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哥，新来的张局，说你这份关于‘古城文化旅游区’的初步构想，写得太空，让打回去重做。”

“哥，新来的张局，说你这份关于‘古城文化旅游区’的初步构想，写得太空，让打回去重做。”

说话的是办公室的小李，他把那份文件轻轻放在我桌角，动作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我嗯了一声，眼睛还盯着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报表，指关节无意识地敲了敲桌面。那份构想，我熬了两个通宵，把县里几处老宅的历史沿革、保护价值、开发潜力都梳理了一遍，自认为很扎实。

“怎么个空法？”我问，没回头。

“张局说……说缺少亮点，没有那种让人眼前一亮，能直接拿去市里报功的抓手。”小李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贴着气音。

我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

明白了。这不是“空”，是“不够响”。

那年是2003年，我三十出头，在县文化局事业股当个副股长，不大不小的位置，干着不咸不淡的活。我爸是退休老干部，一辈子稳妥，我也继承了这份稳妥。我的生活就像办公桌上的那杯茶，温吞，透明，一眼能看到底下的茶叶梗。

我最大的骄傲，是我弟弟陈旭。他比我小五岁，名校毕业，在邻市的乡镇里做科员，有冲劲，有想法，是我们家未来的希望。我这个当哥的，工作稳定，能时常帮衬家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老局长上个月调去市里，我们这“清水衙门”就来了新领导，张局。他从经济强县调来，据说背景很硬，一来就带着一股雷厉风行的气势。

我把那份构想拿过来，重新翻看。纸张上还带着打印机温热的余味，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建立在对本地历史的了解和尊重上。我设想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保护性开发，润物无声，让文化自己说话。

但张局要的，显然不是这个。

他要的是一声惊雷。

一周后，张局召集了全局中层开会。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张局坐在主位，手指夹着烟，在烟灰缸上弹了弹，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关于文化旅游区这个项目，我有个新思路。”他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我们不能小打小闹。我打算，把那几片老街区，统一规划，搞一个‘仿古商业街’，把所有老房子，外立面全部翻修成明清风格，统一挂红灯笼，招商引资，引进特色小吃、旅游纪念品。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梦回江南’。”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他吐出的烟圈在空中缓缓散开。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几片老街区，虽然破败，但里面有真正的清代民居，有民国时期的商号，砖石和木梁上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统一刷成崭新的仿古模样，那是建设性的破坏。

“张局，”我几乎是本能地开了口，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我身上，“那些老建筑本身就是历史，各有各的风格和故事，如果全部统一成一种仿古样式，原有的历史信息就……就没了。”

我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有些突兀。

张局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的温度降了下去。

“陈阳同志，你的意思是，让游客去看那些破砖烂瓦？我们搞旅游开发，是要创造经济效益，不是请考古队来做研究。游客要看的是热闹，是漂亮，是能拍照发朋友圈的景致。你说的那些历史信息，能当饭吃吗？”

他的话很直接，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我的认知。

“可是，文化的核心是真实……”

“真实？”他打断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一点暖意，“真实就是我们县财政紧张，需要项目来拉动经济。这，就是最大的真实。这个项目，就这么定了。陈阳，你负责把新的项目方案做出来，一周之内，我要看到一份漂亮的、能打动市里领导的报告。”

他把“漂亮”两个字咬得很重。

那一刻，我面前出现了一条清晰的路。一条，是按照我的专业和良心，继续坚持我的观点，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条，是低头，按照他的意思，写一份我自己都无法信服的报告，保住我的位置，保住我那份稳定的生活。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我沉默了。

我选择了沉默。

那一周，我过得格外漫长。

白天在单位，我对着电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张局的“梦回江南”四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脑子里。我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到那些被刷上艳俗油漆的老墙，挂着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的红灯笼，历史的肌理被一层厚厚的石灰彻底掩盖。

