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建军，守着这家“良心快餐”五年了。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颠勺颠到手腕发酸，妻子王芳洗碗洗到指节粗大，就为了让那些在城市边缘讨生活的人，能吃上一口热乎、干净、顶饱的饭。

那块写着“停业整顿”的白板，在我那间小小的快餐店门口，像块墓碑似的立了整整七天。

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一份五块钱的盒饭。

我叫陈建军，守着这家“良心快餐”五年了。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颠勺颠到手腕发酸，妻子王芳洗碗洗到指节粗大，就为了让那些在城市边缘讨生活的人，能吃上一口热乎、干净、顶饱的饭。

五块钱，一荤两素，米饭管够。我以为我在做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直到李国福大爷那通举报电话，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思绪拉回到半个月前，那天天气不错，阳光透过油腻的玻璃窗照进来，店里正是一天中最忙乱也最有人情味的时候。

第1章 五块钱的“天价”

中午十一点半，是“良心快餐”的黄金时刻。

我的小店开在老城区和新建开发区的交界处，像个不起眼的连接点，连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边是轰鸣的工地、穿着沾满泥灰工作服的建筑工人，另一边是提着菜篮子、步履蹒跚的老街坊。我的顾客，也大多是这两类人。

“建军，今天啥好菜啊？”张师傅是附近工地的钢筋工，嗓门洪亮，人还没到门口，声音就先传了进来。他黝黑的脸上挂着汗珠，安全帽的带子在下巴上勒出一道深深的印痕。

“张师傅来啦！今天红烧肉烧得烂，土豆炖得面，还有个清炒瓢儿白，解腻！”我一边麻利地给他打饭，一边笑着回应。

不锈钢的餐盘里，我先铺上一层厚厚的白米饭，然后用大勺舀起一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肉块颤巍巍的，裹着浓郁的酱汁，光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再配上两勺金黄软糯的土豆块和一筷子碧绿的瓢儿白，分量给得足足的。

“够不够？不够再加，米饭自己添！”我把餐盘递过去。

“够了够了，你这分量，实在！”张师傅咧嘴一笑，露出两排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放在那个我们用了好几年的塑料钱筐里。

店里没有扫码支付，来的都是熟客，大多是干体力活的，用不惯智能手机，现金交易对他们来说更直接。

“老板，我也一样！”

“给我来一份！”

店里十来张桌子很快就坐满了，门口还排起了队。妻子王芳在后厨洗菜切菜，忙得像个陀螺，我负责掌勺、打饭、收钱，也是一刻不得闲。油烟机的轰鸣声、锅铲的碰撞声、客人们的谈笑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充满烟火气的交响乐。我喜欢这种感觉，忙碌，但踏实。

就在这时，一个瘦高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是李国福大爷。

李大爷七十出头，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了，退休前是附近一家国营厂的会计，为人精打细算，甚至有些苛刻。他每天都会拄着拐杖在附近溜达，但很少在我店里吃饭，用他的话说，“外面的饭，油大盐大，还不干净，不如自己家省心。”

今天他会过来，我有点意外。

“李大爷，今儿个怎么有空来我这儿？”我笑着打招呼。

李大爷没应声，只是皱着眉头，目光像X光一样扫视着保温餐台里的菜色。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审视和挑剔，仿佛不是在看菜，而是在审查一份有问题的账目。

“就这几样？”他指了指红烧肉，“这肉看着肥得很，都是下脚料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依旧挂着笑：“李大爷您放心，我这肉都是从菜市场老刘那儿拿的新鲜五花肉，正经货。”

队伍里有人听不下去了，“李大爷，建军这儿的饭菜，我们吃了好几年了，干净又实惠，你就放心吧！”说话的是环卫工老赵。

李大爷瞥了老赵一眼，没作声，继续打量着。最后，他指了指餐盘：“给我来一份，我尝尝。米饭少点，菜多打点。”

我照办了。给他打菜的时候，特意挑了块瘦一点的肉。

李大爷接过餐盘，掏出钱包，慢悠悠地数出一张五块的纸币，递给我的时候，他突然开口了：“小陈啊，你这饭，五块钱一份，是不是有点贵了？”

