大,跟野兽在屋外咆哮一样。窗户纸被吹得猎猎作响,我感觉整个土坯房都在微微发抖。
我照例温习功课到深夜。煤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映着墙上我的影子,张牙舞爪。手脚早就冻得没了知觉,笔都快握不住了。我呵了口白气,搓了搓僵硬的手指,决定早点休息。
吹了灯,屋里瞬间被无边的黑暗吞噬。我脱掉外套,和衣钻进冰冷的被窝,蜷缩起来,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被子太薄了,根本抵挡不住从木板底下钻上来的寒气。我把头也缩进被子里,企图用自己呼出的那点热气来取暖,但效果微乎其微。
迷迷糊糊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自己快要冻僵了,意识都有些模糊。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极其轻微的“悉悉索索”声。
那声音很近,就在我床边。
我瞬间惊醒,睡意全无,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深更半夜的,会是什么?老鼠?还是……
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耳朵竖得像雷达。
芦苇帘子被轻轻拨开,一道极其微弱的光从堂屋那边透了进来,大概是月光从门缝里挤进来的。借着这微光,我看到一个单薄的人影,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我的床边。
是秀莲!
我的心“咚”的一声,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她想干什么?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无数个念头闪电般划过。是梦游?还是……我不敢再想下去。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事情,是天大的事。尤其我还是个借宿的知青,她是队长的女儿。这要是传出去,我的前途、我的人生,就全都完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紧张得心脏都快停止了跳动,大气不敢出。
只见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慢慢地,掀开了我的被角。
一股冷风瞬间灌了进来,我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紧接着,一个冰冷的身子,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钻了进来。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雷劈了一样,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
是她,真的是她。
她就躺在我身边,身体因为寒冷而微微颤抖着。黑暗中,我能清晰地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还有她身上传来的、几乎不属于活人的冰冷温度。
“你……你干什么?”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因为极度的紧张和恐惧,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小得几乎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她没有回答,只是往我这边又靠了靠。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但对我来说,却重如泰山。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大声喊叫?把她推下去?
不行!
如果我大声喊叫,惊动了李大山夫妇,那事情就彻底闹大了。到时候,不管真相如何,一个年轻姑娘半夜钻进一个男知青的被窝,这事怎么解释?他们会相信我吗?村里人会怎么看我?怎么看秀莲?她这辈子就毁了!
可是,如果不把她推开,任由她躺在这里,万一……万一被人发现了,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两难之中。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走钢丝,底下是万丈深渊,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
“秀莲,你快回去,”我压低声音,带着一丝哀求,“这样不行的,快回去睡觉。”
黑暗中,我感觉到她颤抖得更厉害了。
过了一会儿,她才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出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陈大哥……”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无助和脆弱,“我身上太冷了……”
我身上太冷了。
这五个字,像五根冰针,一下子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愣住了。我原本以为,她可能是……可能是对我有什么想法。毕竟,我是村里唯一的城里来的年轻人,读过书,戴着眼镜,在村里姑娘眼中,或许确实有些不一样。这种事情,在知青点并不少见。
可是,她此刻的语气,没有半分挑逗,只有纯粹的、让人心碎的寒冷和恐惧。
我该相信她吗?
我不知道。理智告诉我,这太危险了,我必须立刻、马上结束这荒唐的一切。但她的身体,像一块冰一样贴着我,那股寒意是如此真实,真实到让我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泛起了一丝不该有的怜悯。
我僵硬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沉重地敲打着胸膛。
时间,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离开,也不知道我们两个,以及这个家,明天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黑暗中,我睁大眼睛,望着虚无的房顶,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
第34章 沉默的早饭与失落的纽扣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秀莲在我身边躺了多久,我就僵了多久。我像一截木头,不敢翻身,不敢咳嗽,连呼吸都刻意放得又轻又长。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起初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后来,或许是我的体温起了作用,她的颤抖渐渐平息下来,呼吸也变得均匀。
她似乎睡着了。
可我却醒着,无比清醒地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一边是血气方刚的身体本能的反应,另一边是巨大的恐惧和道德的谴责。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反复盘算着天亮后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是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还是找个机会和她谈谈?又或者,我应该立刻申请搬到知青大院去?