晚上回家，妻子看我脸色不好，小心地问我工作上是不是不顺心。我摇摇头，说没事。我怎么跟她说？说我正在为一个自己都鄙夷的项目，搜肠刮D地编造华丽的辞藻吗？

父亲打来电话，问我张局人怎么样，好不好相处。我含糊地应付过去，说挺好的，很有魄力。电话那头，父亲很欣慰，嘱咐我要好好表现，新领导来了正是机会。

弟弟陈旭也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写的一篇关于乡镇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被市里的领导看到了，点名表扬了他。他说：“哥，你也要加油啊，咱们兄弟俩，以后在体制内也好有个照应。”

每一通电话，每一句关心，都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心上。

他们眼中的我，是稳妥的，是家里坚实的后盾。他们不知道，这个后盾，现在正站在一片摇摇欲坠的悬崖边。

周五下午，交报告的最后期限。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烟灰缸满了，我的文档还是空的。

我最终还是写了。

但我没能完全说服自己。我用了一种非常折中的方式，一方面，我按照张局的要求，描绘了“梦回江南”的美好蓝图，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去渲染它的商业价值和带动效应。另一方面，我在报告的附件里，夹带了一份“关于老街区历史建筑保护的补充建议”，用非常专业和客观的语言，阐述了那些建筑的原始价值，并提出了一个分级保护、局部修复的方案。

我抱着一丝侥幸，或许张局看了，能理解我的苦心。或许，他只是需要一份漂亮的报告去应付上面，而附件里的专业建议，可以在实际操作中，为那些老房子留下一线生机。

我把报告交给了小李，让他转呈张局。

那一整个下午，我坐立不安。

临近下班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张局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的，正是我那份报告。

他没说话，只是走到我办公桌前，把报告扔在我的键盘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陈阳，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冷得像冰。

“张局，我……”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他指着报告后面的附件，“搞这些小动作，有意思吗？我让你写一份能拿出去打仗的武器，你给我交上来一把缠着绷带的工艺品？”

“我只是觉得，保护和开发可以并行不……”

“你的觉得不重要！”他提高了音量，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朝我们这边看过来，“我再问你一遍，这份报告，你改，还是不改？”

我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上。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情绪激动而微微发红的脸，看着他眼神里的轻蔑和不耐烦。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即将被粉刷一新的老墙，它们在无声地哭泣。

那一瞬间，我心里某个一直紧绷着的东西，突然就断了。

我站起身，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张局，这份报告，我改不了。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能写出来的极限了。”

空气凝固了。

张局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他忽然笑了。

“好，很好。”他点点头，“陈阳，你有骨气。我欣赏有骨气的人。”

他拿起那份报告，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停下脚步，回头说了一句：

“事业股的工作比较繁重，可能不太适合你这种‘有风骨’的文化人。你先休息一段时间，考虑一下自己的定位吧。”

第二天，我就被通知，暂时不用去上班了。

所谓的“休息”，谁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成了一个闲人。

起初，我还抱着一丝幻想。我觉得张局只是一时之气，等他气消了，或者等他发现项目推进离不开我这种熟悉本地情况的“老人”，或许事情还有转机。

但现实很快就击碎了我的幻想。

一周后，我的副股长职务被免了，调到了局里的档案室。那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养老地方，几排落满灰尘的铁皮柜，一个老式电风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转，夏天闷热，冬天阴冷。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登记、归档，或者对着那些泛黄的旧文件发呆。

同事们见到我，眼神都有些躲闪。以前热络地喊我“陈股长”的人，现在要么绕道走，要么干巴巴地喊一声“陈阳”。那种被孤立和边缘化的感觉，像潮湿的青苔，慢慢爬满我的全身。

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很压抑。

妻子什么都没说，但她叹气的次数明显多了。她开始在家里接一些缝纫的零活，晚上踩着缝纫机，发出“哒哒哒”的声音，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像是在缝补我们这个家庭突然出现的裂痕。

父亲知道后，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啊你，怎么这么犟呢？”

母亲偷偷塞给我一千块钱，眼睛红红的，“阳阳，别跟你爸置气，也别委屈自己。钱不够，妈这里还有。”