这话一出，整个店里的嘈杂声仿佛瞬间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

我愣住了。

五块钱，一荤两素，米饭不限量供应。在这个城市，一碗素面都要八块钱的年头，我这价格，别说贵，说是“做慈善”都不为过。周围的工友和街坊，谁不夸我一句“陈老板实在”？

“贵？”我以为我听错了。

“可不是嘛，”李大爷理直气壮地挺了挺胸膛，“你看啊，这猪肉现在降价了，也就十几块一斤。你这一份饭里能有多少肉？二两顶天了吧？算三块钱。那点土豆、青菜，加起来一块钱都用不了。米饭能值几个钱？里外里成本也就四块，你卖五块，一份就赚一块，一天卖个一百份，就是一百块，一个月三千。你这店面小，就你们夫妻俩，也没啥开销，这钱赚得也太轻松了。”

他算得头头是道，每一个数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不愧是当了一辈子会计的人。

店里的人都面面相觑，表情有些古怪。张师傅忍不住开口了：“李大爷，话不能这么算。人家建军不要房租水电？不要煤气？人家夫妻俩起早贪黑的辛苦不算钱啊？”

“那都是成本，得摊薄在里面。我说的是毛利。”李大爷坚持自己的算法，“我觉得吧，四块钱一份比较合理。薄利多销嘛，价格降下来，来吃的人更多，你赚得也不少。”

我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跟他解释房租、水电、煤气、调味料、损耗这些看不见的成本，还是该跟他理论我们夫妻俩从凌晨四点忙到晚上八点的辛劳？

我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笑容：“李大爷，我们这小本生意，真不赚钱，就是图个辛苦钱。您先吃，要是不合胃口，我给您退了。”

我不想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争论，只想赶紧把这事儿揭过去。

李大爷却不依不饶，他端着餐盘，声音又提高了几分：“你这态度就不对了。我作为消费者，提出合理的意见，你怎么能回避呢？价格不透明，就是有问题。五块钱，对我一个退休老头子来说，就是一天的菜钱了，不能花得不明不白。”

说完，他端着餐盘，气哼哼地找了个角落坐下，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摇头，嘴里念念有词，似乎在品评这“天价”盒饭的每一处“瑕疵”。

店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客人们吃完饭，放下钱，都只是默默地对我点点头，然后匆匆离开。那天的午后，阳光依旧明媚，但我心里却像是被一团乌云笼罩着，闷得慌。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不过是一个精于算计的老人几句无伤大雅的抱怨。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第2章 一纸通告的重量

李国福大爷的抱怨，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虽然当时激起了一阵涟漪，但很快就被日常的忙碌给覆盖了。我以为生活会照旧，太阳升起，开门营业，锅碗瓢盆，人来人往。

然而，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错了。

那天店里不忙，我和王芳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菜。一辆白色的，车身上印着“市场监督管理”字样的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店门口。

车上下来两个人，一男一女，都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男的年纪稍长，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女的年轻些，提着一个工具箱。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菜叶，迎了上去：“两位同志，有什么事吗？”

年长的男人推了推眼镜，目光锐利地扫了一眼我的店面，从招牌看到地面，最后落在我身上：“你是这家店的老板，陈建军？”

“是，是我。”我有些紧张，手心微微出汗。开店五年，我们一直本本分分，卫生许可证、健康证，一样不落，自问没做过什么违规的事。

“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他亮了一下证件，“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店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和价格欺诈问题，我们过来进行例行检查。”

“举报？”我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价格欺诈？食品安全隐患？这……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有没有误会，我们检查了才知道。”他语气平淡，不带任何感情，“请出示你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

我赶紧让王芳回屋里拿证件。他们两人则戴上手套，一个走向后厨，一个开始检查前厅。

年轻的女孩拿着一个类似温度计的东西测量着保温餐台里菜品的温度，又用棉签在各种角落取样。年长的男人则在后厨四处查看，他的目光很细，从抽油烟机的滤网，到冰箱的生熟分区，再到调味品的保质期，无一放过。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们这种小本经营的快餐店，说实话，不可能像五星级酒店的后厨那样一尘不染。抽油烟机是天天擦，但日积月累总有油垢；冰箱里东西多，有时候忙起来，一块肉放得急了点，可能就没完全隔开。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心里有数，但绝对保证食材新鲜、操作干净的小毛病。

