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柏林的这6年，我遇见了一些人。他们或深或浅地走入了我的生活，让我看见了曾经无法想象的活法，也有了始料不及的经历。旧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难以概括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没有简单定义的好或者坏，失败或者成功，不幸或者幸福。唯一能被概括的是：他们的生活是流动的。在我这个

在柏林的这6年，我遇见了一些人。他们或深或浅地走入了我的生活，让我看见了曾经无法想象的活法，也有了始料不及的经历。旧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难以概括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没有简单定义的好或者坏，失败或者成功，不幸或者幸福。唯一能被概括的是：他们的生活是流动的。在我这个中国人的眼里，流动像风，带来一切可能性。

“这些年，有哪个人给过你最积极的影响，让你在坠落时不至于堕落？

“是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把你的生活夺走，要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我柏林的住处，有一个邻居们共用的大花园。花园有一大块草坪，被一个儿童沙池分成两部分。花园里种着古老的七叶树、瘦弱的苹果树、西梅树和紫丁香，外围是灌木丛。在草坪的一个角落，有晾衣服的地方，竖着几排钢管，上面有挂钩。6年前，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不知道晾衣绳是每一户人家私有的。被一个老邻居抱怨过，我才了解：把衣服挂在别人的绳子上是禁忌。每次晾衣服，需要自带晾衣绳，绑在挂钩上，收衣服时要把晾衣绳也收回去，把位置腾给别人。

我想不通：为什么德国邻居们不买共用的绳子，让它们天长地久地挂着？何必每家每次都绑绳子拆绳子，进行无谓的劳动？其实，一根绳子就是微妙的私有权边界。德国的日常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需要多次碰壁才能了解。

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我和60岁左右的邻居贝蒂娜(Bettina)一边晾衣服一边闲聊。她教我如何捆绑晾衣绳，如何夹衣服才能最大效率地利用风和阳光，而且提醒我夜晚记得收衣服，否则好的衣服会被偷走。她和我一样，喜欢在花园晾衣服，那天晾的是她外孙杰瑞（Jerry）的衣服。她说，他租的屋子没有洗衣机，每隔一段时间便将脏衣服带来，待她洗净叠好后再取回。我见过他好几次。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确定我和她的社交距离，所以不敢追着问，为什么出租屋没有洗衣机？一般来说，洗衣机是柏林出租屋的标配。

过了三年多，我和贝蒂娜日渐熟络，见面时可以拥抱了，谜底才浮现。原来，杰瑞在14岁就被父母赶出家门，有几年住在政府的庇护所，属于无家可归的人。按照我的思维，作为外婆会心如刀割，应该义不容辞地接管外孙。怎么可能接受他住庇护所，和流浪的人住一起？他后来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可是，我不敢追问，不敢冒昧地碰触别人的伤疤。

去年，贝蒂娜退休了。她的膝盖有疾病，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的运动。每周二，我上完德语课，就约上她一起去中央火车站旁边的公立游泳池。第一次走去游泳馆的时候，她突然指着路边的一栋三层矮楼说，那就是政府的庇护所，杰瑞曾经在那里住过两年多。每个楼层有共享厨房和洗手间，但是没有洗衣机。

有一天，我在花园碰见贝蒂娜。我告诉她，前几天，我见到杰瑞了，他穿得很帅。

贝蒂娜说，“那天他去面试。”

“他找工作了？”

“是的，他找见习岗位，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实验室。”

我惊讶了。一个14岁就被妈妈赶出家门的流浪儿童，住在庇护所，竟然读完书，而且可以向德国著名的大学实验室申请见习！怎么可能？就像一个人从烂泥的沼泽里走上了地平线，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提出要采访他。

杰瑞大大方方地来了，和我坐在花园中央的石头圆桌旁。他大约一米八几，穿着黑色运动T恤,很壮实，眉毛浓密，在金色的夕阳映照下，脸部的线条清晰硬朗。他很平静地说起过去，不回避我的任何提问，而且同意可以在文章中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和照片。

杰瑞是被亲妈赶出家门的。他的妈妈和继父都参加了“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这个宗教组织——极端的教规要求信众只能内部交往，不能和外界有联系，包括他们的家人，除非家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杰瑞上中学后，他的妈妈开始极力劝说他加入，可是，杰瑞认为他无法相信那个“神”的存在，于是和妈妈发生冲突，以至于在2012年被赶出家门。

杰瑞躲在女友的房间哭了整整一个星期。突然无家可归，他陷入了惊恐。过了一段日子，政府根据《青少年保护法》把他安置到青少年庇护所，并且安排重新上学。那时他已经吸大麻两年多，被一群坏朋友包围着，虽然能重回校园，但是没法专注学习。10年级的时候，杰瑞必须参加中等学校毕业考试（Mittlerer Schulabschluss），考试结果将决定他是否能继续升入高年级或者进入职业学校。但他考砸了。根据法律，杰瑞已满16岁，达到了15岁的合法劳动年龄，因为没能通过这一考试，也就没资格继续住青少年的庇护所。于是，他再次无家可归。