每一个选项,似乎都通向一个无法预料的结局。
天快亮的时候,窗户纸透出一点灰白的光。我感觉到身边的人动了一下,然后,她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掀开被子,溜了出去。芦苇帘子轻微晃动了一下,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仿佛昨晚的一切,都只是我做的一场荒诞的噩梦。
可被子里残留的那一丝皂角香,和那片被她躺过之后依旧冰凉的区域,都在提醒我,那不是梦。
我躺在床上,直到听到院子里传来李大山开门和咳嗽的声音,才硬着头皮爬了起来。
早饭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桌上还是老三样:红薯稀饭,玉米面窝头,一碟黑乎乎的咸菜。李大山像往常一样,埋头喝着稀饭,“呼噜呼噜”的声音在寂静的堂屋里显得格外刺耳。桂英婶则低着头,不停地给丈夫和女儿碗里添稀饭,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饭桌。
秀莲坐在我的对面,头埋得比平时更低,几乎要扎进碗里。我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到她微微发抖的肩膀和泛红的耳朵尖。
没人说话,沉默像一张大网,把我们三个人都罩在里面。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我的心悬在半空,食不知味,手里的窝头硬得像石头,怎么也咽不下去。
我几次想开口,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但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天气?说农活?在这样诡异的气氛下,任何一句寻常的问候,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终于,李大山喝完了最后一口稀饭,把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我吓得一哆嗦。
他抬起眼皮,那双总是眯着的眼睛,今天却睁得很大,目光像两把锥子,直直地扎向我。
“建国,”他开口了,声音沙哑而低沉,“书……看得咋样了?”
“还……还行,队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手心里已经全是冷汗。
“嗯。”他应了一声,不再看我,站起身,拿起挂在墙上的锄头,“好好看。别的事,少想。”
说完,他“吱呀”一声拉开门,走了出去。
“别的事,少想。”这六个字,像六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他知道了,他肯定知道了什么。这是警告,是敲打。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桂英婶收拾着碗筷,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秀莲则像受惊了一样,飞快地站起来,躲进了她的里屋,帘子“哗啦”一声落下,隔绝了我的视线。
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板凳上,心里乱成一团麻。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变得更加难熬。
李大山对我的态度,说不上是好是坏。他照旧让我不用下地,专心看书。但我们之间的交流,几乎降到了冰点。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偶尔会问我几句城里的事,或者跟我讲讲农活的门道。他看我的眼神,多了一层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像审视,又像失望。
桂英婶依旧默默地为我准备饭菜,但那份小心翼翼的暖意,似乎被一层冰霜覆盖了。她不再主动跟我说话,只是把饭菜端到我面前,然后转身离开。
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秀莲。
她开始刻意地躲着我。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她总能想办法避开我的目光。我进屋,她就出去;我出来,她就躲回里屋。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堵无形的墙。
那晚的热水和红薯干,再也没有出现过。
夜里,我点着煤油灯看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的耳朵总是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生怕那芦苇帘子再次被掀开。
可她再也没来过。
这种无声的折磨,比直接的争吵更让人痛苦。我感觉自己像个罪人,被囚禁在这个沉默的家庭里,等待着一场未知的审判。
我必须做点什么,打破这个僵局。
这天下午,我看到秀莲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洗衣服。那口老井很深,提水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她瘦弱的身体,每一次弯腰,每一次直起,都显得那么吃力。一大盆衣服,在寒风中冒着热气。她的手冻得通红,像两根胡萝卜。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秀莲,我来帮你吧。”我走到她身边,伸手想去提那个木桶。
她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一惊,往后退了一大步,惊恐地看着我,连连摆手:“不,不用……陈大哥,我自己能行。”
她的反应,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灭了我所有的勇气。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她的衣服。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土布褂子,胸前第二个纽扣的位置,是空的,只剩下几根断了的线头。
我心里猛地一“咯噔”。
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在黑暗中,我极度紧张,手下意识地在身前乱抓了一下,好像……好像是抓到了一颗纽扣。当时太过慌乱,根本没在意。
难道……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不敢再看她,转身想回屋。
“陈大哥!”她突然在背后叫住了我。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她的声音很小,带着一丝颤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天晚上……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
说完,我听到她压抑的哭声。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我该说什么?说“没关系”?还是质问她“为什么”?
