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10月18日，一颗跨越世纪的科学巨星悄然陨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103岁。消息传来，举世同悲。线上线下，人们追忆先生在物理学领域划时代的贡献，先生为中国科技“播火”的不朽功勋，先生的赤
谨以此文悼念杨振宁先生，缅怀让世界知晓中国的人们！
2023年10月18日，一颗跨越世纪的科学巨星悄然陨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103岁。消息传来，举世同悲。线上线下，人们追忆先生在物理学领域划时代的贡献，先生为中国科技“播火”的不朽功勋，先生的赤子情怀……
然而，当我们深切缅怀这位科学巨匠时，更应铭记他另一项同样伟大、更具独特意义的历史贡献。这就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先生以非凡的勇气、深邃的洞察力和无可置疑的国际学术声誉，向世界，特别是向西方世界，客观、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这一贡献，就其打破坚冰、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与历史影响力而言，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埃德加·斯诺通过《西行漫记》向世界揭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面貌的壮举，可谓交相辉映。
斯诺在旧中国迷雾重重、外界对延安一无所知的年代，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而杨振宁先生，则是在新中国被重重封锁、西方世界充斥着误解与偏见的冷战高峰，以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身份，为世界开启了一扇观察社会主义中国真实运行的窗口。杨振宁先生呈现给世界的，不再是意识形态滤镜下的模糊轮廓，而是一个正在谱写“敢教日月换新天”壮丽诗篇的、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民族。
一、从科学巨匠到文化使者
杨振宁先生于1945年负笈远渡，在异国他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然而，纵然功成名就，他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对故土的深切眷恋。1971年，历史迎来了关键节点。那一年，他的父亲、数学家杨武之先生病重，父子情深，亟需探望；那一年，国际局势也出现了微妙变化，美国国务院悄然解除了长达二十年的对华旅行禁令。
这一刻，对杨振宁先生而言，不仅是探亲的良机，更是他二十六年来首次得以亲身踏上魂牵梦绕的土地，亲眼见证“新中国”。杨振宁先生毫不犹豫，毅然启程。
这次为期四周的旅行，杨振宁先生惜时如金，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上海、北京、合肥故里，参观工厂、农村、学校、医院和研究机构，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到与普通工人、农民、学生的促膝长谈，杨振宁先生对新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正因如此，这次回归，也成了杨振宁先生人生角色拓展的重要标志。从这里出发，杨振宁先生不再只是一位远居海外的纯粹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主动承担起文化使者和信息传递者的历史责任。杨振宁先生也敏锐地察觉到，美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对这片经历着深刻变革的土地，怀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的强烈渴望。
二、1971年石溪演讲的震撼力量
回到美国后，杨振宁先生于1971年9月21日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了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著名演讲。这场演讲，宛如一道划破沉寂夜空的闪电，成为了打破西方信息壁垒的“惊雷”。
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杨振宁先生未谈高深物理，而是以一个游子归家的视角，用平实、客观却充满细节的语言，娓娓道来他的所见所闻。这份报告之所以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历史价值，源于其几个核心特质：
一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观察。杨振宁先生的叙述，不是简单的政治颂扬。作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的观察植根于事实与数据。他谈及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1970年约900亿美元），其水平仍远低于美国，但相对于旧中国，已是翻天覆地；杨振宁先生提及棉布供应尚需凭票，住房问题仍是挑战；杨振宁先生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学里的派系纷争，甚至提到了具体的伤亡数字。这种不回避困难与问题的坦诚，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他整体叙述的可信度。
二是聚焦于“人”的精神面貌变革。演讲中最核心、最动人的部分，是他反复强调的中国人民“精神”上的巨变。他深刻指出，与二十六年前相比，中国“完全地改变了”，而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正是这种崭新的精神气象。
杨振宁先生观察到，无论是校园里的学子、车间里的工人，还是田野上的农民，都洋溢着“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热忱和“自力更生”的昂扬斗志。他看到学生们在工厂里兴致勃勃地工作，革新技术；他看到农民们如数家珍般地讨论农作物亩产；他感受到厨师因担忧“没有为人民服务”而精益求精地提升饭菜品质。这种全民性的精神动员与奋发向上的状态，使杨振宁先生认定中国能够创造奇迹的根本动力，并获得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同。杨振宁先生还特别引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来形容这种令他深感震撼的民族魄力与集体意志。