他清晰地记得那时的迷茫和痛苦，但是已经不再惊恐了。他在不同的朋友那里借宿。除了外婆，很多人都离他而去。他习惯了别人的冷漠，他说，“当时就想着，独立解决问题，必须活下去。让糟糕的情况不要变得更坏。” 幸运的是，他住进了另一个给成年人的庇护所，就是游泳池旁边的那栋旧楼。在那里，他住了两年。期间他去捡垃圾，当建筑工人，去仓库当管理员，在超市收银，打黑工，从政府的就业中心领取失业金，贩大麻挣快钱。当时，大麻仅限于医疗用途，受到《麻醉品法》的严格监管，除此之外无论是持有、消费、种植还是交易，均属违法行为；直到2024年4月1日，德国才实施《大麻法案》将大麻有限合法化。

某一天夜里，他在柏林的一个公园里卖大麻，无意中踏入了别人的地盘。两个男人持刀威胁他，其中一个要踩到他的脸上。他条件反射地举起双手，刀就刺到了他的右手掌和左边大腿。在夕阳的光辉下，他给我看了那两道伤疤。他说，更多的伤疤是在心里——在他人生最需要方向和指导的时候，妈妈把他赶出了家门。他说，亲爸爸是奇怪的人，消失很多年了，再也没回来过。反而，继父是一个好人，也能挣钱，是汽车维修工人，只要天下掉下冰雹，把一辆车砸个凹口，他就能挣到每个小时90欧元的工钱。可惜，继父有心脏病，性格被动软弱，不敢违抗杰瑞妈妈的意志。在那个家，没有一个人对杰瑞施以援手和给予成长的指引。曾经有过很多年，他没想明白，“我是谁？”

他很不喜欢住在庇护所，但是不想打扰外婆，因为贝蒂娜的房子也很小。杰瑞一直努力地想在柏林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寓。可是，柏林的出租房太稀缺了，房租也越来越高，找不到他支付得起的房子。2017年12月6日，他说，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日子，因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独居的廉租房，是政府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的房子。那个房子对他意义重大，他说，“生命重新回来了。我重新掌控了生活，对生命拥有了主动权。”

2018年，20岁的他重新回到中学，班上其他的同学都只有15岁。中学毕业后，他申请了职业培训学校，那是德国传统的劳动力培养模式。他选择了三年制的实验室专业，他很喜欢那里的工作，一切都需要精确和仔细的操作，非常有挑战。杰瑞的化学课成绩很好，鼓励他走这条路的也正是他的化学老师：“你应该继续学化学，你学得很好，你会很成功的。”老师这珍贵的一句话，点燃了他以化学为职业的激情。读书期间，他的父母无法提供资助，政府提供了学生资助，包括房租和每月500欧元的生活费。

当道路重新平坦，曙光出现时，他却差一点满盘皆输，失去好不容易夺回的生活。因为他贩大麻，有一天，几个警察踢开他的家门，将他铐上手铐。那是他第二次被警察抓住，然后被送进法庭。当时，大麻尚未有限合法化，持有或者贩卖大麻的行为可能面临罚款或最高5年监禁。第一次，法院判他支付罚款1400欧元，没有处以刑罚。第二次，他必须支付900欧元，否则就会入狱。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职业学校的培训，眼看着就可以毕业去工作了。他说，在那个时刻，世界上唯一不会对他放手的只有外婆了。

贝蒂娜没骂他，帮他交了那900欧元，让他免于牢狱之灾。他说，外婆从来没有责备过他的任何行为，因为她懂得，他的人生需要试错。当一个烫的盘子摆在面前，如果别人说，它很烫，不要碰；可是，他仍然一定会去碰，被烫到了才会缩手。例外的是，他很清晰地知道，不能碰大麻以外的毒品。他没有对其他毒品有瘾。

经历了那件事情后，他思考着，“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已经实现了什么？” 他很确定，大麻让他失去了正常生活的乐趣，犯毒瘾时，甚至都没法去超市买菜。那不是他想要的自己。于是，他开始戒毒。那是一个非常需要意志的艰难过程，从两个星期吸一次，到坚持两个星期不复吸，来回往复，终于戒掉了。在过去的8年里，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心理咨询师一直支持着他，帮助着他的自我成长。

他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实验室找到了关于细菌培植的实习工作。完成了职业学校的课程及实习后，他通过了高考，获得“专业高等学校入学资格”（Fachhochschulreife）,可以去应用型技术大学继续读书。他打算先去工作一年，存了钱再去读大学，尽管从本科到博士，需要7年的时间。虽然德国的职业培训可以让人获得很强的就业能力，收入也足够维持体面的生活，但是杰瑞还是对大学很向往。他说，“想一想，在大学里，你遇见的人，你们的谈话，绝对和职业学校里的不一样。”现在，他很在意交友的质量。无家可归那些年结交过的人，慢慢都消失了。他说，“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在监狱里了，有的再也没联系了。我必须彻底远离他们，否则，我不能幸存。”

在杰瑞离开花园前，他回答了我最后的三个问题。

“目前是否还有恐惧？”

“没有恐惧，但是也不镇定，不过，我总是有个计划，有边界，包括我可以做什么？什么我不可以做？我觉得还不能掌控很多东西，但是，这是人类的通病。如果开始恐惧，我就把它转化为进攻的能量，让恐惧离开。”