果然，问题还是被找出来了。

“你这个抽油烟机的油污清理不彻底，有火灾隐患。”

“冰箱里生熟食物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独立保鲜盒完全隔离。”

“你这个月的进货台账呢？索证索票记录不全。”

“还有，你这个……”

他一条一条地指出来，每说一条，我的心就沉一分。这些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平时可能没人管，但一旦有人“较真”，每一条都够我喝一壶的。

我陪着笑，不断地点头：“是是是，同志，我们马上改，马上改。我们这小店，人手少，有时候忙不过来，有些地方确实疏忽了。”

王芳在一旁急得眼圈都红了，想解释几句，被我用眼神制止了。这种时候，任何辩解都是火上浇油。

检查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年长的男人在我的收银台前，拿出了一张单子，开始填写。

“同志，我们真的没用过地沟油，食材都是当天买的，绝对新鲜。价格方面，五块钱一份，全城你都找不到第二家了，怎么会是价格欺诈呢？”我还是忍不住为自己辩解。

他停下笔，抬眼看我：“价格问题，我们经过周边市场调查，你这个定价确实不存在欺诈。但是，举报就是导火索，既然来了，我们就要按规章办事。你店里存在的这些卫生和消防隐患，是事实吧？”

我哑口无言。

他继续说道：“根据《食品安全法》和相关消防条例，现对你单位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停业整顿七天，将上述问题全部整改完毕，经我们复查合格后，方可重新营业。”

停业整顿七天。

这六个字像六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让我瞬间喘不过气来。

七天！对于我们这种靠流水过日子的小店来说，七天不开张，不仅仅是没收入，还有每天都在消耗的房租。更重要的是，那些每天都指望我这口饭的工友们怎么办？他们要去哪里吃这么便宜又顶饱的午饭？

“同志，能不能……能不能通融一下？罚款也行，我们保证一天之内就整改好，不停业行不行？”我近乎哀求地说道。

“规定就是规定。”他把通知书递给我，语气不容置喙，“签字吧。”

我拿着那支笔，感觉它有千斤重。我的手在抖，签下的“陈建军”三个字，歪歪扭扭，像是我此刻混乱的心情。

他们走后，我和王芳呆呆地站在店里，半天没说一句话。那张白纸黑字的通知书，就那么静静地躺在桌上，每一个字都像在嘲笑我的天真。

我终于明白，李国福大爷的举报，重点根本不在于“价格”。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引子，一个让公权力介入的理由。他或许真的不懂经营成本，但他懂得如何利用规则。他那一通电话，精准地击中了我们这种小本经营最脆弱的软肋——我们无法做到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完美无瑕，无可挑剔。

王芳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捶着我的胳膊，带着哭腔说：“建军，我们……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我们辛辛苦苦，卖这么便宜，图个啥啊？到头来还被人从背后捅一刀！”

我没说话，只是走过去，从墙上摘下那块写着“今日菜单”的小黑板，用湿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直到上面最后一丝粉笔的痕迹都消失不见。

然后，我拿起粉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那几个刺眼的字：

“停业整顿”。

第3章 沉默的七天

“停业整顿”的白板挂出去的第一个上午，我的店门口就围了不少人。

最先来的是张师傅他们几个工友。他们像往常一样，十一点半准时出现在街角，说说笑笑地走过来，准备吃午饭。当他们看到那块白板和紧闭的店门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建军！建军！”张师傅走上前来，用力拍了拍卷帘门，“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开门了？”

我拉开卷帘门的一条缝，探出头去。外面的阳光很刺眼，让我有些睁不开。

“张师傅，不好意思啊，店里有点事，要停业几天。”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有事？出啥事了？你人没事吧？”另一个工友焦急地问。

我摇了摇头，苦笑道：“人没事。就是……就是卫生检查，说有些地方不合格，让整改七天。”

“卫生检查？怎么会不合格？我们天天在你这吃，肚子从来没闹过毛病！比有些大饭店都干净！”张师傅一脸的不敢相信。

周围的人也纷纷附和。

“就是啊，陈老板这儿多干净啊！”

“是不是有人眼红，故意整你啊？”

我不想把李大爷的事情说出来。一来，家丑不可外扬；二来，说了又能怎么样呢？只会让邻里之间结下梁子，于事无补。

“没事没事，就是我们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到位，赖不着别人。大家伙儿这几天先去别的地方对付一下吧，等我重新开张了，再来捧场。”我强撑着笑脸，把他们劝走了。

