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3年生，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汉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获得者。1967—1994年，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并于1987—1994年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器物部（现为亚洲部）主任。1994—2010年担任牛津大学墨

作者｜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

1943年生，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汉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获得者。1967—1994年，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并于1987—1994年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器物部（现为亚洲部）主任。1994—2010年担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2006—2011年兼任牛津大学副校长代表。罗森教授是目前中国考古与古代艺术领域最为活跃的西方学者之一，研究领域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尤其是从考古与物质文化的角度诠释早期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

我们在本书中探访过的宏伟陵墓是中国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它们也是了解古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人们从公元前5000年甚至更早就开始营建墓葬，并提供来世所需的一切，正如我们在良渚看到的精美玉器一样。另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汾河流域陶寺古城遭到毁坏的墓葬，那里有为墓主人提供的永恒宴会。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陵墓确保了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持续存在，从晚商的王陵，到清朝的皇家陵墓，莫不如此。这些巨大的地下建筑传统存在了数千年，其他任何文明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当然，我们都知道古埃及的金字塔。但那种传统仅持续了1000年就消失了，彼时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商王开始营建自己的宏伟陵墓。中国的墓葬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许多游客都曾参观北京郊外著名的明十三陵，而清东陵和清西陵也离北京不远。

《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

[英] 杰西卡·罗森 著

李晨 陈北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9月

帝王和贵族的巨大陵墓都很复杂，通常处于广阔的陵园之内。墓坑的挖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于秦景公、其他秦王和秦始皇的墓穴来说，挖掘到二三十米的深度一定是危险的工程挑战。所有陵墓都会配备青铜器、漆器、陶瓷、金器、家具和衣物等随葬品，以丰富墓主人的来世生活。我们仍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大量青铜器，看不到的是为了铸造它们而开采的大量矿石。同样看不到的是大型作坊和熟练工匠，是其将矿石变成了精美的礼器，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也用于随葬。很多南方的墓葬因处于潮湿的环境反而有更多器物保存下来，如漆器和纺织品。曾侯乙墓出土的华丽编钟及其巨大的漆木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品都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丰富多彩的地域差异，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的文化发展至关重要。鉴于中国的领土面积，地域多样性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种多样性构建了早期历史的框架，并在今天持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

然而，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几座墓葬出人意料的深度，中国的成就似乎更加显著。安阳的亚长墓约6米深，梁带村的芮公墓约13米深，秦始皇的墓穴可能有30多米深。这种非凡的特征依赖于中国北方大面积分布的黄土。黄土具有不同寻常的性质，由细小的、几乎像灰尘一样的颗粒组成，在冬季从西北方、从青藏高原、从祁连山、从戈壁吹来，从甘肃向东延伸到北京甚至更远。风成沉积持续了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黄土高原。在西安附近的地区，黄土层厚度可达100多米。黄土也具有多孔性，所以水会流过其间，这也让黄土区变得干旱。黄土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见证了陶寺遗址最早的深墓，也见证了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的礼制建筑及其高大台基。

黄土最初可能由冰川侵蚀岩石形成，这种非常细的颗粒不像海沙那样圆润，逐渐被吹向东方。在干旱的环境中，至少从公元前4500年开始，人们利用黄土的特性，将其夯筑成坚固的墙体，这可以说是长城的前身。这些黄土墙异常坚固，在干旱的土地上绵延数千公里。中国早期的土建筑及后来的木建筑往往矗立于黄土夯筑伟的深墓才可以与其中巨大的棺椁和众多殉人相匹配。虽然商代王陵大都被盗掘，甚至可能是周人干的，但我们今天仍可以在博物馆看到不少显然来自安阳的大型青铜礼器。同样保存下来的还有许多相对较小的青铜器、漆器和玉器，比如亚长和弓鱼伯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芮公和曾侯乙的墓葬保存得比较完整，这无疑表明这些墓主人期待来世使用这些地下宫殿。