“ 哪些事情会让你不镇定？”

“怕回到14岁那年。当时很慌张，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帮我？现在，如果失去一切，我会很难过，但是，现在和14岁不一样了。我知道，就算再失去一切，我也能把生活夺回来。另外，就是担心我外婆的膝盖不好，她会不快乐。我真的很爱外婆。她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些年，有哪个人给过你最积极的影响，让你在坠落的时不至于堕落？

“是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把你的生活夺走，要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

90多岁的奶奶试图回避胡安.卡罗尔是同性恋的事实。她每次都对卡罗尔说，“你的朋友史蒂芬”。但是，卡罗尔会很清晰地纠正她，“奶奶，史蒂芬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了。”

那对同性伴侣邻居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

有时候，下午3点多就听到墙的另一边传来金属音乐，那意味着，那一天史蒂芬(Stefan)在家里处理出版社的工作，而他的丈夫卡胡安.卡罗尔(Juan Carrol)从医院下班回来了。我去过他们家吃饭。一进门，挂了衣帽，透过右边绿色门框，就能看到客厅墙上挂着的大幅照片——那是佛罗伦萨乌菲兹博物馆里的皇宫客厅，其纵深感瞬间将视线拉向远方。照片下面，是舒适的双人软沙发，衬着旁边餐桌的褐色皮椅。餐桌上常有颜色鲜艳的花束。史蒂芬喜欢在周末下班回家时买花。他曾和我说，花朵会让屋子明亮，让心情变得好一些。客厅连着开放式的厨房，窗台上种着煮意大利面用的罗勒叶。客厅的另一侧是金属橱柜，上面摆着艺术杂志，音响和唱片机。还有大大小小的相框，一本又一本的相册以及各种信物，记录了他们的感情和婚姻细节。第一次见到时，我被迷住了，忍不住端详，毕竟从来没见过男人如此展示爱的甜蜜。

他们是在约会软件上开始联系的。但是，此前卡罗尔其实已见过史蒂芬很多次，只不过，史蒂芬没意识到他的存在。那是在卡罗尔亲戚开的智利餐厅里，他在吧台后面做咖啡，调鸡尾酒，客人一般见不到他。2015年9月，29岁的卡罗尔从智利的一个小镇来到德国，用的是一年为期的“工作和旅行”签证，打工挣钱来旅行，满足一个年轻人看世界的野心。到了柏林，他就报名学习德语。早上8点半去德语学校，下午1点放学，4点就去亲戚的餐厅打工，工作到夜里11点。亲戚对他并不好，而且工作很劳累。次年3月，他离开了餐厅，打算重新找工作。可是，工作不好找，积蓄也快用完了，于是他订了机票，打算提前回智利。

那些日子，他住在合租的房子里，另外的两个租客是法国男人。他住的隔间是用客厅改造的，虽然很局促，但是在叙利亚难民涌进德国的时候，柏林一房难求，他好歹算有栖身之地。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他百无聊赖，突然想刷一下约会软件。很久以前，他就登记过账号，可是舍不得付费，属于不活跃的用户。那天，他登录进去，发现了一条留言。留言的男人留下了whatsapp的号码。他加了对方，并且约了视频对话。当对方的面容一出现，卡罗尔就脱口而出，“我见过你！” 然后问对方，你去过某某餐厅吗？

那是对方在柏林很心仪的餐厅，不仅因为那里的佳肴，而且还因为那里的一个人。站在吧台后面的卡罗尔很早就知道，那个很好看的顾客曾经把电话号码写给了做侍应的同事。后来，卡罗尔笑着说起那个往事，但是会加一句，“那是因为史蒂芬还没认识我”。他们在真实世界错过了彼此，却在网络世界被算法配对上了。

卡罗尔离开餐厅后，去了一家超市当售货员。这份工作需要排班，时间很不稳定，他不得不中断了德语学习。不过，他的德语已经能勉强应付超市里的顾客。售货员的工作仍然不轻松，但是，他知道那只是暂时的，自己不会一辈子都在货架之间忙碌。他想重新做回本行——康复理疗师。

来德国之前，经过4年的学习和1年的临床实践，他在智利的一个大学获得康复理疗师的本科学位，毕业后在一个小镇的医院做了3年的理疗师。在西班牙语里，那个镇的名字叫“黄金”。那里土地广阔，人们离群索居，骑马仍然是当地的一种出行方式。卡罗尔常常坐在一辆汽车里，由司机带着去不同的诊所和病人的家里，指导病人做康复和预防。每个星期工作44个小时，包括在路上奔驰的时间。工作之余，就是乡村般的寂静，没有博物馆，没有酒吧，没有剧院，只有两个饭馆。29岁的卡罗尔渴望喧哗，更多更复杂的声音。于是，他卖掉了所有的家当，带上3年工作攒下的5000欧元，于2015年9月来到了柏林。

亲戚的餐厅是他的第一个落脚点。辞掉后，失业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了售货员的工作。可是，生活的麻烦接踵而来。签证又快到期了。虽然，他已经买了回程机票，但是认识了史蒂芬之后，他就想努力留下来。他们很快就同居了，俩人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相爱。但是，他需要凑够7000欧元的存款，作为延长签证所需的生活保证金。2016年9月，第一份签证到期前，他成功地延签了一年的德语学习签证。