我说不出口。
最终,我什么也没说,迈开僵硬的步子,逃也似的走回了西屋。
我坐在床板上,从枕头底下摸索。果然,在枕头和床板的缝隙里,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小东西。
是一颗黑色的塑料纽扣。很普通,甚至有些磨损了。
我把它紧紧攥在手心里,那冰冷的触感,仿佛烙在了我的皮肤上。
这颗小小的纽扣,成了一个无法辩驳的证据,一个沉默的秘密。它把我和秀莲,把我和这个家庭,用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捆绑在了一起。
我隐隐感觉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了。
第4章 暴风雨前的对峙
失落的纽扣,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不敢把它还给秀莲,更不敢扔掉。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是我和她之间那个不能说的秘密的唯一物证。我只能把它藏在我的书本里,夹在最不起眼的一页。
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凝重。
李大山抽烟抽得更凶了。他常常一个人蹲在院门口的石墩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呛人的旱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一股压抑的烦躁。
桂英婶的叹息声也多了起来。她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东屋里和李大山低声说着什么,声音很小,断断续续,但我能捕捉到一些零星的词语,比如“名声”、“知青”、“咋办”。
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
我成了这个家的一个“问题”。一个让他们愁眉不展,却又不知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甚至想过,干脆豁出去,找李大山摊牌。告诉他,那天晚上,是秀莲自己进来的,我什么都没做。
可我能这么说吗?
把责任全都推给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让她去承受父亲的怒火和村里的流言蜚语?我做不到。那样做,和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他会信吗?在所有人看来,我一个二十岁的城里小伙子,才是那个更可能“犯错误”的人。
我被困住了,进退两难。
那段时间,我学习的状态也一落千丈。书本上的字,一个个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却怎么也看不进脑子里。我眼前晃动的,总是秀莲那苍白的脸,李大山那审视的目光,还有桂英婶那欲言又止的叹息。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听着窗外的风声,等待着那只悬在头顶的靴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靴子,在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掉了下来。
那天,我正在屋里演算一道物理题,搅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心情烦闷到了极点。
堂屋里,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
是李大山和秀莲。
“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李大山的声音,压抑着雷霆般的愤怒,是我从未听过的严厉。
“爹……没有……真的没有……”秀莲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恐惧和委屈。
“没有?没有那村东头的刘寡妇会瞎说?说她半夜起夜,看见你屋的窗户有黑影晃!还说……还说听见你屋里有男人的声音!”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秀莲的声音变成了嚎啕大哭。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刘寡妇是村里有名的大嘴巴,最喜欢搬弄是非。原来,是她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流言,已经传开了。
我手里的笔,“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知道,我躲不掉了。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掀开芦苇帘子,走了出去。
堂屋里,光线昏暗。李大山像一头暴怒的狮子,站在屋子中央,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秀莲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哭得浑身发抖。桂英婶站在一旁,不停地抹着眼泪,嘴里念叨着:“作孽啊,真是作孽啊……”
看到我出来,屋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三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李大山的眼睛里,是愤怒和质问;桂英婶的眼睛里,是失望和痛苦;而秀莲,她抬起满是泪痕的脸,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一丝……祈求?
我看不懂那丝祈求是什么意思。
李大山死死地盯着我,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他那高大的身影,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
我能闻到他身上浓烈的旱烟味和汗味,那是一种属于这片黄土地的、充满了压迫感的气息。
“陈建国。”他一字一顿地叫我的名字,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队长。”我站得笔直,但双腿却在微微发抖。
“我李大山这辈子,没亏待过人。你来俺家,俺们当你是亲人。吃的喝的,先紧着你。让你看书,不用你下地。为啥?”