看着他们失望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七天里，他们要多花一倍甚至更多的钱，才能吃上一顿和我这里分量相当的午饭。

接下来的几天，几乎每天都有老顾客过来询问。有环卫工，有附近的保安，还有一些独居的老人。每一次解释，都像是在我心上撒一把盐。

王芳的情绪很低落，整天唉声叹气。她一边按照整改要求，把厨房的角角落落都擦洗得锃亮，一边抱怨：“你说这叫什么事？我们卖五块钱，卖出仇来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别人一样，一份卖个十块十二块，少赚点良心钱，也少点是非。”

我沉默地帮她一起干活。更换老化的电线，给冰箱贴上生熟标签，把抽油烟机拆下来，用火碱一点点地把积年的油垢全部洗掉。那些油污又黑又黏，像我心里的憋屈，怎么洗都觉得洗不干净。

活儿不重，但心累。

这七天里，最让我煎熬的，是每天下午都能看到李国福大爷。

他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慢悠悠地从我的店门口经过。他会停下来，看一眼那块“停业整顿”的白板，眼神里看不出是得意还是什么。他从不往我店里瞧，也从不跟我打招呼，就那么站一会儿，然后继续溜达他的弯。

他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比任何指责和谩骂都更让我难受。

我承认，那一刻，我心里是有恨的。我恨他的刻薄，恨他的自以为是，恨他为了那一块钱的“差价”，就毁了我们夫妻俩的心血，也断了那么多人的方便。

到了第五天，我把店里所有的整改项都做完了，还特意花钱请了专业的消毒公司来做了一次彻底的消杀。小店焕然一新，干净得像刚开张时一样。

那天晚上，我和王芳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相对无言。

“建军，七天后……我们还卖五块吗？”王芳突然开口问我。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疲惫和迷茫。是啊，还卖五块吗？如果继续卖五块，会不会再来一个“李大爷”？我们的善意和辛苦，在别人眼里，是不是真的就一文不值，甚至可以成为被攻击的理由？

我站起身，走到门口，看着外面昏黄的路灯。街上很安静，偶尔有车辆驶过。

我想起了开这家店的初衷。五年前，我也曾在工地上打过工，深知体力劳动者的辛苦。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收工后，能吃上一顿热乎、管饱、还便宜的饭。后来，我用攒下的辛苦钱，开了这家快餐店，取名“良心”，就是想让和我过去一样的兄弟们，能吃得好一点，吃得暖心一点。

这五年来，我确实没赚到什么大钱，但每天看到客人们吃饱喝足后那满足的笑脸，我觉得比什么都值。

可是现在，这份“值得”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王芳，”我转过身，声音有些沙哑，“你说，我们的‘良心’，是不是用错地方了？”

王芳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流泪。

那个晚上，我抽了半包烟，一夜没睡。我在想一个问题：善良和好心，是不是也需要带点锋芒？如果你的善意不能被理解，甚至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廉价品，那么，你是否还有必要坚持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让很多人不理解，甚至会骂我的决定。

我对王芳说：“去，把我们家那个最大的计算器拿来，再拿一张大红纸和一支最粗的毛笔。”

王芳不解地看着我：“建军，你要干什么？”

我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要给李大爷，也给所有的人，算一笔账。一笔关于‘良心’的成本账。”

第4章 一张红纸上的“账单”

停业的第七天下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过来复查。

他们看得很仔细，拿着当初开的整改单，一项一项地核对。从后厨的卫生，到消防设施，再到进货台账，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最后，那个年长的负责人点了点头，表情比上次来的时候缓和了不少：“嗯，整改得不错，很彻底。符合重新营业的标准了。”

他在我的通知书上签了字，盖了章。

送走他们，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口七天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将在明天开张时，见分晓。

王芳看着那张合格通知，脸上却没有多少喜悦，反而充满了担忧：“建军，你真要那么做？万一……万一大家都不来了怎么办？”

我正在一张大红纸上写着什么，闻言，头也没抬地说：“不来就不来吧。有些事，总得说清楚。不然，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我的毛笔字是跟爷爷学的，算不上有风骨，但一笔一划，还算工整有力。