可是，签证永远是移民头上悬着的利剑。2017年的某个夏日，史蒂芬问他，是否想一起度假？卡罗尔很诚实地告诉他关于签证的焦虑。签证即将到期，他无法承担第二次签证延期需要的15000欧元的生活保证金，而且，延签时需要通过外国人管理局的面试，他对自己的德语并没有信心。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很讨厌外管局那个地方。那里的人掌控着移民的命运。那把利剑是否掉下来，有时候只是取决于办事人员那天的心情。

然后，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发生了。2017年6月3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婚姻平等法》，并在2017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同性婚姻被完全合法化，享有与异性婚姻相同的法律地位。婚姻不再限定为“一男一女”，而是两位成年人，不论性别；同性婚姻享有与异性婚姻相同的税收减免、继承权、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福利；同性恋伴侣可在民事登记处依法登记婚姻，无需特殊程序。新法出台促使两人考虑结婚，尽管与德国公民结婚并不自动赋予外籍者居留权但这为日后申请永久居留乃至入籍铺平了道路。在卡罗尔为居留身份焦虑的时候，史蒂芬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支持力量，托住了他。卡罗尔在智利的家人尊重其决定，只有他90多岁的奶奶试图回避。每当他和史蒂芬一起去看她，她都对卡罗尔说，“你的朋友史蒂芬”。但是，卡罗尔会很清晰地纠正她，“史蒂芬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了。”

同期，卡罗尔向德国政府提交了学历和职业证书的认证申请，希望以后能在德国从事理疗师工作。在等待结果的时候，他在一个私人的康复理疗所当实习生，每个月领着600欧元的工资。认证过程充分体现了德式的官僚做派——整整两年之后，他才收到学历认可通知，而且智利的工作经历不能等同于德国的执业时间，所以，他只能忍受一段时间的低薪实习生职位。

2018年，卡罗尔申请到了柏林事故医院的理疗师职位，专门做脊椎受损病人的康复。每天，他从重症病房把病人接出来进行训练：适应轮椅或者学习独立地从病床翻身，坐到轮椅上；或者根据术后状况调整康复计划。2024年，两位成都医生来他的医院观摩，对理疗康复叹为观止，因为中国的康复护理基本是由家庭成员承担的。卡罗尔认为中国的针灸，拔罐和按摩是非常值得研习的，可惜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推广理疗师（physiotherapy）的学位，需要培养专业的人才来做这份重要的工作。

在卡罗尔的理解里，当一个人偏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理方面，就应该需要理疗师的帮助。理疗师就是在人生某个时刻帮助你的人。特别是在事故医院，病人都是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了正常生活，而手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术后的病人需要理疗师。如果他看到脊椎受伤的病人能独立地站一下，哪怕一秒钟，他都会对自己说，“ I did a nice job!”。史蒂芬理解卡罗尔的价值追求，认为他的工作能直接帮助别人。

卡罗尔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参加职业培训。项目为期四年，是经典的德国职业教育，重视实践操作，授课老师都是资深理疗师。老师们要求学生去寻找或联系自己的病人，或者是身体不适的亲戚朋友，带到课堂上来。某个病人不能用手撑地倒立，一旦压迫，会引起疼痛。老师问他，是否曾经摔跤撞了头？他说，没有，但是两年前被树枝砸头了。老师当场将他治愈了。另外，一位女性抱怨某个器官疼痛，多次治疗无果。老师发现，是分娩时的疤痕导致的。卡罗尔说，培训前，自己的技术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经过一年多的培训，他的大脑里已经有了人类身体的整体图像，会考虑器官之间奇妙的联系。

作为移民，他能感觉到自己来自于另一个社会系统，有着不同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相比于德国的同事，他认为自己属于勤奋的外国人。很多同事喜欢呆在舒适区，按部就班地工作，领工资，夏天去度假。卡罗尔认为，如果不持续地学习，就浪费了聪明的脑袋。他曾经想过读硕士学位，但是来德国后，他的观念改变了。在智利的社会文化里，人们很注重学历，把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列为成功的群体，甚至卡罗尔在高中毕业时也遵从父命去大学读了两年工程专业。后来，他确信工程师不是他的梦想，于是退学，申请了理疗师专业。

每天，家里的闹钟在早上5点钟就响起，然后他就去医院上早班或者去培训学校。医院的工作繁重，而且程序日趋工业化，很多护士不堪重负而辞职，他的医院因为人力短缺也关闭了一个诊疗室。但是，工作之余，卡罗尔坚持参加职业培训。刚开始时，德语的教材曾让他深感挫败。如果坚持四年，通过考试，他将获得独立执业的理疗师资格，可以直接接收病人。他认为，德国是发达的国家，到处有学习的可能性，不像在智利，绝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大学里。德国技术工人的薪酬甚高，就算没学历也有体面的生活，所以接受大学教育并不是所有人的追求。卡罗尔说，在他的医院，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工资是一样的，职业评价是基于工作的能力和资历，而非学历。他不再在乎学历是本科、硕士或者博士，认为自己就是用一双手工作的人，而且这双手只有触碰到人的身体才有意义。

