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民国初年的历史，宋教仁先生遇刺这件事，总让人感慨万千。那是在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多，上海沪宁火车站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年轻的宋教仁正准备坐夜车去北京，身边有黄兴、于右任等几位好友相送。

说起民国初年的历史，宋教仁先生遇刺这件事，总让人感慨万千。那是在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多，上海沪宁火车站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年轻的宋教仁正准备坐夜车去北京，身边有黄兴、于右任等几位好友相送。

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刚刚带领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眼看就要出任内阁总理了。他穿着黑色西装，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眼里满是理想的光芒，正和送行的朋友们热烈讨论着组建内阁、推行宪政的宏伟蓝图。

谁也没想到，就在他们走到检票口的时候，突然从暗处窜出一个人影——这是个叫武士英的兵痞，手里拿着勃朗宁手枪，朝着宋教仁后背连开三枪。其中一枪打中右肋，穿过腹部，宋教仁当场倒地。于右任赶紧上前扶起他，只见鲜血已经染透了西装。黄兴等人急忙把他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说起宋教仁的出身，他1882年出生在湖南桃源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六岁开始读私塾，十岁时父亲去世，家里日子就过得艰难了。十八岁那年，他进入桃源漳江书院读书，因为博览群书，很早就显露出过人才华。十六岁时写的诗句“月来窗纸薄，露下客衣单”，连行家都称赞有晚唐诗的风韵。

1903年，宋教仁到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那时候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拒俄运动，年轻的宋教仁深受感染，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后来他结识了在两湖书院宣传革命的黄兴，十分钦佩黄兴的革命主张，两人成了至交好友。

1904年，宋教仁和黄兴、吕大森等人先后创立了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那年正好赶上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他们原计划在年底于长沙、岳阳等地发动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方面的组织工作。可惜后来长沙那边事情泄露，宋教仁只好逃亡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宋教仁先后在政法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那时候东京聚集了很多中国爱国志士和革命党人，宋教仁在那里大开眼界。他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深入研究各国政治制度和民主理论，还翻译了不少关于宪法、官制、财政制度方面的书籍。这段求学经历，为他后来推行民主宪政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1905年8月，宋教仁参与创建了中国同盟会，担任司法部检事长，成为同盟会创始人和章程起草人之一。据同乡革命党人谭人凤回忆，宋教仁在日本期间常常显得忧闷，喝醉了就躺在地上放声高歌，流露出革命者内心的苦闷。在1906年2月22日的日记里，宋教仁甚至写道“忧闷交集，兀然独坐，愁苦之极，至有披发入山之思”，可见他当时的内心挣扎。

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出任了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可是袁世凯表面上推行共和，实际上却在搞专制独裁。到了7月份，宋教仁因为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愤然辞去了农林总长职务。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研究很深，他一直主张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面对袁世凯越来越明显的独裁倾向，宋教仁决心通过组织政党参加竞选，由政党组成责任内阁，以此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确保民主政治能够实行。

1912年8月25日，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派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宋教仁担任理事，实际上主持国民党的日常工作。到了1913年初，为了迎接首次国会选举，宋教仁奔走于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到处发表演讲，宣传他的宪政理想。他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建设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实行责任内阁制，用宪法来约束权力！”

在南京的一次演讲中，他对上万名听众说：“现在大家都希望建设一个良善的政府，但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良善的政府也会变质。我们国民党就是要为这个目标奋斗到底！”台下掌声如雷，很多青年学生听得热泪盈眶。宋教仁的演讲才能和宪政理想，深深打动了无数盼望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老百姓。

那段时间，不少朋友都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提防刺客，但他总是不太在意。他坦然地说：“吾乃堂堂国民党领袖，何惧之有？况且为国家民族赴汤蹈火，本是我辈职责。”就这样到了1913年3月20日晚上，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陪同下来到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坐夜车去北京。他意气风发，和送行的人热烈讨论着未来内阁的组建和宪政的蓝图。没想到走到检票处时，躲在暗处的刺客武士英扣动了扳机。三声枪响打破了车站的喧闹，宋教仁应声倒地。于右任等人急忙把他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但子弹已经穿入腹部，伤到了肾脏。宋教仁疼痛难忍，却还惦记着国家大事，他断断续续地对黄兴说：“我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业……宪政大业就托付给你们了……”

到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伤势恶化，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一岁。临死前，他还让黄兴代笔给袁世凯发电报，希望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宋教仁去世后，他留下的钱财少得连办后事都不够。孙中山先生紧急拨出党费为他办理了葬礼。宋教仁的遗物和一千多册古书则由谭人凤代为保管。谭人凤是宋教仁的同乡和革命战友，两人关系很好。但1920年4月24日，谭人凤在上海病逝。他生前租住在法租界武康路上的洋房被房东收回，宋教仁那些很有价值的藏书从此就散失了。

据说这批古书大多流入了旧书市场，被张元济、郑孝胥、程霖生等人买去收藏。直到1939年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南京城西一带下大雷暴雨，盋山下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和隔壁清代两江总督马新贻祠堂之间的围墙突然倒塌，露出了藏在夹墙里的几箱字画图书。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这些书的内页都盖着“渔父之印”“桃源行者”等印章——它们的主人正是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开后，举国震惊，大家都要求严惩凶手。不久，袁世凯、赵秉钧等人被揭露是幕后主使，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不过历史学者张耀杰在《谁谋杀了宋教仁》这本书里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通过系统梳理史料，认为案件幕后主使可能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具体执行涉及到吴乃文等人。

张耀杰通过比对1913年上海地方检察厅的侦查记录和日本法医的鉴定报告，发现杀手武士英的行凶路线有刻意设计的痕迹。案件的关键证据包括：凶手使用的新式勃朗宁手枪，与应夔丞寓所搜出的同型号枪支形成了物证链；陈其美亲信吴乃文在案发前与武士英频繁接触的证词等。不过学术界对这个观点还有不同看法，廖大伟等学者质疑“单一主谋论”，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共进会收抚、政府公债交易等关联事件。所以宋教仁遇刺案到现在还有争议，成了民国历史上的一大悬案。宋教仁的遗体安葬在上海闸北公园，墓碑上刻着“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评价。他的藏书本该和其他上万册古籍善本一起转移到西南后方，却被秘密藏进了夹墙。1949年后，宋教仁的遗物和藏书陆续被发现，现在分散收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历史不能假设，但人们总忍不住想：要是宋教仁没有遇刺，中国的宪政民主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当后人翻阅那些盖着“渔父之印”的遗物时，仿佛还能听见那个追求共和的坚定声音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

来源：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