他指着自己的心口,眼睛瞪得血红:“俺们是盼着你有个好出息!盼着你从俺们这穷山沟里飞出去!可你呢……你就是这么报答俺们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一句,几乎是吼出来的。唾沫星子都溅到了我的脸上。
秀莲的哭声更大了。桂英婶一把将她揽在怀里,母女俩哭成一团。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想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可是,我能怎么解释?解释秀莲半夜钻进我的被窝,是因为她“冷”?这种话,说出去谁会信?只会让事情越描越黑,让秀莲更加无地自容。
我的沉默,在李大山看来,就是默认。
他的脸上,露出了极度失望和痛苦的表情。他举起手,那只长满了老茧、像铁钳一样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我闭上了眼睛,准备迎接那即将落下的一巴掌。
然而,巴掌并没有落下来。
过了很久,我听到他一声长长的、充满了疲惫的叹息。
“你是个文化人,”他放下手,声音里满是苍凉,“这事,你说,咋办吧。”
“咋办?”
我睁开眼睛,看着他。他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愤怒,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是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无奈,是一种为了女儿的名声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我瞬间明白了。
他不是在问我事情的真相,他是在给我一个选择。
或者说,他是在逼我做一个选择。
只要我点头,承认我和秀莲之间“有事”,那么,为了保全秀莲的名声,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俩结婚。
结婚。
这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我脑子里响起。
如果我答应,就意味着我将永远被困在这个叫李家坳的地方。我的大学梦,我的未来,我的人生,将全部化为泡影。我将成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秀莲一起,生儿育女,重复着他们祖祖辈辈的命运。
可是,如果我不答应呢?
如果我坚决否认,拼死捍卫自己的清白呢?
那秀莲怎么办?一个姑娘家,出了这种事,流言蜚语就能把她淹死。在这个保守的年代,她这辈子都别想抬起头做人了。
我看着跪在地上哭得喘不过气的秀莲,看着抱着女儿痛哭的桂英婶,再看看眼前这个被生活和愤怒压得佝偻了背脊的男人。
他们是我的恩人。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一碗热饭,给了我一盏能照亮未来的煤油灯。
现在,我该怎么选?
是选择我自己的前途,还是选择保全他们的名声?
如果你是我,在那样的年代,面对一个沉默的父亲和一双含泪的眼睛,你会怎么选?是承认一件没做过的事来保全一个姑娘的名节,还是为自己的清白奋力一搏?
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被撕裂成了两半。一半是自私的理智,一半是沉重的道义。无论选择哪一边,都意味着对另一边的背叛。
第5章 惊雷与真相
堂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煤油灯的火苗,在寂静中轻轻跳动,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一群挣扎的鬼魅。
李大山就那么站着,像一尊石像,等着我的回答。他的眼神,已经从愤怒和失望,变成了一种近乎哀求的绝望。他不是在逼我,他是在求我。求我给他的女儿一条活路,求我给这个家留住最后一点颜面。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沟壑的脸,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再也无法坚持我的清白了。
我的清白,在这一刻,显得那么自私,那么微不足道。
我的未来,我的大学梦,和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一个家庭的名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又冷又涩,呛得我肺都疼。
“队长,”我开口了,声音嘶哑得我自己都觉得陌生,“这事……是我的错。跟秀莲没关系。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闭上眼睛,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黄土地,土坯房,日复一日的农活,一个我并不爱的妻子……
然而,预想中的暴怒,并没有到来。
李大山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我无法形容,有痛苦,有挣扎,还有一丝……解脱?