2024年11月，卡罗尔体验到了另一双手在他身体上的感觉。那是在北京的一所盲人按摩店，是他迄今为止接受过的最好按摩体验。按摩师敏锐的触觉和精确的手法让他惊叹不已。大概十年前，史蒂芬曾经在中国做研究，也被中国深深吸引。史蒂芬说，那是他人生中非常难忘的时光，所以要带卡罗尔去中国看看。他们参观了国子监，洛阳古墓，兵马俑，喝了西安精酿啤酒，吃了四川火锅，去我介绍的朋友家吃了家宴。在旅行途中，他们喜欢参加语言班或者烹饪课，像当地人一样在清晨出发，坐上公交车或地铁。他们喜欢这样融入当地的生活节奏，去体验另一种生活。

2025年初，卡罗尔收到政府信件，通知他的入籍申请得到批准，2月5日将是他的入籍日。在那重要的一天，史蒂芬陪伴着他，并且悄悄地准备了一个庆祝仪式，礼物是一块老牌的德国手表（NOMOS），简洁的白钢表盘配着黑色皮质的表链，手表的背面是史蒂芬定制的刻字，“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摘自德国1949年颁布的《基本法》的第一条第1款，法律条文强调，“尊重和保护它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

我对乌塔有了更大的兴趣——作为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一位在婚礼前失去新郎的中年女性，重新走回校园，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从我家穿过两个街道，就是我的好朋友桑德拉（Sandra）和塞缪尔（Samuel）的家。那是一个老建筑里的公寓，灰色的大门上满是涂鸦，破旧不堪，常常让我有错觉，不必按门铃，用力一推，就能打开。走上昏暗的楼梯，木板吱吱作响。通常是塞缪尔半开着门，露出灿烂的笑容等着我们。

我们两家结识于疫情期间。参加同一个暑期美术班的孩子们还没交上朋友，家长却成了好友。桑德拉爱烹饪和烘培，塞缪尔负责打扫厨房。洗碗机是他的宠物，谁都不可以碰，他执迷于洗碗机内完美和正确的摆放。这样一对朋友，让我既有好饭吃，又不必洗碗，所以我很喜欢去他们家做客。

2023年6月的暑假前，桑德拉又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喝了咖啡，吃了用绿茶粉做的提拉米苏。我们两家人有长假前聚餐告别的传统。那一天，她四年级的大女儿没在家，去了一年一度的班级旅行——这四五天，是孩子们一年里最期待的开心时刻。席间，桑德拉说，女儿告诉她发生了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情。班上一个女孩中途被接回家，因为她妈妈的新伴侣突然因病去世了。我好奇地问，那个男人多大年纪？桑德拉说，大概50岁，正在筹办婚礼。

后来我因为寻找采访对象，问塞缪尔是否认识重新走进校园，寻找人生另一些可能性的中年人？几天后，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他女儿同学的妈妈，大概40多岁，正在柏林艺术大学读书，名字叫乌塔（Uta）。

2024年6月的一个夏日午后，我和乌塔在柏林艺术大学的后院见面。阳光很明媚，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草坪上聊天。一堵旧墙上，爬满了红色的蔷薇，怒放得格外灿烂。乌塔指着红蔷薇说，“我们就坐那边吧。花儿开得好美啊。”于是，我们光脚坐在草地上，她手里捧着一纸杯的咖啡。聊了一会才知道，她就是桑德拉在咖啡聚会上提起的那个女孩的妈妈，而那天是她的未婚夫去世一周年。这些信息让我对乌塔有了更大的兴趣——作为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一位在婚礼前失去新郎的中年女性，又重新走回校园，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乌塔的声音很好听，既清晰又绵软，伴随着笑声，有一种让人不忍离席的魅惑力。她对自己的过往娓娓道来。18岁中学毕业时，她没有直接申请大学，而是像很多欧洲的年轻人一样，去外国当互惠生（Au-pair，一种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互惠生在寄宿家庭免费食宿，通过照顾孩子和做少量家务获得零花钱，其余时间去旅行或者上语言课。乌塔去了巴黎，一个她梦想中的艺术圣地。她的寄宿家庭有4个孩子。她说，那对父母很可怕，简直恨不得她没日没夜地干活。半年后，她就逃回德国了。

后来，她去了德累斯顿的一所大学读书，学了法语和建筑设计。毕业后她的想法是，“真的很喜欢艺术，不管有没有钱，我都要去学绘画”。在父亲的支持下，她去了哈勒(Hale)的一所大学学绘画。课余时间，她给艺术复制品绘色来挣点零花钱，心里还向往着学习中国的太极拳，一种神秘的东方文明。20多岁时，祖母去世给她留下了2000德国马克的遗产。乌塔用它支付太极拳班的部分学费——总学费是4000马克，剩余的一半，她通过为培训班打工来抵偿。