三是细致入微的细节描绘。杨振宁先生的演讲之所以能“感人肺腑”，在于充满了鲜活而具体的细节。杨振宁先生细致描述观摩针刺麻醉手术的全过程，从如何进针、如何“得气”，到病人术中安详的神情，再到医生告知已积累“四十万病例”时的从容自信。杨振宁先生描绘北京街头的市井之声是：宣传除蝇的喇叭声、练习小提琴与京剧的旋律、修建防空洞的敲击声，共同编织成一幅生动真实的生活画卷。杨振宁先生所展示的幻灯片——自行车洪流中上班的人群、校办工厂里专注操作机床的女学生、面容镌刻“刚毅”与“沉实”的农民肖像等等，这些影像与文字交织，将一个有血有肉、砥砺前行中的新中国，立体地呈现在西方听众面前。
四是直面尖锐问题的智慧与风度。在问答环节，杨振宁先生展现了过人的智慧与气度。面对“你是否相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你会回中国定居吗？”等尖锐乃至带有挑战意味的提问，杨振宁先生既不回避，也不动怒。始终以事实为据，以理服人。杨振宁先生坦言自己非社会科学家，无法断言其他制度能否创造同样奇迹，但基于亲眼所见，表示“极表怀疑”。关于文革伤亡，杨振宁先生提供了在清华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并陈述了个人观察后的判断。对于回国定居，杨振宁先生真诚地表达了对中美两个国家的复杂情感，以及对自己所承担学术责任的坚守。这种坦诚、理性、温和而坚定的回应，有效地化解了隔阂，增进了理解。
三、杨振宁先生的对新中国的历史文化贡献“不亚于斯诺”
将杨振宁先生此举与埃德加·斯诺相提并论，并非贬低斯诺的历史功绩，而是为了更准确地界定杨振宁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独特价值。
一是时代背景迥异。斯诺行动于中国革命尚未成功的“拓荒”时期，其工作是“发现”与“告知”一个被外界全然不解的政治力量。杨振宁则行动于新中国已然建立却被西方全面封锁与曲解的“围城”时期，其工作是“穿透”与“校正”被严重歪曲的中国形象。
二是身份视角独特。斯诺是富有同情心的西方记者，其报道带着外部观察者的视角。杨振宁是誉满全球的华裔科学家，是曾经的“局内人”、当时的“海外赤子”。他的归国见闻，兼具文化血脉的深刻体认与国际视野的客观比较。其科学巨匠的身份，使他的言论在西方学术界和知识界，具有斯诺当年所未有的天然公信力与影响力。他的声音，能够抵达并说服那些对主流媒体持审慎态度的知识精英。
三是传播效应显著。斯诺的《西行漫记》主要通过书籍报刊传播，影响深远却过程相对漫长。杨振宁的演讲，则第一时间通过大学讲坛、媒体转载与人际网络，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华人学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精英圈层中，产生了即时而广泛的轰动效应。杨振宁先生的演讲，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唤醒了一代旅美华人的家国情怀，也促使众多西方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杨振宁先生是在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夜，极少数能够以英语世界听得懂、且愿意信服的语言，系统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杨振宁先生的这次访问与演讲，在某种程度上，为不久后的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营造了不可或缺的舆论氛围，铺垫了相互理解的民意基石。杨振宁先生让世界看到，中国并非一个不可理喻的“红色谜团”，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正在克服万难、人民精神抖擞、致力于自身发展的伟大国家。
四、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杨振宁先生此举，在当时的环境下并非没有压力。可以想见，在冷战思维固化的美国，如此客观乃至正面地介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势必招致某些势力的质疑与诘难。但他“面对压力与责难，依然坚定发声”，这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与道德勇气。杨振宁先生的行动，完美诠释了“学人的价值在于奉献于社会和人民”的真谛。
杨振宁先生晚年最终选择放弃美国国籍，全职回归清华大学，将生命的最后篇章全然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与教育事业——正是他1971年那次抉择的深化与升华。杨振宁先生用跨越世纪的漫长人生，躬行实践了“信念，终能教日月换新天”的壮美誓言。
杨振宁先生走了，他带走了对物理世界探索的无穷智慧，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同样珍贵的遗产——那致力于沟通东西方的努力，以及对祖国至死不渝的赤子之心。
当我们今日回望那段历史，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个独立、真诚、富有担当的声音是何其珍贵。杨振宁先生以其无可替代的身份与方式，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他让世界认识了一个真实的新中国。他的这份贡献，在打破隔阂、增进理解、推动文明互鉴的意义上，与斯诺的历史功绩相互映照，共同镌刻在二十世纪东西方交流的史册中。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科学精神激励我们探索未知，他的家国情怀更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悼念杨振宁先生，我们不仅缅怀一位科学巨人，更致敬一位文化桥梁的奠基者，一位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卓越使者。他的这份功业，将与其科学成就一道，永世长存。
杨振宁先生千古！
来源：上官茂华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