来世对我们理解古代中国至关重要。铭文、传世文献以及随葬品都可以证实，为来世做好准备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持续到当代。这样的准备体现了一种广泛信仰，即祖先的存在及其力量。宴饮的供奉则为这种信仰提供了更多证据。同样重要的是相关礼仪，以及为寻求祖先的支持所做的努力。从商代甲骨文呈现的向先王献祭的占卜记录，到当代的扫墓仪式，尊敬祖先的义务一直存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芮国墓葬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和大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仪式是多么有序，多么引人注目。然而，尽管有如此丰富的证据，但在中国以外，人们对来世的关注却很少。

对祖先的尊重和崇敬是相关习俗和信仰的核心，这些习俗和信仰在所有家庭中培养了长幼有序的等级制度，并被纳入地区乃至国家的行政体系，被记录在中国独特的文字中，至今仍被阅读和高度重视。在冲突不断的战国时期，人们仍在寻求实现和谐生活的方式，我们最早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看到的等级制度随之得到了强化。孔子及其追随者也谈到了这些目标，强调尊重和美德。曾侯乙编钟铭文中关于礼乐的内容也强烈表达了这些观点。这些信仰和习俗在后来宋代的新儒学运动中也得到了强化。

在审视中国的宗教和信仰时，人们往往更容易关注分布广泛的佛寺、道观和相关图像，甚至是其他民间信仰。在每个村庄或城市，在每个历史时期，一般都有当地的神灵受人敬畏，并被供奉在当地的祠庙中。此外，我们也应该记住阴阳五行等宇宙观的重要性。尽管这些信仰和习俗在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并没有超越家庭礼仪。其实，与佛教和道教不同，祖先崇拜及相关习俗并没有相关的经典文本或僧侣，因此，这些基于家庭的仪式和信仰可能会随着地区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正因如此，这些信仰也就有了持久的力量。

在西方，中国的国家和家庭相关礼仪经常被贴上儒家思想的标签，这有一定的误导性，但儒家思想确实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与此相关的所有材料也是如此，尤其是精美的青铜礼器、墓葬和庙宇。它们非常清楚地展示了中国社会的目标。早期中国有着特色鲜明的信仰，与西亚和欧洲的早期文化分开发展，几乎完全独立。文化的独立性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基础在于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整个中原地区是中国早期发展的中心，位于青藏高原以东。虽然人们可以从东部或北部进入高原的边缘，但在机械发明之前，想要穿越青藏高原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人当然已经适应了高海拔和艰苦环境。那些没有适应的人无法穿越整个青藏高原。因此，早期中国的城市与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的城市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几千年来，中国在广阔的领土范围内独立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或者晚商的安阳，当冶金、马匹和马车等异域技术和材料被引进时，它们被吸纳、改造，并融入了当地复杂社会之中。因此，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立性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外文化交流必须穿越欧亚大陆，从北方进入中国。本书中已经多次指出，主要的交通线路必须经过青藏高原以北。这是一片极具多样性的广阔地域，有被阿尔泰山和萨彦岭隔开的大草原。再往西，人们必须穿过沙漠地带或准噶尔盆地，以及从阿尔泰山、天山向南绵延至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弧形地带。此外，中亚草原以南的绿洲和沙漠，也充满危险，让人很难直面。然而，这些地域是主要的交通线路所在。我们甚至可以将这里发展起来的交流形式视为机会主义。

东部的草原本身被戈壁沙漠环绕。在黄河以北，阴山和燕山山脉阻碍了人群的流动。在中原地区，渡过黄河往往是一项挑战，穿越黄土高原也不简单。然而，人们逐渐摸索出了进入中原地区的方式，相关信息在人群之间传播。从陶寺、安阳和宝鸡的早期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出三条主要的交通路线：一是河西走廊；二是从蒙古草原沿着向南流淌的黄河和更安全的支流汾河南下；三是在东部穿越沙漠和燕山。整个地区辽阔，东西绵延数千公里，有多种地貌，包括山脉、沙漠，尤其是黄土。这里是从草原到中原地区的关键过渡地带，也是东亚的一个显著特征。随之而来的是，中原地区的人与许多不同的北方族群建立了长期而独特的关系，通常是为了获得马匹。这不是持续了几百年，而是数千年。