可是，太极拳渐渐地从她的生活中淡出了，就像和她交往了8年的那个男友一样。恋情走到最后，她既厌烦又痛苦。

2009年的夏天，28岁的她和朋友们在森林野营，遇见了另一个帐篷里的陌生男人。那个人在画廊工作，也从事艺术行业，两个人有共同的。当时的她觉得他很酷，“那么穷，还能把生活过得很有滋味”。她说，“那一刻，想试一下一见钟情，试一下信任的力量”。

一个月以后，她怀孕了，跟着新认识的男友从哈勒搬来了柏林，同居但是没有结婚。俩人吵了四年，生了两个女儿；最后她认为，他不适合做伴侣，做朋友更和平。

和中国的制度不同，德国的法律规定，离婚不必然分割抚养权，父母通常继续共同拥有抚养权。若父母未婚，法律默认母亲获得单独抚养权，但双方也可约定共同抚养。乌塔和男友约定了共同抚养，分别在附近租房，两个女儿隔天轮流住在爸爸家和妈妈家。

在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她选择了奋不顾身的一见钟情。从此以后，她人生的列车上，多了两位小乘客。

她和两个女儿住在50平米的公寓里。平常她在家里绘画，创作的时间有长有短，作品的卖价也不确定。如果卖给朋友，就会更加便宜，一两米长宽的作品最多只能卖1000欧元。尽管没什么收入，她从来也没有在画廊等地方工作过；事实上，也很难找到艺术类的专职工作。她说，只想做自由艺术，她相信艺术家是被闲暇亲吻出来的（Der Künstler wird von der Muße geküsst），所以，要保证闲暇。在政府失业中心登记“待业”以后，她和两个孩子每个月能拿到一千多欧元的市民救济金，专门提供给有劳动能力、但是失业或者低收入的人，另外还有每月共计500欧元的育儿津贴。育儿津贴和救济金，是她几乎全部的生活来源。房子是多年前租下的，每个月只要417欧元。由于她领取市民救济金，国家代其支付合理范围的房租和暖气费。柏林乃至整个德国对租户的法律保护很全面，特别强调稳定性、反驱逐保护和合理的租金控制。所以，哪怕最近几年柏林租金飙升，她的租房和租金都是稳定的。尽管如此，每个月仍然难免捉襟见肘，只能勉强对付生活。孩子们的父亲也是靠救济金度日，无法对孩子提供充分的财务支持。

她庆幸是在柏林生活。很多人把废旧物品放在家门口的马路边上，用一张纸写着“赠送”；甚至连这张纸都没有，那些旧鞋子和旧衣服，或者搬家后的锅碗瓢盆，很快就会被人拾走。这是柏林居民的默契，生活的尴尬可以被接受和理解。柏林人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乌塔捡了不少免费的用品，但随着女儿们渐渐长大，她们渴望着家里能买得起更多的东西。乌塔说，“没钱的感觉糟糕透了！生活中哪里都需要钱”。有时候她很沮丧，不知道如何挣钱。

2020年，她看到了一个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那是脸书的一个培训广告，“女性如何成为百万富翁”。疫情之初，德国政府给自由职业的艺术家发放了每人5000欧元的补助。乌塔太想成为百万富翁了，于是把5000欧元全部用来缴纳第一期的脸书学费。每期的培训是3个月，每周上3次课，每次3个小时。她的师祖（老师的老师）现身说法，她就是通过参与社交媒体上的培训课程实现了百万富翁的梦想——参加培训班，毕业，再去招募学生，复制培训班的模式。要实现梦想，需要参加两期的培训，而第二期的培训学费是9000欧元。

为了筹集高昂的学费，乌塔在网络平台发起了项目众筹，有一些熟人和朋友捐赠了，最后凑到了4500欧元。但是，她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朋友——她们惊讶地问，“乌塔，你是不是疯了？” 甚至连她最好的朋友也远离了。剩下一半的学费，乌塔用自己的画作来冲抵。她认为那些朋友的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有些人花很多钱投资豪车，没人说她们疯了？我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而投资，是更聪明的做法。凭什么说我疯了？” 培训结束后，乌塔和另外一位女性学员开始复制培训班模式，招生的学费是220欧元。遗憾的是，几年间断断续续招到的学员不足10个。

百万富翁的梦想破灭后，乌塔仍然不想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餐馆端盘子。她认为，那些只是“为了谋生的工作”。她说，“无论在好的时间还是坏的时间，我都想忠诚于艺术，把时间留给艺术。” 不过，她也承认，这种活法的背后也有德国救济金抵扣制度的负面因素。法律规定，市民救济金的领取者，如果有了收入，只能渐进式保留，其余缴纳政府。收入在100 欧元以下的可100%保留；收入100至520欧元可保留20%；收入520至1000 欧元则保留30%。虽然，职业救济金制度的宗旨是确保每个生活在德国的人，无论是否失业或贫困，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践行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但是客观上因为抵扣比例高、工作报酬感低，很多人反而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很多人认为，如果每月都要汇报工资、接受审核，最后的总收入跟领救济差不多，还不如就领救济。

新冠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她在家教两个女儿学习，意外地发现，她喜欢教孩子。可是，她不是很确定能否胜任教师的工作压力。一个在小学做校长的朋友邀请她当兼职的艺术老师。但那是临时的活儿，没长期合同，报酬也不高。从那以后，她想到了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忠诚于她的艺术，那就是当一个艺术老师，把艺术和教书结合起来，既能得到钱，也能得到艺术。

