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实际上，清朝有着这样一位人物，他是真正意义上睁眼看到了世界的第一人，因为，他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此君便是当时被外派到英国，成为清朝首任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先生。

副标题：清朝历史杂谈92-晚清“天花板级”公使与顽固派的荒诞对决，照出了闭目塞听的帝国黄昏。

咱们一聊到清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人们大多数会提及魏源或者林则徐，亦或是前不久鄙人专门介绍过的《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畲。

但实际上，清朝有着这样一位人物，他是真正意义上睁眼看到了世界的第一人，因为，他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此君便是当时被外派到英国，成为清朝首任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先生。

郭嵩焘先生

有一点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清朝派到英国的第一任公使，郭嵩焘先生的故事在教科书上几乎没有提及，这是为什么呢？咱们结合历史的背景看，郭先生到了英国，睁眼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最发达的国家，在他所处那个难以形容的时代，他了解到了真实的英国和真实的世界。毫无疑问，他之于当时的满清，是天花板一般的存在。

然而实际上，他也的的确确与当时的顽固派有着一番较量，如果此刻您已经阅读到此处，就不妨看看鄙人所要讲述的郭嵩焘先生与晚清顽固派斗争的故事，很显然，这当中的每一处细节，您也许都能看到清朝既得利益群体的短视与无知。

1876年，当郭嵩焘先生顶着“首任驻英公使”的头衔踏上前往英国的旅途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清官场的“异类天花板”。这位湖南湘阴出名的才子，原本按照传统读书人的路径考取进士、入职翰林院，却因擅长洋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其实，他最初的使命原本充满屈辱——为“马嘉理事件”向英国道歉。但这位“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竟把这次出行变成了一场对西方文明的深度考察，结果在满清上层既得利益群体内部引发了一场“口水海啸”。

公元1875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在英国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派人前往英国“谢罪”。

清廷最终选中了郭嵩焘，部分原因是他被视为“精透洋务”之人。

当时朝野上下对这份差事避之唯恐不及。友人劝他推辞，有人甚至嘲讽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之可惜”。

更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慈禧太后亲自召见郭嵩焘时说：“此事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郭嵩焘无法推辞，只得忍辱负重抱病出行。

显然，在没有登上远去英国的游轮之时，郭先生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是不全面的。虽说他精通洋务，但谁知道未知的前行道路，是布满荆棘还是一片坦途呢？

在各项工作都准备妥善的情况下，郭嵩焘率使团于1876年12月从上海乘船出发，1877年1月21日抵国伦敦。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以惊人的开放心态开始记录西方文明。

在出使途中51天的日记中，他详述了所见所闻。他盛赞英国的礼仪：“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

他参观英国议会后，竟然赞扬英国“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这其实是充满跨越意义的一次见解，从郭先生记录下这句话的那一刻起，他切实对封建君主专制产生了质疑。

郭先生运筹帷幄

然后，他走访了牛津大学，及其图书馆、博物馆和实验室，得出结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他意识到西方强盛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或许，此时此刻再回想起当时清朝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洋务运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宗旨，是否有一点半点的基本逻辑？

单纯地讲，这些观察和这些思考，其实都远远超越了当时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因为郭嵩焘先生已经直指制度与教育核心。一场延续几千年的权力传袭制度，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彻底颠覆。

郭嵩焘先生按规矩将自己见闻都如实以日记的方式记录，并且将日记本寄回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交同文馆刊行。没想到，这本日记竟引发轩然大波。

他在书中写道：“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这句话让保守派士大夫们炸开了锅。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疏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直接扣上了“卖国”的帽子。名流李慈铭也斥责他“不知是何肺腑”！

结果，朝廷下令禁止该书发行并毁版。一本记录真实见闻的日记，就这样成了“禁书”。

所以说，晚清那样的特殊岁月里，是的确有人看到了世间万千的变幻，可惜的是，满清既得利益群体心里完全清楚，他们需要的是紧闭大门，在闭塞的环境中继续鱼肉众生，如果敞开大门，众生顿悟，又无法延续自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所以，一部真正介绍世界最发达群体的著作，最终被销毁，着实可惜。

原稿被毁掉之后，郭嵩焘先生在英国的处境雪上加霜，他的副手刘锡鸿成了他的“头号监工”。刘锡鸿不断向国内打小报告，罗列了种种“罪状”。

罪状一：郭嵩焘参观英国炮台时，天气骤变，英国人给他披了件大衣。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罪状二：在伦敦宴会上，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起立致意。刘锡鸿指责：“堂堂天朝，何致为小国主致敬？”

罪状三：郭嵩焘在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看了节目单。刘锡鸿认为这是“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

其实您仔细查阅以上这三大“罪状”，显然，这都是最起码的外交礼仪。但是您敢想象的是，在已经签下数个不平等条约，被暴揍了两次的满清，居然在19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都仍然浸淫在“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中？

更讽刺的是，刘锡鸿他自己“衣食用品也喜用洋货”。有道是，不要总是看一个人如何说，需要看其如何做。这些荒诞的指责似乎都在指向当时清廷官僚的闭目塞听与虚伪双标。或许，闭目塞听是被迫的，虚伪双标的真正的目的。此处其实可以联想起来，花同样的钱，谁都想买到最好的，谁会管它在何处生产呢？

面对内外夹击，郭嵩焘1878年8月被提前召回。回国后他郁郁不得志，最终辞官回乡。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他批评“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

郭嵩焘的悲剧在于，他的认知远超同时代人。当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时，他已经看清了现代世界的运行逻辑。所以，他提出，将西方强盛简单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错误的，满清如果只限于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而发展工商业才是出路。

但非常难受的现实之下，如果发展工商业，那么既得利益群体将彻底洗牌，因此他的建议不会得到正向的答复。

公元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先生去世，享年72岁。虽有李鸿章、王先谦等为其求情，但慈禧太后仍不准给他立传赐谥。

严复在挽联中赞扬他“赤胆忠肝筹国是，谤满天下无损名”。郭嵩焘不愧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但又是一位因认识超前而屡受打击的悲剧人物。

真正看到了世界的万千变幻

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在教科书上被轻描淡写，或许是因为他的故事暴露了晚清统治集团的愚昧与顽固。或许，如果将他的见闻与遭遇都一五一十呈现出来，更多残酷的历史真相也会被同时揭露。总之，有着一千一万个原因，郭先生的事迹几乎极少被人提及。

但很显然，他的人生犹如一幅讽刺画，展现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个封闭系统的自我欺骗与拒绝变革。

郭先生逝世，这位自诩“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先行者，终于从充满讥讽的世界解脱。历史终究还了他公道，当那些曾经攻击他的保守派早已化为尘土，郭嵩焘的名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越发闪亮，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愿意睁开双眼，看清现实。

来源：省愚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