我们考察过的所有墓葬都是与北方有不同接触的贵族墓：在陶寺，我们发现了早期小型青铜器的踪迹；在安阳，亚长有北方风格的鹿首刀和马具来驾驭他的战车；弓鱼伯有管銎钺和西北草原风格的权杖头，以及模仿其他地区陶器器型的青铜器。在商周时期，阿尔泰岩画中曾描绘的战车和马匹经由漫长的路线来到了中原。亚长用于随葬的管銎钺和矛，也模仿了西部草原的武器器型。这些新型武器和马匹一样改变了中国的作战方式。由于北方游牧人群没有书写文字，所以这些为来世战斗精心准备的武器和战车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我们了解这些贵族人生经历的宝贵信息来源。最重要的是，这些向我们展示了中原统治者获得马匹的方式。这种极其珍贵的动物最初可能是在欧亚草原上被驯化的，后来也在蒙古草原上繁衍生息，在中原地区和草原都备受珍视。从商代开始，所有统治者都需要马匹用于战争，并在来世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些主要不是通过贸易获得的。其实，很多北方人穿越黄土高原向南迁徙，其中包括像亚长这样的战车驭手精英。商代车舆中的青铜配件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北方起源。周代的策略则体现在弓鱼伯身上。周的一些北方盟友进入了渭河流域，弓鱼伯就是其中之一。他显然拥有马匹。周人送给他精美的青铜礼器以换取他的效忠，可能也包括他的战车和马匹资源。周王室统治下很多其他小国的国君也是如此。

中原王朝统治者与马的关系并不简单。北方风格的马鞍，甚至是典型的草原马鞍，可见于其他盟友的墓葬中，这说明了人们经常转向北方寻求新的马匹资源。中原地区的夏季炎热潮湿，也缺乏一些营养物质，尤其是硒，这不利于马匹繁殖。干旱的黄土丘壑没有足够的有机物质，这导致所有放牧动物，尤其是马，严重缺乏合适的草料。因此，高品质的马匹主要是通过几条交通路线被带到中原，事实上，直到清朝都是如此。在周代及之后的几百年间，对北方马匹的巨大需求造成了长期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马匹也是抵御北方游牧人群的必需品。

截然不同的墓葬形制决定了芮公和山戎首领不同的生前和来世，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当时与马匹有关的政治。芮公随葬的青铜器既有新设计的器型，也有传统器型或其复制品，这会告诉他，当然也会告诉我们，当时周王室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也催生了一种新的祭祀形式。周王室以礼仪上的统一来确保忠诚。这些器物有力地证明了一种在不断的冲突中寻求统一控制的努力。公元前9世纪和前8世纪，周所称的戎人入侵也说明了这一点。周被迫迁都洛邑。与此同时，芮公的金腰带及其夫人奢华的红玉髓珠同样有力地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芮国获得越来越多的马匹。芮公墓旁有一个车马坑，芮国其他墓葬里也出土了各种马具。可见，他的策略是通过与北方人群结盟来获得马匹，对方要么乐于为他提供马匹，要么被迫向他献上黄金。他清楚地意识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他既要效忠周王室，也要与马匹的来源建立积极关系。这些需求他来世一定也需要解决。

玉皇庙山戎墓埋葬时间较晚，但向我们展示了另一面的图景——从游牧人群的角度看问题。草原地带也发生了周王室一样的大变化。亚长和弓鱼伯的武器器型已经不重要了。今北京以北的山区迁来了新的人群。匕首式短剑和单刃刀在山戎墓中占主导地位，还有新型马具和弓箭等典型的骑射装备。彼时，腰带已成为在腰间悬挂武器的必备工具。山戎首领的小型青铜猪饰件和黄金虎牌饰与图瓦地区阿尔赞坟冢中早期的金饰遥相呼应。在那里，马匹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包括山戎在内的游牧人群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这也迫使不同人群向南迁徙。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压力仍在持续。黄土高原一带的墓葬中出土了带钩、青铜饰件甚至黄金的腰带牌饰，后来还出现了青铜或黄金带扣，饰有动物搏斗的复杂场景。中山国王是另一个杰出的例子。像他一样，越来越多来自北方的人在华北平原一带站稳了脚跟。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辨认出他们：墓葬中使用石材，随葬兽首，还有金耳饰、一些当地制作的小型青铜器和一些来自周人的精美青铜礼器。周人反过来也被草原风格的腰带和武器吸引，中原地区的人逐渐采用了青铜剑、带钩、铜镜等。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马车用金银精心装饰，结构也颇具异域风情，这是草原贵族品位的标志。这些都揭示了西北地区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族群，他们带着马和其他畜群向渭河流域迁徙。在中原，他们的存在导致北方列国开始建造最早的长城，作为保卫其领土的边界。这也最终导致了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修缮并连接战国长城，建起了万里长城。