2022年，她决定去柏林艺术大学读硕士，毕业后当一个中学艺术老师。所以，乌塔一直到41岁才想明白，要用什么来谋生。作为贫穷的自由职业者，同时也是领贫困救济金的单身妈妈，她仍然觉得，女性需要时间去思考，“我想要什么生活？” 从1999年中学毕业，她用了23年才交出答案。

她申请了柏林艺术大学专门招收艺术从业者的艺术教育硕士项目，它的目标是通过3年的学习“让艺术家成为教师”，既解决艺术家们的生计，又解决柏林教师短缺的难题。被录取后，她曾经很忐忑，害怕照顾两个女儿和学习难以兼顾，甚至担心不能专心地读完一页书。事实上，回到校园后，她说，书本像“棒棒糖”一样，读起来津津有味。截止2024年6月，她已经通过了11个科目的考试；2025年4月，44岁的她开始在中学当实习老师。她认为，自己只是比班上其他更年轻的人年龄大一点，并非更老。2022年，作为41岁的单身母亲，她还在约会软件上找到了心爱的新伴侣。初次约会时，他们约好在附近的杂货店门口见面。见面时间到了，可是她没看到人。于是，她打电话，对方说，“我就在你旁边，转过身来。”她常常记得初次的约会，认为那是很浪漫的开端。

2023年，俩人的恋情很甜蜜，决定结婚。那时她42岁，人生似乎正驶向安稳的港湾——第一份工作和第一场婚礼在望。然而，未婚夫突然离世，筹划中的婚礼戛然而止。

为了克服悲伤，她把自己的心理医生换成了未婚夫生前的心理医生。他生前在某张纸上手写的一个“love”，她拿去让人依样在手腕上做了刺青。她说，等活够了岁数，她和他会重逢的，像以前那样相爱，而且会住在一起。讲起未来的死亡，她充满了憧憬，乐观得连声调都像唱歌。她幸福地回忆着去世的未婚夫，就像谈论着明天婚礼的新郎。

风里的蒲公英是什么感觉呢？它们祖祖辈辈都是那样的活着，是否基因里已经适应了随风而去，随地生根发芽，而我这个基因中缺乏迁徙自由的中国人，天然渴望稳定的中国人就会在风里哆嗦？哆嗦了一阵子之后，我突然也喜欢了在风里的自由。

40岁，我来了德国。为了有留下来的合法身份，重新进入职场，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我像绝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读书，写作业，写论文，从2022年起就海投简历，接受各种笔试和面试。来德国前，我有丰富的职场经验。2004年参加工作，恰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后来进入新闻行业，积累了资历并获得了业内认可。期间换过一次工作，也因有前辈引荐，无需辛苦求职。而在德国，为了进入求职的角色，我用了几乎半年的时间去做心理建设，说服自己：接受从零开始，要向一个陌生的世界兜售自己——一个在德国职场的“nobody”。而过去15年在国内的工作成绩，曾经让我以为自己是“somebody。”

当我克服拖延和躲避，终于把简历做好发出去以后，命运眷顾了我。才发了不到5份简历，我就得到了一个知名咨询公司的面试通知。我成功地通过了笔试和第一次面试。可惜，第二次面试前，我因为生活里的各种辛劳和意外事件变得身体虚弱，某一天在马路边叫了救护车。在那以后，我就有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对自己的身体极度不自信。

我害怕一个人独处，害怕陌生人，害怕陌生环境，害怕自己随时晕倒。在最后一次面试前，我怕自己太饿会在中途晕倒，于是洗了澡让头脑清醒，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海碗的白米饭。“终于不会饿了”，我带着这样的信念打开了电脑的摄像头，接受了几个招聘者的轮番轰炸。记得那个时候，我盼望每一秒都快点过去，虽然心里明白，每一秒都很重要，就像溺水的人看到沿岸的一棵大树，一个枝桠弯下来，就在浊流汹涌的水面上，只要我用尽全力纵身一跳就能抓住，就能上岸。可是，只差了那么半寸，直接从高处坠落。

后来，又用了很长的时间重新做心理建设，重新海投简历，于是，又有了几次进入最后一轮面试的经历。而我总是在那个时候盼望每一秒都快点过。有时候，我会想：是否有人会享受面试的过程，像真的战士一样，举起铠甲，抬起利剑，气如山河一样长啸，“舍我其谁”？如果有了那种感觉，是否就能找到工作了？

2024年5月份，我参加了柏林社区服务中心的免费就业培训课程。那些日子，我送完儿子上学，就继续骑车去参加培训。早晨的马路，上班的人开车或者骑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他们的目的地都是明确的，就在前方。而我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我羡慕他们的行色匆匆，无论干的是什么工作，好歹身份是受雇者，而我用了两年的时间都没有让自己成功受雇。

我就是这么带着渴望和疑问，骑车去了那个陌生的社区中心。来听课的人不多，大概6个左右，都属于“弱势群体”或者“非成功人士”，例如找不到工作的单身母亲，收入不稳定的艺术从业人员，还有像我这样没找到工作的外国人。

