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的生命里,大哥杨振宁始终是一盏引路的明灯。他不仅是家族的骄傲,更是载入史册的科学巨匠。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日常琐事,如同串联珍珠的丝线,将他的天赋、性情与志向清晰勾勒,让我得以窥见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的成长轨迹。
在我的生命里,大哥杨振宁始终是一盏引路的明灯。他不仅是家族的骄傲,更是载入史册的科学巨匠。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日常琐事,如同串联珍珠的丝线,将他的天赋、性情与志向清晰勾勒,让我得以窥见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的成长轨迹。
杨振宁
1922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大哥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当时在安庆任教,便为他取名“振宁”,“振”字延续了杨家“家、邦、克、振”的辈分排序。六岁那年,我们家随父亲迁居厦门大学,海滨散步成了日常。其他孩子捡贝壳只求个头大,大哥却专挑精致的小贝壳,父亲彼时便察觉他“观察力不同于常人”,这份独特的视角后来也融入了他的科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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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天生是左撇子,母亲费尽心机将他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他打乒乓、扔瓦片仍惯用左手。我常暗自思忖,这种左右脑并用的特质,或许正是他日后成就非凡的隐秘密码。父亲早早就发现了他的异禀,1934、1935年间便在他相片背面写下“宁儿似有异禀”,还常与他讲历史、谈科学,甚至提及诺贝尔奖金。儿时的大哥竟直言“将来要得诺贝尔奖”,父亲当时只当是童言妄语,二十年后儿时戏言竟成事实。1962年父亲在日内瓦与我谈及此事时,言语间满是命运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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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书对大哥而言从非苦事,反倒充满乐趣。他七岁便跳级进入小学三年级,对万事万物都抱有强烈好奇,溜冰、打冰球、骑自行车等运动也样样精通。1929至1937年,我们家住在清华园教职员宿舍,大哥常和伙伴们骑车疾驰,从气象台陡坡冲下,在无栏杆的木板小桥上飞驰,多年后他回想起来也坦言“极危险”。生物系清理金鱼缸时,他还会载着四岁的我沿砖沟练车,一次摔跤撞破我的额头,他急忙带我就医,用金钱酥哄我保密,结果自己挨了顿骂,那甜甜的味道与兄长的慌张,我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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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6岁的大哥仅念完高中二年级,便以同等学力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在两万余名考生中位列第二。当时家里的黑板是他与父亲的讨论的工具,满是几何图形与陌生符号,他们口中的“香蕉”(相交)、“钢笛浪滴”(法国学术杂志《ComptesRendus》),在我心中种下了对学问的好奇。大哥爱唱歌,走路、做功课时总放声高歌,弟妹们都跟着学会了他常唱的歌。他的国文课本里,还曾记下“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对联,后来才知是父亲在安徽酒家所见。进大学后,他读《悲惨世界》等英文经典,像说书人般每天讲给我们听,虽常半途开新篇,却让我们迷上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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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的勇气与主见在年少时便显露无遗。父母争吵时,他敢直言“有失体统”;即便惹父亲发怒也坚持己见。他的兴趣远超常人,除了围棋,军棋、国际象棋、桥牌样样精通,50年代我们在美国还常对弈,直到他科研渐忙才减少。1945年大哥赴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他的来信总能带来三重喜悦:学业进展、趣味问题与美国邮票,如同远方的光,照亮全家的期盼。好友凌宁曾写信给父亲:“振宁念书比别人高出一头一肩”,这话半点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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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我赴美求学,大哥刚获博士学位任讲师,月薪仅375美元却分给我三分之一作生活费,他的照料“不像哥哥像父亲”,他的友人米尔斯也有同感。1951年圣诞,我在普林斯顿见证了他证明“杨-李圆圈定理”后的狂喜,他兴奋地讲解,坦言这是“一生最美的定理”,即便我全然不懂,那份热忱也深深烙印在我心中。后来我才知晓,他为解此难题苦思良久,请教纽曼教授无果后仍坚持不懈,最终耗时六周攻克难关。1957年他与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斯坦伯格告诉我,早在芝加哥求学时,大哥的学识已堪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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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与大哥共事时,我更看清他的科研特质:一是思维敏捷,面对难题能一日从四五个角度切入,刷牙时都在思考,曾被牙膏公司询问能否用于广告;二是数学功底深厚,为解物理问题能快速习得新数学知识;三是追求“美”的研究,其核心成就规范场理论便与微分几何、群论的美感紧密相连。这些特质,正是他不断突破的关键。
杨振宁
父亲的民族情怀深深影响着大哥。70年代后,他为中国大专募捐、创造学者交流机会、公允评价前辈物理学家,以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报国初心。
如今回望,大哥的人生如一部厚重的书。从海滨捡贝壳的孩童到诺贝尔奖得主,从清华园的追风少年到物理学界泰斗,他以天赋为基,以坚持为翼,以家国为怀,活成了自己曾期许的模样。他于我是兄长,于民族是脊梁,这盏明灯,永远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
来源:阿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