我在那张大红纸上，清清楚楚地写下了一份特殊的“菜单”，或者说，是一份成本公示。

良心快餐成本核算（单份盒饭）

1. 食材成本：

猪肉（后腿肉/五花肉）：市场均价14元/斤，每份菜含肉约2.5两，成本 ≈ 3.5元

蔬菜（两种）：时令蔬菜均价2.5元/斤，每份约6两，成本 ≈ 1.5元

大米：优质东北大米2.8元/斤，每人平均消耗4两（含免费添加），成本 ≈ 1.1元

食用油、调味品（盐、酱、葱、姜、蒜等）：综合摊销 ≈ 0.5元

食材小计：6.6元

2. 运营成本（按日均售出150份摊销）：

店面月租：3000元，摊销至每日 ≈ 100元，每份 ≈ 0.67元

水电燃气费：月均1500元，摊销至每日 ≈ 50元，每份 ≈ 0.33元

运营小计：1.0元

3. 人工成本：

本店为夫妻店，无雇员。若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人/月计算，两人每月应计人工成本4400元。每日工作14小时（早5点至晚7点），无双休。

此项成本，暂计为：0元

成本总计（不含人工）：7.6元

写完这些数字，我停下笔，看着这串冰冷又真实的数据，心里百感交集。原来，不算我们夫妻俩的辛苦，每一份五块钱的盒饭，我都要倒贴两块六。

我一直知道是亏本的，但从未如此清晰地量化过。我总想着，靠晚上卖点炒菜和酒水能把这块亏空补回来，勉强维持。现在看来，我不是在做生意，我是在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补贴那些来吃饭的客人。

而这份补贴，换来的，却是一纸停业通知。

在红纸的最后，我用最大号的字体，写下了几行字：

“小店不易，薄利经营。因被人举报‘价格欺诈’，停业七日，损失惨重。为维持生计，自明日起，本店价格调整如下：

良心套餐（一荤两素）：12元/份

劳动光荣套餐（凭有效证件：环卫工、建筑工）：6元/份

米饭管够，良心依旧。

望街坊邻里海涵。”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把毛笔重重地按在砚台上。王芳走过来，看着红纸上的字，眼圈又红了。她没再劝我，只是默默地帮我找来胶带。

我把这张巨大的红色“账单”工工整整地贴在了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就在卷帘门的正中央。红纸黑字，在傍晚的余晖下，显得格外醒目，甚至有些悲壮。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心里那股憋了七天的气，终于顺畅了一些。

我不是在报复谁，也不是在赌气。我只是想让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免费的午餐不存在，廉价的背后，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你可以不感激，但请不要把这份善意，当成攻击的武器。

那天晚上，我和王芳很早就睡了。没有激动，也没有不安，内心出奇的平静。

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明天起，“良心快餐”的“良心”，要换一种方式来体现了。

第5章 新价格下的众生相

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五点就起床了。

和王芳一起去菜市场进货，备菜，打扫卫生。一切流程都和过去五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但我们俩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十点半，我把卷帘门哗啦啦地拉了上去。阳光涌了进来，照亮了窗明几净的店堂。门口那张红色的价目表，在阳光下分外刺眼。

我深吸一口气，走回后厨，点燃了灶火。

第一个注意到变化的，是隔壁开杂货店的吴大妈。她探出头，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那张红纸，然后走过来，一脸惊讶地问：“建军，你这是……涨价了？”

“是啊，吴大妈。”我从厨房里出来，递给她一根烟，“不涨不行了，再卖五块，我们夫妻俩就要喝西北风了。”

吴大妈接过烟，叹了口气：“唉，也是。你卖那价格，我早就说过，你这是在做善事，不是做生意。不过……一下子涨到十二块，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怕大家接受不了啊。”

“没办法，”我苦笑了一下，“您看我贴的成本，十二块，我们也就赚个辛苦钱。至于大家能不能接受……就看缘分吧。”

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

陆陆续续地，开始有客人往这边走。他们大多是看到店门开了，脸上带着喜色，但当他们的目光触及那张红色的“账单”时，几乎所有人的表情都经历了一个从“惊喜”到“错愕”，再到“复杂”的变化。

几个相熟的工友在门口站了很久，对着那张红纸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走进来，而是在犹豫。