他转过身,对还在哭泣的桂英婶和秀莲说:“行了,都别哭了。回屋去。”
他的声音,充满了无法抗拒的疲惫。
桂英婶扶着秀莲,踉踉跄跄地回了东屋。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李大山。
他走到桌边,坐下,从腰间的烟袋里摸出烟叶,装进烟锅,点上火,狠狠地吸了一大口。
“你……是个好娃。”半晌,他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说了这么一句。
我愣住了,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他没再看我,只是盯着眼前那豆跳动的灯火,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解释。
“秀莲这娃,命苦。她不是俺和你婶亲生的。”
这个消息,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她是俺们从山里捡回来的。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封了山。俺去山里打猎,在个破庙里发现了她。她当时就剩一口气了,浑身冻得跟冰块一样,裹着她的破被子里,还有个已经断了气的女娃,看样子是她妹妹。”
李大山的声音,低沉而遥远,仿佛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
“俺把她抱了回来,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好不容易才救活。可从那以后,她就落下了个怪病。一到冬天,天一冷,她就犯病。犯起病来,身上就跟掉进冰窖里一样,盖多少被子都没用,牙齿打颤,浑身发抖,说胡话。医生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就说是当年冻坏了身子,寒气入了骨,没法根治。”
“以前她小的时候,一犯病,她娘就抱着她睡,用身子给她暖着,熬一晚上,也就过来了。可这两年,你婶的身子骨也越来越差,熬不住了。前阵子,她又犯了病,半夜里烧得说胡话,嘴里一直喊‘冷’,‘妹妹,冷’……”
说到这里,李大山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她说的“我身上太冷了”,是真的冷。是一种病态的、深入骨髓的、甚至会要了人命的冷。
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她钻进我被窝时,那冰块一样的身体,那无法抑制的颤抖……我瞬间明白了所有。
她不是来勾引我,她是在求救。
她是在用一种最原始、最本能的方式,向我这个屋子里唯一的、拥有一个相对温暖被窝的人,求一口活命的热气。
“那……那她为什么不直接说?”我颤抖着问。
李大山又狠狠吸了一口烟,苦笑了一下:“说?咋说?一个大姑娘家,半夜三更的,跑到你一个男知青的被窝里,说她冷?这话说出去,谁信?她自己都张不开这个嘴。她怕你误会,更怕你嚷嚷出去,毁了名声。”
“所以,她只能偷偷地来,想着暖和过来了,就偷偷地走。谁知道,就那么不巧,被刘寡妇那个长舌婆给看见了影子。”
我的心,像是被无数根针扎着,密密麻麻地疼。
我这个自以为是的读书人,这个满脑子都是男女大防、名声前途的懦夫!我把她的求救,当成了勾引;把她的绝望,当成了预谋。我甚至还为自己没有“落井下石”而感到一丝庆幸和道德上的优越感。
我真是个混蛋!
“那……那纽扣……”我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她回来就跟我说了。”李大山叹了口气,“她说她太紧张,扯掉了你的纽扣,又不敢跟你说。我本来想,这事就这么烂在肚子里,等风声过去了就算了。可没想到,流言传得这么快,这么难听……”
他抬起头,再次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
“建国,是俺们对不住你。俺们不该让你受这个委屈。”
“不,队长,”我摇了摇头,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是我……是我对不住你们。我误会了秀莲,我……”
我一句话也说不下去,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愧得无地自容。
李大山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那只粗糙的大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个爷们。”他说,“敢担当。俺没看错人。”
他转身,从墙角的一个瓦罐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个用布包着的小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毛了边的钱。有五块的,有两块的,还有一堆毛票。
他把钱塞到我手里,不容我拒绝。
“这钱不多,你拿着。明天,你就搬到知青大院去住。这里,不能再待了。”
“队长,我……”
“听俺的。”他打断我,“这事,俺会去跟村里说清楚。就说……就说刘寡妇看花了眼,把耗子当成人了。你安心读书,别耽误了前程。俺们一家,不能毁了你。”
我攥着手里那温热的、带着体温的钱,看着眼前这个朴实得像黄土一样的男人,我再也控制不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一刻,我哭的不是我差点失去的前途,而是我差点失去的、比前途更宝贵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良和信任。
第6章 一碗姜汤,一盏新灯
第二天一早,我是在一阵嘈杂声中醒来的。
我睁开眼,看到李大山已经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桂英婶跟在他身后,眼眶红肿,显然一夜没睡好,嘴里不停地叮嘱着:“他爹,你跟人好好说,别跟人吵吵……”
“俺知道!”李大山不耐烦地应了一声,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知道,他是去找刘寡妇,去平息这场风波了。
我默默地起床,开始收拾我那点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卷了边的书。当我把那颗黑色的纽扣从书里拿出来时,手指都在发抖。
我把它放在了床板上,那个我睡了几个月的地方。