正如我们所知，秦的崛起与养马之功有关，彼时恰逢草原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周王室遇到一些困难。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一场在欧亚大陆上演的复杂大戏。游牧人群侵扰农业文明，引发了周王室的许多问题，他们也进行了礼制革命。较小诸侯国的国君渐渐获得权力，同时与其他人群接触以获得马匹。后来秦统一六国，终结了动荡。然而，对马匹的需求并没有结束。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充分利用了北方的资源，从边疆那里获得了马匹。在兵马俑中，陶马俑身上的马镳和马鞍，与阿尔泰山脉巴泽雷克和哈萨克斯坦贝雷尔等地埋葬的马具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秦可能已经获得了这样的马匹甚至骑手。匈奴的崛起和长城的建立，促使对马匹的需求转向西方。秦始皇为下一个王朝汉朝打下了基础。为了打败匈奴，汉人也开始向西看。因此，马匹可以说是后来的丝绸之路的驱动力。自那时起，丝绸被运往西域，并用于马匹贸易。

著名的丝绸之路出现得相对较晚，关于这一主题已有很多著作。马匹和丝绸贸易出现的基础，是在整个北部地区长期的、多次的交流，既有多种联系方式，也有庞大的交流网络，包括农作物、牲畜、冶金术、青铜和黄金，最重要的当然是马匹。中国在欧亚大陆东段的地理位置也是这些交流的驱动力之一，主要的交通线路位于青藏高原以北。另一个驱动力是中国对北方良马的不断需求，以弥补中原养马的不足。中国北方地区普遍缺乏硒元素，这对人类和牲畜都有不良影响。马对此尤其敏感，即使是从西域引进的苜蓿也没有减轻缺硒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培育出良马其实一直是所有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主要负担。第三个驱动力是中国大规模生产西方不熟悉的高品质器物，尤其是玉器、丝绸、漆器和瓷器。这些归因于中国温暖湿润的气候、稻粟农业的成功以及优良的地质条件。大规模的高水平劳动力当然也是无与伦比的。就像秦完成统一之前的几百年一样，后来的交流继续进行着，空间范围经常远超传统丝绸之路的绿洲和沙漠。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匈奴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些丝织品。汉代漆器远达黑海沿岸，中国铜镜及其仿品也发现于俄罗斯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甚至远达东欧大草原以及更西的地域。因此，中国的墓葬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的历史，不同于早期文献和正史的记载。这些地下大型建筑本身就是罕见的工程杰作，但它们几乎从未被视为中国的主要传统。墓葬建筑及其随葬品既为我们呈现了古代君王和贵族的生活，也为我们讲述了扑朔迷离的故事。

当然，它们作为独特的建筑，也记录了中国不断发展的社会进程，以及文献记载中不断强调的等级制度，强调了来世生活的重要意义。这些墓葬还向我们展现了中原和遥远的北方及西方的交流，这些在历史文献中很少被提及。古代中国常常是完全独立的状态，与西亚和欧洲早期文化分开发展，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当最早的旅行者穿越兴都库什山脉或帕米尔高原抵达中国时，他们肯定震惊于这一卓越却陌生的文明。丝绸、漆器、瓷器以及后来的茶叶一直备受推崇，并一直是西方与中国贸易的推动力。这些伟大的陵墓为我们保存了过去的历史，也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中国。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