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葛兰西对文化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霸权”这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为何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内无法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在葛兰西看来，所谓“霸权”指的是某种进行中的状况，它描述了统治阶级（连同其他相关阶级或阶级成分）通过
（本文摘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霸权》
葛兰西对文化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霸权”这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为何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内无法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在葛兰西看来，所谓“霸权”指的是某种进行中的状况，它描述了统治阶级（连同其他相关阶级或阶级成分）通过操纵“精神及道德领导权”的方式对社会加以引导而非统治的过程（Gramsci, 2009: 75）。在霸权之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共识，即某个社会群体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特定利益展示为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于是，尽管社会之中始终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但各个阶级之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彼此和谐相处；被统治阶级似乎服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目标，以及文化和政治内涵，并以此种方式被既有的权力结构“收编”（incorporate）。例如，在整个20世纪，英国的政治选举基本上就是在两个党——今日的工党和保守党——之间进行的抉择。选举的实质就是做出决定：谁能把资本主义（通常指的是不那么政治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得最好？公共所有权应该增加还是减少？征税标准应该提高还是降低？……而且，每一次大选都伴随着主流媒体的积极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操纵着政治选举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需求和利益，而这种特殊需求和利益却被伪装成整个社会的共同需求和利益。这个例子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某一个权力阶级的利益是如何被“普世化”为全社会的总体利益的。一切看上去都无比“自然”，没有人会提出质疑。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资本主义霸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动因，是业已持续三百余年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变迁的结果。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资本主义制度始终处于“地位不稳”的状态。
尽管霸权的概念意味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社会中的一切冲突都被消弭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只不过被引导和吸纳到意识形态的安全港里面去了。霸权状态之所以能够得到维持（必须连续不断地维持，因为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过程），皆因统治阶级不断地与被统治阶级“协商”、向被统治阶级让步。不妨以英国在加勒比海区域的霸权为例。英国为了维护对当地土著人和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的统治，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强制推行英国文化（这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的通常做法），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将英语法定为官方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该项措施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当地人对英语的勉强接受，而是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这种语言虽然以英语为基础，却和标准英语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殖民地的被统治者创造了一种“改良版”的英语，其重音和格律都发生了变化，有些词汇被弃之不用，而不少新词（源于非洲语言或其他语言）进入了日常生活。这种新语言就是统治文化和被统治文化之间“协商”的结果，其中既包含了“抵抗”，也包含了“收编”。因此，“改良版”的英语既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语言，也不是自下而上生发的语言，而是两种语言文化——统治语言文化和被统治语言文化——争夺霸权的产物，“抵抗”和“收编”同时发生。
霸权从来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而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同时包含着“抵抗”和“收编”的过程。这种协商和让步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葛兰西就明确指出，这种协商和让步绝不可能对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构成威胁。尤其是，当社会上发生大规模的危机时，道德和精神的领导权已经无力维护社会权威的地位，那么所谓的霸权争夺战也就不复存在了，暂时取而代之的则是“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系统，等等。
葛兰西认为霸权是被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所“操纵”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乃在于其具备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尽管所有人都有能力让自己成为知识分子，但只有某些特定的人才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知识分子的功效。葛兰西指出，每一个阶级都“有机地”创造了自己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彼此具有同质性，并且时刻清楚自己不但要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还要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大展拳脚。例如，资本主义企业主就创造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包括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等（Gramsci，2009：77）。
有机知识分子（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扮演了阶级组织者的角色，其任务就是对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革新加以形塑和操控。我曾经提到过，马修·阿诺德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典范；因为正如葛兰西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位文化的精英，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Storey, 1985: 217）。葛兰西倾向于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个体，但鲜有人知的是，阿尔都塞正是从葛兰西那里借来了“集体有机知识分子”的观点才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他认为，家庭、电视、报刊、教育、宗教组织、文化工业等，都是被“集体有机知识分子”所组织起来的。而文化研究接受了这一观点。
从霸权理论的观点看，大众文化是人们在积极主动地消费文化工业的文本与实践之中被生产出来的。青年亚文化也许是体现这一过程的最佳范例。迪克·海布迪奇用“混搭”（bricolage）一词清晰地描述了青年亚文化是如何从以商业化方式生产的商品中创造出自己的用途和意义的。文化商品或被拼凑或被转化，早已与生产者的本来意图大相径庭，所表达的含义也与最初的设计“背道而驰”。通过这种文化消费方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言谈与音乐品位，青年亚文化成了反抗宰制性文化和母文化的符号形式。不过最终，青年亚文化所具备的原创性和反抗性精神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力量消弭，原因在于文化工业总能通过某种方式成功地将亚文化的抵抗转化为消费品和商业利润。正如海布迪奇指出的那样：“尽管青年亚文化诞生之初是一种符号式的抵抗，但其终将不可避免地设定一套新的惯例，创造出一系列新商品、新工业，或者使某些旧工业起死回生。及至此时，这种文化也就走上末路了”（Hebdige, 1979: 96）。
霸权理论拓展了大众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很多用过去的分析方法无法阐释的问题如今迎刃而解。从此，大众文化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自上而下强加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不再是社会衰落与腐朽的象征（“文化与文明”传统），不再是自下而上自然生发出来的文化（文化主义的某些观点），也不再是主观强加于被动对象的表意机器（结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在霸权理论的观照下，大众文化乃是一种“上”与“下”、“商业”与“本真”之间彼此“协商”产生的混合物，是平衡着“抵抗”与“收编”两股力量的不稳定的“场”。应用霸权理论可以分析许多不同领域内的问题，包括阶级、性别、代际、族裔、“人种”、区域、宗教、身体限制（disability）、性取向，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大众文化内部包含着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混合体，它既不专属于中产阶级又不专属于工人阶级，我们也很难说其中是否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者歧视的问题……多种力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构成了葛兰西所言之“均势妥协”（Gramsci, 2009: 76）。在公众的选择性消费与生产性解读策略下，商业化的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或被重新定义，或遭改头换面，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些文化最初的生产者想都没想到事情会朝着与自己本愿相悖的方向发展。
本文转自 | 发条鸟和玛格丽特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