早饭,桂英婶给我下了一碗面条,里面卧着两个金灿灿的荷包蛋。她把碗放到我面前,低声说:“建国,快吃吧。吃了,婶送你去大院。”
我看着那碗面,眼眶又湿了。这是这个家庭,能拿出的最高规格的款待了。
我正吃着,秀莲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她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睛却很亮。她走到我面前,手里端着一个粗瓷碗,碗里是黄澄澄的液体,冒着热气,一股辛辣的味道扑面而来。
是姜汤。
“陈大哥,”她把碗递给我,这是这么多天来,她第一次正眼看我,“喝了它吧,暖暖身子。昨晚……谢谢你。”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接过那碗滚烫的姜汤,热量顺着碗壁传到我的手心,一直暖到心里。我仰头,一口气喝了下去。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像一团火,瞬间点燃了我的五脏六腑,额头上都冒出了一层细汗。
“谢谢。”我对她说。
她对我笑了笑,那是一个极其羞涩,但却无比真诚的笑容。像冬日里,从云层中偶尔透出的一缕阳光。
所有的误会,所有的隔阂,都在这一碗姜汤,一个笑容里,烟消云散。
李大山是中午前回来的,一脸疲惫,但眉宇间却松快了不少。他一进门,就灌了一大瓢凉水,然后对桂英婶说:“摆平了。俺跟刘寡妇说,那天晚上是黄鼠狼偷鸡,俺们一家子起来打黄鼠狼,是她自己眼花看错了。俺又塞了她两个鸡蛋,让她别出去瞎咧咧了。”
他顿了顿,又说:“村支书那边,俺也去说过了。就说建国这娃嫌俺们家晚上吵,影响他学习,所以要搬去大院清净清净。”
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用一个朴实的庄稼人能想到的、最周全的方式,保全了所有人的体面。
下午,我搬家了。
李大山用板车拉着我的行李,桂英婶和秀莲跟在后面送我。从李家到村东头的知青大院,不过一里地的路,我们却走了很久。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到了大院,李大山帮我把铺位安顿好,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那是一盏崭新的煤油灯。比我之前用的那盏,要大上一圈,灯罩擦得锃亮。
“这个,你拿着。”李大山沉声说,“大院里人多,闹腾。晚上看书,别让他们吵着你。煤油,俺回头托人给你捎过来。”
我拿着那盏沉甸甸的煤油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队长……”
“啥也别说了。”他摆摆手,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极其认真地说,“建国,好好考。考出去了,别忘了给俺们来封信。”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们走了,背影在冬日的斜阳下拉得很长。我站在知青大院的门口,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村口的拐角处。
那一刻,我心里很清楚,他们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盏灯,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期望,一份超越了血缘的亲情。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胡思乱想,不再患得患失。我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考出去。
我必须考出去。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报答李大山一家人对我的这份恩情。
知青大院的条件比李家更差,七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晚上打牌的,聊天的,闹哄哄的。但我却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每天晚上,等他们都睡了,我就点亮李大山送我的那盏新煤油灯。那灯火,比之前那盏亮得多,也稳得多,无论外面的风多大,屋里多吵,它都静静地燃烧着,散发着温暖的光和热。
我就着这灯光,夜以继日地学习。饿了,就啃几口冰冷的干粮;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书本里。
李大山没有食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让来公社办事的村里人,给我捎来一瓶煤油,有时候,还会有一小袋炒熟的黄豆,或者几个烤红薯。
东西不多,但每一次,都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知道,在那个贫穷的家里,有一家人,在默默地关心着我,支持着我。他们是我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最坚实的后盾。
第7章 走出大山的通知书
1978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炎热。
高考的日子,就在这炎热中一天天临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期盼的气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考试那几天,是李大山亲自用队里的牛车,把我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考点的。
临进考场前,他从怀里掏出两个煮熟的鸡蛋,塞到我手里,笨拙地说:“吃了。吃了,脑子灵光。”
我看着他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和他那双充满了期盼的眼睛,用力地点了点头。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虚脱了。回头望去,我看到李大山就站在考场外那棵大槐树下,踮着脚,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我的身影。
看到我,他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旱烟熏得焦黄的牙。
“考完了?”