我心里有些发紧，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我依旧在灶台前忙碌着，锅里是今天新烧的红烧狮子头，香气四溢。

终于，张师傅带头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三四个工友。

“建军。”张师傅的表情有些尴尬，他指了指门口的红纸，“那上面写的……是真的？”

“是真的，张师傅。”我放下锅铲，擦了擦手，“对不住了，兄弟们。以前是我傻，算不清账，现在被人点醒了，总得为自己活一回。”

张师傅沉默了。他看着我，又回头看了看他身后的工友。他们脸上的表情，有理解，有无奈，也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失望。

“那……那个六块的套餐，是咋回事？”另一个工友指着价目表下面的一行小字问。

“哦，那个是给咱们干体力活的兄弟们的一点优惠。只要是环卫工、建筑工，拿工作证或者穿着工作服来，就是六块钱一份。”我解释道。

这话一出，张师傅几个人明显松了口气。

“嗨！你早说啊！”张师傅一拍大腿，“我还以为以后都吃不起你这儿的饭了呢！六块就六块，比外面还是便宜！再说了，看了你这成本单，我们才知道你以前亏了多少。兄弟，是我们占你便宜了！”

“就是！以前五块钱，我们吃得心里都有点过意不去，现在六块，踏实！”

他们几个纷纷掏出钱，买了六块钱的“劳动光荣套餐”。我给他们打饭的时候，分量比以前更足了，狮子头都多给了一个。

他们端着饭，找了个桌子坐下，一边吃，一边还在讨论着那张成本单。

有了他们带头，后面陆续来的工友们，虽然对涨价略有微词，但在看到六块钱的优惠价和那份详细的成本核算后，大多也都接受了。毕竟，六块钱能吃到这样一荤两素的饭菜，在别处是找不到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一些过去偶尔来吃饭的街坊，看到十二块的价格，摇了摇头，二话不说就转身走了。还有人站在门口，对着那张红纸议论纷纷。

“啧啧，停业七天，回来就涨价一倍多，这是想钱想疯了吧？”

“还写什么成本，谁知道真的假的？找借口涨价罢了。”

“就是，以前五块钱不也卖得好好的？肯定有钱赚。现在是嫌赚得少。”

这些风言风语，像针一样，不大，但扎人。王芳在旁边听着，脸一阵红一阵白，几次想冲出去理论，都被我拉住了。

“随他们说去，”我低声对她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管不了。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我知道，涨价必然会流失一部分客人。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整个中午，店里的人气比以前差了不少，大概只有过去的一半。但我算了一下账，收入却比以前卖五块的时候，还要高出一些。

我和王芳忙碌的间隙，心里都在等着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他一定会来。

果然，快到一点的时候，李国福大爷的身影，准时出现在了街角。他依旧拄着拐杖，步履稳健，只是今天的目的地似乎格外明确，径直朝着我的店门口走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张巨大的红色“账单”。

他的脚步，停住了。

第6章 沉默的对峙

李国福大爷就那么站在店门口，一动不动。

他的视线死死地钉在那张红纸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逐字逐句地看着。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嘴唇紧紧地抿着，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

店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也都注意到了他，吃饭的动作都慢了下来，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和李大爷之间来回游移。

我没有主动开口，只是站在柜台后面，平静地看着他。我和他之间，隔着几米远的距离，也隔着七天的停业和一场无声的风波。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李大爷的目光在“成本总计：7.6元”那一行上停留了很久，然后又移到了下面那行大字上：“因被人举报‘价格欺诈’，停业七日……”

他的身体似乎微微晃了一下，拄着拐杖的手，收紧了些。

我能看到，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店里的张师傅吃完了最后一口饭，把餐盘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哐当”一声响。他站起身，一边剔着牙，一边朝门口走去。

经过李大爷身边时，张师傅停下了脚步，斜着眼看了他一眼，然后故意提高了嗓门，对着空气说道：“有些人啊，就是吃饱了撑的。自己不干活，还见不得别人好。人家老板亏本卖饭，是情分，不是本分。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非要置人于死地，现在好了，大家都得多花钱了，他满意了？”

这番话，指桑骂槐，字字诛心。

李大爷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转过头，怒视着张师傅：“你……你说谁呢！”

