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张照片是阿强发给我的。手机一震，我正坐阳台喝茶，二十年前那道围墙里的光就一下子被拉回眼前。说句实在话，看到孩子笑得那么自然，我心里是一阵暖，像被谁推了一把，记忆里的那个夏天一下有了回声。

阿强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笑得很真实，手里那张纸和客厅墙上那幅“正道直行”凑在一起成了整张照片的亮点。

那张照片是阿强发给我的。手机一震，我正坐阳台喝茶，二十年前那道围墙里的光就一下子被拉回眼前。说句实在话，看到孩子笑得那么自然，我心里是一阵暖，像被谁推了一把，记忆里的那个夏天一下有了回声。

出狱后的日子不是瞬间好起来的，是一天天慢慢堆出来的。2002年春天我走出监狱，口袋里揣着阿强当时给的那本旧书。第一份工作是当办公室主任，后来考了人力资源证，到了2009年自己开始做生意。书架上那本旧书还在，扉页上阿强当年写的“哥，加油”字迹已经淡了，但我常常摸摸那页，像按个暗扣，心头就能稳一稳。去年阿强转业当了警察，我把那幅字送他挂在家里，他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监狱里的会见日是每月十号，这事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大家都把衣服整理得干干净净，有的人一再摸枕头底下的照片，像捂着一块心病。我没有照片，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囚服，把领口拉平当成能做的事。平常多在阅览室靠窗坐，光照得书页发亮，外面走廊有时会传来哭声或笑声，人的情绪就在那些碎声音里被拉扯。唱歌集合时我常常哽咽，不是歌好听，而是某个音符把记忆缝起来的地方撕开了。

真正让我动起来的是某个夏天，管教员叫了我的名字，说“有人来看你”。我愣了，老家远，前妻断了联系，父母也走了。进了小会议室，门一推开，是阿强和他父亲站在那儿。按规定，非直系亲属一般不允许会见，管教员破例说我表现不错，对方又是军人家属。阿强父亲把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炒花生递过来，热乎乎的油香绕着报纸缝儿冒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人犯了错，改过就好”。阿强把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塞给我，扉页上写了几句简单的话。阳光透进来，照在花生壳上，我接过去手在抖，连一句谢谢都吞回肚子里。

那包花生，后来成了一个标记。出了监狱后，我开始主动帮管教整理资料，参加读书班，学着写日记。不是什么立竿见影的大改变，更多是把该做的事一点点做了。不少人都像那位来自四川的殷某，习惯把外头的混混样儿带进来，改不掉就是改不掉。他在狱里的表现只给了十个月的减刑，这件事让我知道：在哪儿都一样，态度决定结局。

回到社会也不是一路绿灯。初入职场，别人对“有过前科”这标签，态度复杂，眼神里有猜测、有戒备。好在我愿意把事做好，踏实干活，慢慢稳住了几份差事，终有一天拿到了证书，也开始能做生意。创业那几年过得紧巴巴，书成了最便宜的慰藉。一翻那本旧书，记忆就会回到小会议室，回到那包花生和阿强父亲的短短一句话。

跟阿强的联系从未断过。他当兵时他父亲就留过联系方式，后来他转业了，我们的关系没松。周末我们会一起带孩子出去爬山，走山路时孩子会问起过去的事。我不会回避，跟他说那段日子像胸口的一块石头，刚开始硌得慌，时间长了棱角磨平了。太阳穿过树叶那缝儿的光，虽不艳，但够暖，孩子听得懂也能感受到这事里的简单真实。

遇到别人求助我大多会伸手，尤其是那种简历上写着“刑满释放”的人。我不去翻他们的伤疤，也不把过去当成永远的标签。去年的一次招聘，简历写着“刑满释放”，我把人留下了。第一天上班他站在门口，有点紧张，我递杯水，说了句“犯错不可怕，怕的是不肯回头”。他眼里竟有水，像当年我一样不知所措。慢慢的，他做事有了条理，团队里也少了隔阂。我跟阿强开玩笑，说这回是那包花生救了我，他笑着回说哪能全怪花生。

照片又发来几次，阿强儿子的脸一次比一次像他父亲，墙上的那幅“正道直行”成了老照片的背景。那幅字挂着，看着就让人想到小会议室的那束光，想到报纸包着的花生。这些年过去了，日子里有很多细小的片段能串起一条线：一次会见、一包花生、一句不长的话、一页扉页上的字。上个月公司招人时，我又把眼光放在了那些愿意回头的人身上，递过的手还像当年别人递给我时那样，带着点发抖的诚恳。我把那张儿子录取的照片放到书桌边，茶杯里茶水凉了，我站起来，朝窗外走去，街上有人骑车急匆匆，风带着晚饭的味道。

来源：园中静读的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