我捏着那几张带着体温的钱，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一句话。

真正的打击，来自弟弟陈旭。

他升副科的考察期到了，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发配”到档案室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我们这个不大的县城。

一个周末，陈旭从邻市回来，我们兄弟俩坐在阳台上。

他给我递了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猛吸了一口。

“哥，我听说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为什么啊？就为了一份报告？”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我以为他会理解我，甚至会支持我。

但他听完后，却久久没有说话。烟头的火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哥，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是吧？”他终于开口。

“对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写了那份报告，我以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说。

他又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才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抬起头看着我。

“哥，你知道吗？我们单位，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了。说我哥在单位跟领导对着干，被撸了下来。他们说，连自己哥哥都这样，我这个弟弟，将来在工作上，是不是也……”

他的话没说完，但我全懂了。

在体制内，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我这个“污点”，很可能会成为他进步道路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别人会用这件事来揣测他，攻击他。

“哥，我不是怪你。”他看出了我的难受，急忙解释，“我就是……我就是觉得不值。为了几栋破房子，把自己的前途搭进去，还可能影响到我……值得吗？”

值得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弟弟那张年轻、焦虑又带着一丝恳求的脸。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我一直以为，我为他撑起了一片天。可现在，我这片天，不仅漏了，还可能要塌下来，砸到他身上。

那一刻，我所有的坚持，所有的“风骨”，都好像成了一个笑话。

我感觉自己像个罪人。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天花板在黑暗中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要把我吸进去。

弟弟的话，父母的叹息，妻子的辛劳，像一部循环播放的电影，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地过。

我错了吗？

我只是想守住一点东西，一点我认为比前途、比人情更重要的东西。可为什么，我守住它的代价，是要让我最亲的人来承担？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走进局长办公室，这是我被调到档案室后，第一次主动去找张局。

他正在看文件，看到我进来，抬了抬眼皮，没什么意外的表情。

“想通了？”他问。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把一份打印好的东西，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是我的辞职报告。

张局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他拿起来看了看，然后靠在椅背上，重新打量起我来。

“陈阳，你这是跟我赌气？”

“不是。”我摇摇头，心里很平静，“张局，我认真想过了。我的性格，可能确实不适合在机关单位工作。与其占着位置，不如早点离开。”

我没有说任何关于项目对错的话，也没有提我的委屈。我只是想用一种最体面的方式，结束这一切，把这件事对我家人的影响，降到最低。

我辞职了，我自己选择离开，这就不是“被单位开除”，性质完全不一样了。至少，别人在议论陈旭的时候，可以说“他哥自己不想干了”，而不是“他哥被领导给办了”。

这是我能为弟弟做的最后一件事。

张局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或许，他觉得我这是以退为进，或许，他真的觉得我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傻子。

最终，他拿起笔，在我的辞职报告上签了字。

“行，我批准了。”他说，“祝你以后，前程似锦。”

走出文化局大门的那一刻，阳光有些刺眼。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我工作了十年的办公楼，心里空落落的。

我失业了。

三十三岁，在一个小县城里，从一个体面的单位辞职，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我成了街坊邻居嘴里的谈资，成了父母朋友教育孩子时的反面教材。

“听说了吗？老陈家那个大儿子，文化局的，工作都干没了。”

“太傻了，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现在能干啥去？”

那些声音，像蚊子一样，嗡嗡地在我耳边响。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一连好几天。父亲来看我，我们爷俩相对无言，他想骂我，又骂不出口，最后只能拍拍我的肩膀，叹着气走了。

妻子把家里不多的积蓄拿出来，放在我面前。

“陈阳，别想太多。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先歇歇，再想以后怎么办。”她说。

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我知道，她晚上又熬夜做活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开始找工作。但一个三十多岁，除了在机关里写了十年材料，没什么一技之长的人，在小县城里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