“考完了。”
“走,回家!”
回去的路上,牛车走得很慢。我躺在铺着干草的车上,看着蓝得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空,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是喜是忧。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人生中最漫长的煎熬。
我每天都心神不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不敢去想结果,既害怕希望落空,对不起李大山一家的期望;又忍不住在心里一遍遍地幻想,如果考上了,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那段时间,秀莲来知青大院看过我两次。
她总是提着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热乎乎的窝头,或者是一碗桂英婶做的咸菜。她把东西放下,也不多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问我几句“睡得好不好”,“吃得惯不惯”。
她的病,似乎在天气转暖后,好了很多。脸色也红润了一些,不像冬天时那么苍白了。
我看得出来,她很关心我的考试结果,但她从来不问。她只是用她那种沉默而温柔的方式,给我支持和鼓励。
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邮递员那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村口响了起来。
“陈建国!有你的信!省城来的!”
整个知青大院都沸腾了。所有人都知道,“省城来的信”意味着什么。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了出去。我的手抖得厉害,连信封都撕不开。最后,还是一个同伴帮我撕开了信封。
一张淡黄色的纸,飘了出来。
上面印着几个醒目的黑体字:录取通知书。
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几个字,在眼前不停地放大,放大……
我哭了。我一个二十岁的大男人,抱着那张薄薄的纸,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是喜悦,是激动,是委屈……所有的情绪,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尽情地宣泄出来。
知青们围着我,拍着我的肩膀,为我欢呼。
我擦干眼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通知书,朝村西头的李家跑去。
我一路狂奔,脚下的黄土路,仿佛都变成了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我冲进李家的院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队长!婶儿!秀莲!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李大山和桂英婶从屋里迎了出来。秀莲也跟在后面。
李大山接过我手里的通知书,眯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他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师……范……大……学……”他念了出来,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然后猛地一拍大腿,转头对桂英婶喊道,“老婆子!去!把咱家那只老母鸡给宰了!今晚,咱给建国庆贺!”
桂英婶笑着,一边抹眼泪,一边应着:“欸!这就去!”
秀莲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像淬了水的星星。她的脸上,是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喜悦。
那天晚上,李家摆了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大餐”。
一盘喷香的炖鸡,一盘炒鸡蛋,还有李大山特意从公社供销社打来的一瓶劣质白酒。
李大山喝了很多,脸喝得通红。他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建国,好样的!你给咱李家坳,争了光!”
我也喝了很多,喝得头重脚轻。
酒过三巡,李大山突然对秀莲说:“秀莲,去,把你那东西拿来。”
秀莲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脸一红,转身进了里屋。
不一会儿,她拿着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走了出来,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崭新的布鞋。黑色的灯芯绒鞋面,纳得密密实实的千层底。一针一线,都透着做鞋人的用心。
“这是……?”
“是秀莲给你做的。”桂英婶在一旁笑着说,“这丫头,从开春就开始做,一有空就纳鞋底,眼睛都快熬坏了。她说,等你考上大学了,穿着它去省城,走路不累脚。”
我看着秀莲,她低着头,脸红得像天边的晚霞。
我拿起那双鞋,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端起酒杯,对着他们一家三口,深深地鞠了一躬。
“队长,婶儿,秀莲……谢谢你们。这辈子,我都不会忘了你们。”
李大山扶起我,拍着我的背,哈哈大笑:“傻小子!说这些干啥!快,喝酒!”