30多岁的劳拉（Laura）是第一节课的讲师，穿着淡颜色的花裙子，利索干练，声音响亮，很和善，富有共情。第一节课的主题是如何自我赋能，如何规划职业？

培训全程用德语，我是囫囵吞枣式听课，唯一听得非常清楚的是劳拉让我们做课堂练习，画“我喜欢做什么工作”和“我要找什么工作”之间的交集。做那个作业的时候，我幡然醒悟，“我丢失了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既为了拥有德国合法居留的身份而焦虑，还为后半辈子的谋生而恐惧。过去那两年，我一直有个执念，只要有一份工作合同，做什么都可以；至于“我喜欢什么工作”，这个问题从来没进入思考范围，或者被我故意屏蔽掉了。那个时候的我就像饥不择食的人一样，只想尽快满足最低层次的需求。

参加劳拉的培训时，我刚拿到德国自由职业者居留证不久，打算做自由撰稿人。可是，内心仍然有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是否意味着承认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是否就是loser? 人是否非要通过被雇佣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是否拥有稳定的工作才是“winner”? 而“winner”是否意味着一劳永逸的安稳？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安稳？

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采访了劳拉。她的故事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打开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劳拉的职业就是从放弃找工作开始的。

2010年，她23岁时本科毕业，觉得自己太年轻了，不知道可以从事什么职业，于是申请了“工作和旅行”的签证，去其他国家一边游荡一边打工。一年以后，她重新回到学校读东南亚研究的硕士。几个学期后，她不喜欢了，就换到文化交流专业。德国的大部分的公立大学都是免费的，学生可以申请自由换专业，甚至换大学，申请获得批准后，重修新的课程积累学分，只要承担时间成本和每年几百欧元的行政费用。宽进严出的高等教育制度不仅仅为年轻人提供了试错的机会，而且也为中老年学生提供了重返校园的机会。劳拉的班上，每学期都有几个“银发同学”。

硕士毕业后，劳拉在政府部门找到了一份有期限的合同工。2018年夏天，她面临着重新找工作的困境，求职多次无果后去政府的就业中心求助。就业中心不仅仅发放失业救济金，而且提供就业支持，例如职业咨询、求职技巧、简历撰写和面试准备等方面的培训，并且还帮助失业人员匹配工作机会，提供或资助再教育课程，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劳拉参加了几个月的职业培训课程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那就是在就业中心当一名培训师。于是，她不再求职而开始了自由职业的生涯，在柏林不同区域的就业中心担任培训师，讲课内容包括如何成为人力资源经理，如何提高领导力或者如何管理压力等。

自由职业的灵活性有利于她协调工作以及与意大利男友的异地恋。她在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和大学联系不同的培训项目并担任讲师，有了5年多的经验和职场网络后，她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地滚动起来了。

我问她，自由职业者如何克服对“不确定”的恐惧？

她反问，可是，“确定”不也意味着重复和单调吗？

“自由职业常常让我想起街头的流浪汉，好像抱住一个机构才能让我有安全感。”

“事实上，自由职业也是一种职业。在德国，很多人都选择自由职业。自由职业也有医疗和退休保险等社会保障，只不过需要自己支付全部保险金，没有雇主承担另一部分。其实，很多雇佣合同也是有期限的。在某个人生时刻，需要重新找工作，这也是很正常的职场现象。在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地点工作，一份工作干到退休，我无法忍受那种不自由的活法。”

上完劳拉的最后一节课时，我走出教室，坐在那个老院子的墙边，晒着阳光，啃着早晨从家里带来的干面包。我闲下来，开始慢慢地观察。楼的旁边有一个金属架子，挂着社区里捐赠的旧衣服；另一个教室里有很多穿着罩衣头纱的阿拉伯女性在上课，估计也是德国移民融合政策实践的一部分；院子的另一侧是陈旧的角落，停着一排自行车；楼里的第一层是社区服务中心的办公室，偶尔有社工在走动。在那栋楼里，工作人员会对我微笑，可是那份礼貌在我看来，是一种带着优越感的政治正确，就像在觥筹交错中，一位绅士对身边的侍者微笑，是礼貌，也是不平等。这种主观的不平等的感受来源是什么？是否因为我这个新移民没能找到工作？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我没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好像被命运扔进了风里。我猜想，风里的蒲公英是什么感觉呢？它们祖祖辈辈都是那样的活着，是否基因里已经适应了随风而去，随地生根发芽，而我这个基因中缺乏迁徙自由的中国人、天然渴望稳定的中国人就会在风里哆嗦？哆嗦了一阵子之后，我突然也喜欢上了在风里的自由。我没被雇佣，是自由职业，有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我的时间没被卖出去，都是我自己的，真实地拥有全部的生命——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也是不稳定的，没有带来绝对值的幸福。例如那天走出社区中心，手机提示音响起——是尼曼项目同学群的信息，亨利宣布即将重返哈佛尼曼基金会担任副主任（Deputy Curator）。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好滑稽。我祝贺了亨利，但是，没告诉他，我正在德国和一群弱势女性参加再就业培训，不是因为难堪，而是活在风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和解释。

来源：财富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