“谁应声就说谁呗！”张师傅毫不示弱地顶了回去，“做人得讲良心。我们这些出力气的，就指望陈老板这口便宜饭，你倒好，一个电话，把人家饭碗都快砸了。你现在站在这儿干嘛？还嫌五块钱贵？现在十二了，你是不是更高兴了？”

“我……我那是维护消费者权益！我合理质疑！”李大爷的声音有些发颤，显然是气得不轻。

“合理质疑？”张师傅冷笑一声，“你那是断人财路，还断了我们这些穷哥们的活路！你退休金一个月好几千，你在乎这一两块钱？我们一天累死累活，就赚那百十来块，一顿饭省几块钱，一个月下来就是一百多！你懂个屁！”

张师傅是个粗人，说话直来直去，不留情面。

李大爷被他怼得哑口无言，一张老脸憋得通红，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并没有快感，反而有些不是滋味。我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让一个老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难堪。

“张师傅，算了算了。”我走上前去，拍了拍张师傅的肩膀，“都过去了。李大爷也是……也是按规章办事嘛。”

我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打圆场，但“按规章办事”几个字，却像是在提醒李大爷，这一切的源头，到底是什么。

张师傅哼了一声，不再说话，转身走了。

店门口，只剩下我和李大爷。

他低着头，避开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脚尖。那副样子，没有了往日的理直气壮，反而多了一丝狼狈。

“那个……人工成本，你为什么算成零？”他突然开口，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心里那点怨气，不知不觉地消散了许多。我叹了口气，轻声说：“李大爷，因为开这家店，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我和我爱人，就是想凭力气，做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我们的辛苦，在我们自己心里，是无价的，所以没法算，也就算成零了。”

李大爷的身子又是一震。

他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震惊，有羞愧，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茫然。

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

就在这时，王芳从后厨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紫菜蛋花汤出来，她走到李大爷面前，把碗递给他，语气平淡地说：“李大爷，天挺热的，喝碗汤解解暑吧。免费的。”

“免费”两个字，她咬得特别重。

李大爷看着那碗汤，热气氤氲，模糊了他的表情。他伸出手，想要去接，但手伸到一半，又猛地缩了回去，好像那碗汤是什么烫手的山芋。

他没有接汤，也没有再看我们一眼，而是转过身，拄着拐杖，几乎是落荒而逃般地离开了。

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有些佝偻，也有些萧瑟。

看着他远去，王芳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知道，她这一碗汤，递出去的是她最后的委屈。

而我，看着那张红色的价目表，心里却在想，这场风波，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

第7章 一碗没有加盐的汤

李国福大爷那天落荒而逃之后，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再出现。

我的小店，在经历了最初的议论和不适后，慢慢地恢复了平静，或者说，进入了一种新的平衡。

工友们依旧是我的主要客源，六块钱的“劳动光荣套餐”成了他们的标配。他们每次付钱的时候，眼神里都多了一份理所当然的坦然，少了一份过去占了便宜的拘谨。有时候，他们还会主动帮我收拾碗筷，说：“建军，你这生意也不容易，我们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而那些普通的街坊，一部分人接受了十二块的新价格，他们说：“仔细想想，你这菜，分量足，味道好，十二块也不算贵。”另一部分人，则默默地选择了离开，再也没有来过。

店里的营业额，稳定了下来，比过去卖五块钱的时候，确实高了不少。我和王芳虽然还是那么忙，但心里踏实了。我们终于可以不用靠晚上的炒菜来补贴白天的亏空，可以稍微喘口气了。

只是，王芳偶尔还是会念叨：“也不知道那个李大爷，现在去哪儿吃饭了。”

我嘴上说“管他呢”，心里却也偶尔会想起他那天仓皇离去的背影。

我以为，我和他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

直到一个星期后的傍晚。

那天快收摊了，我正准备拉下卷帘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是李大爷的儿子，李伟。他在附近一家公司上班，我见过几次，但不熟。

李伟看起来有些憔悴，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表情很是尴尬。

“陈老板，您好。”他朝我点了点头。

“你好，有什么事吗？”我有些戒备。

李伟搓了搓手，似乎有些难以启齿：“那个……我爸……他病了。”

我心里一惊：“病了？什么病？严重吗？”