那天晚上,我们都醉了。
我仿佛看到,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就在我的脚下,缓缓展开。而这条路的起点,就铺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铺在这个善良的家庭里。
第8章 远方的回响
离家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走的那天,半个村子的人都来送我。李大山用牛车把我送到镇上的汽车站,桂英婶给我煮了满满一袋子鸡蛋,秀莲则默默地帮我把行李捆了一遍又一遍,生怕路上散了。
汽车发动的时候,我从车窗里探出头,看到他们三个人,还站在原地,远远地对我挥着手。李大山的身影,在晨光中,像一座沉默的山。
汽车越开越远,他们的身影,渐渐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最后,消失在了漫天的黄土之中。
我的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知道,我离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村庄,更是一个家。
大学的生活,是崭新而又精彩的。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我穿着秀莲给我做的那双布鞋,走在大学的校园里,每一步,都感觉那么踏实。
我没有忘记我的承诺。我每个月都会给李家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学校的生活,我的学习情况,还有城里发生的各种新鲜事。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助学金,也都攒起来,一部分寄回去,一部分用来买一些他们需要的药品和生活用品。
李大山不识字,每次都是请村里的会计念信。后来,秀莲也跟着会计学认字,歪歪扭扭地给我回信。
信里,她告诉我,家里的收成怎么样了,她爹的身体还好,她娘的咳嗽好些了没有。信的末尾,总会有一句:“陈大哥,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短短的一句话,却总能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大二那年暑假,我回了一趟李家坳。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但李家,却有了一些变化。土坯房翻新了,墙上刷了白灰,显得亮堂了不少。院子里,还养了一头小猪。
李大山夫妇看到我,高兴得合不拢嘴。秀莲见到我,还是会脸红,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羞涩了。她会主动跟我聊起村里的事,还会给我看她新认识的字。
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那天晚上,我和李大山坐在院子里乘凉。他抽着旱烟,问我:“建国,你觉得……秀莲这娃咋样?”
我心里一动,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沉默了片刻,认真地回答:“队长,秀莲是个好姑娘。她值得更好的人。”
李大山看了我很久,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俺明白了。”
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和秀莲,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我们之间,有恩情,有亲情,但唯独,没有爱情。强行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对谁都不公平。
后来,我大学毕业,留校当了老师。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曾经想过,把李大山一家接到城里来住。可他们拒绝了。他说,他离不开那片黄土地,那是他的根。
再后来,我听说,秀莲嫁人了。嫁给了邻村一个退伍回来的军人,人很本分,对她很好。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养鸡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她的那个怪病,也因为生活条件好了,调养得当,再也没有犯过。
我收到她结婚的消息时,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我给她寄去了一台崭新的缝纫机,作为贺礼。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从一个青涩的知青,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大学教授。李大山和桂英婶,也早已不在了。我回去参加了他们的葬礼,秀莲和她的丈夫,把两位老人安葬在了能看到李家坳炊烟的山坡上。
如今,我和秀莲还时常联系。我们像真正的亲人一样,在电话里聊着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孩子。
只是,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1978年那个寒冷的冬夜。
那个夜晚,像一颗被时光包裹起来的琥珀,晶莹剔透,沉淀在我记忆的最深处。它曾经带给我恐惧和挣扎,但最终,却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人性中最宝贵的、不计回报的付出。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做起那个梦。
梦里,秀莲单薄的身影,依然站在我的床前,轻声说着:“陈大哥,我身上太冷了。”
但这一次,我不再感到恐惧。
我会从梦中微笑着醒来,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因为我知道,正是那个寒冷的夜晚,那句无助的求救,以及那个家庭无言的善良,最终点亮了我人生的那盏灯,照亮了我走出大山的路。
有些恩情,足以让我们用一生去回响。
来源:正大光明奶酪一点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