“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前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血压升高，有点轻微中风，现在说话有点不利索，半边身子也不太好动。”李伟叹了口气，“医生说要清淡饮食，少油少盐。我跟我媳妇都要上班，中午实在没法回来给他做饭。这几天给他叫外卖，他都嫌油腻，吃不下。”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

“所以……”李伟的脸有些发红，“我想……能不能麻烦您，每天中午，单独给我爸做一份饭？就……就水煮的青菜，蒸个蛋羹，或者来碗烂糊面之类的。钱我照付，您说多少就多少。”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

王芳从里屋走出来，也听到了这番话。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犹豫。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李伟，你先进来坐吧。”

我给他倒了杯水，然后说：“大爷的饭，我来做。不要钱。”

“哎，那怎么行！”李伟连忙摆手，“不行不行，陈老板，之前我爸那事……是我们不对。他那个人，就是一辈子太较真，脑子转不过弯。我已经说过他很多次了，他就是不听。给您添了那么大麻烦，我们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怎么还能让您白帮忙呢？”

“一码归一码。”我打断了他，“你爸举报我，是他的事。他现在病了，需要人照顾，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邻居，邻里之间，搭把手是应该的。你放心，从明天中午开始，我每天单独给大爷做一份病号饭，到时候你过来取就行。”

李伟看着我，眼圈红了，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

从第二天开始，我的后厨里，多了一个小锅。每天中午，在做大锅菜的同时，我都会用这个小锅，给李大爷单独做一份饭。有时候是白粥配水煮青菜，有时候是清汤小馄饨，有时候是西红柿鸡蛋面。我记得医生的嘱咐，所有的菜，都极少放油，盐更是几乎不放。

李伟每天中午都会准时来取饭，每次都坚持要给钱，但我一次都没收。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

一天中午，李伟又来取饭。他提着空了的保温桶，对我说：“陈老板，我爸今天精神好多了，能下床慢慢走了。他说……他说想喝你做的紫菜蛋花汤。”

我愣住了。我想起了那天，王芳递给李大爷的那碗被他拒绝的汤。

“行，”我点了点头，“我这就做。”

我当着李伟的面，打了鸡蛋，烧了开水，放了紫菜和虾皮。在最后一步，我拿起盐罐，手却停在了半空中。

我想了想，最终，一粒盐都没有放。

我把那碗清淡到几乎无味的汤盛进保温桶，递给李伟，说：“告诉你爸，汤要趁热喝。”

李伟走后，王芳不解地问我：“你干嘛不放盐啊？一点味道都没有，怎么喝？”

我笑了笑，说：“他会懂的。”

尾声

又过了几天，一个寻常的午后，店里没什么人。

我和王芳正在算当天的账。门口的光线暗了一下，我们抬头一看，都愣住了。

是李国福大爷。

他拄着拐杖，由儿子李伟搀扶着，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了进来。他的气色比之前好了很多，但走路还是有些不稳。

他走到柜台前，停了下来。

李伟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说：“陈老板，这是这个月的饭钱，您一定要收下。另外，这是我爸……让我交给您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钱，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

钱我没有动，我展开了那张信纸。

上面是李大爷写的字，因为中风的后遗症，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孩子的笔迹，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建军老板：

对不起。

那天你送来的汤，我喝了。没有味道，但我心里，是咸的。

是我错了。

你的盒饭，五块钱，不贵。是我的良心，太便宜了。

李国福”

看完信，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抬头看向李大爷。

他也正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只是用那只还能动的手，颤颤巍巍地，朝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我走上前，扶住他，说：“李大爷，都过去了。快请坐。”

我让王芳去后厨，做了一碗紫菜蛋花汤。

这一次，她加了盐，不多不少，刚刚好。

汤端上来，热气腾腾。李大爷在儿子的帮助下，用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整碗汤都喝完了。

那天下午的阳光，特别温暖。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李大爷花白的头发上，也洒在我那块已经擦得干干净净，准备明天写上新菜单的小黑板上。

我决定，明天，“良心套餐”的价格，还会是十二块。

而“劳动光荣套餐”，也依旧会是六块。

至于那份成本公示，我打算把它摘下来，收好。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良心，不需要写在纸上，算在账里。它应该，也必须，被安放在每个人的心里。

有些账，算得太清，就伤了情分。而有些情分，是再多钱，也算不回来的。

来源：快乐晚风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