我去应聘过公司的文员，人家嫌我年纪大，电脑用得不如小年轻熟练。我去过工厂，但人家一看我这白白净净的手，就知道我不是干体力活的料。

一次次碰壁，让我心里的那点骄傲，被磨得一干二净。

有一天，我去接上小学的儿子放学。

校门口，人山人海。一个小摊子前围满了孩子，摊主正在一个滚动的铁架子上烤着香肠，香气飘出老远。

孩子们攥着一两块钱的零花钱，眼巴巴地等着。拿到烤肠后，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我儿子也拉着我的衣角，小声说：“爸，我也想吃。”

我给他买了一根。看着他小口小口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

要不，我也去卖烤肠？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一个曾经的副股长，一个文化人，去街边卖烤肠？

这要是被以前的同事朋友看到了，我的脸往哪儿搁？我爸妈的脸往哪儿搁？

可是，除了脸面，我还能失去什么呢？

我已经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脸面，能换来儿子手里的烤肠吗？能换来妻子不用再熬夜做工吗？

那天晚上，我跟妻子说了我的想法。

她愣了很久，然后点点头，说：“行。只要是凭力气吃饭，不偷不抢，做什么都行。我支持你。”

我心里最重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我用家里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一个简易的烤肠机。

我开始研究怎么把烤肠做得好吃。我跑遍了县城所有的菜市场，对比不同牌子的火腿肠，哪种肉质好，哪种淀粉少。我尝试不同的火候，不同的酱料。

一开始，我把摊子摆在离家很远的一个路口，就是怕碰到熟人。

第一天出摊，我紧张得手心都是汗。我把帽子压得很低，不敢抬头看人。有人过来问价，我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一整天下来，我只卖出去了七根烤肠。

晚上收摊回家，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身上一股油烟味。数着口袋里那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涌上心头。

我坐在小马扎上，看着满天星光，忽然很想哭。

但眼泪没掉下来。

我想起了儿子吃到烤肠时开心的样子，想起了妻子说的“我支持你”。

我告诉自己，陈阳，你是个男人，是个丈夫，是个父亲。你不能倒下。

我开始慢慢适应。

我发现，想要把生意做好，光东西好吃还不行，还得会吆喝，会跟人打交道。

我学着跟路过的人笑着打招呼，跟来买烤肠的孩子们开几句玩笑。

“小朋友，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考得好，叔叔多给你刷点酱！”

“美女，刚下班啊？来根烤肠垫垫肚子，我们家的烤肠，绝对真材实料！”

我曾经在机关里学会的那套待人接物的本事，用在了这个小小的三轮车上。

渐渐地，我的生意好了起来。

我把摊子挪到了我儿子的小学门口。

我知道，在这里，我肯定会碰到熟人。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果然，没过几天，我就碰到了以前局里的同事。他带着孩子，看到我，愣在了原地，表情很尴尬。

我先开了口，笑着朝他挥挥手。

“哟，带孩子出来玩啊？来，让你儿子尝尝叔叔的手艺，不要钱。”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他没要我的烤肠，而是自己掏钱买了两根。

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陈阳，你……挺好的。”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挺好的。是啊，我现在挺好的。

每天天不亮就去批发市场进货，傍晚在校门口守着，晚上回家数钱，算账。很累，但心里很踏实。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

我不用再写那些违心的报告，不用再看人脸色，不用再为人事倾轧而烦恼。

我靠自己的双手，养活我的家。

这种踏实感，是我在机关大院里，从未有过的。

当然，不理解和非议还是有的。

父亲有一次路过，看到我围着油腻腻的围裙，在烟熏火燎中给孩子们递烤肠，他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了。

我知道，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在他看来，我这是自甘堕落，把他们老陈家的脸都丢尽了。

那段时间，他没再让我进过家门。

我心里难受，但我没法跟他解释。我只能把每个月赚到的钱，拿出一部分，让妻子悄悄送过去。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的烤肠摊，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三个。我雇了人，在县里几个最大的学校门口都设了点。

我不再满足于只卖烤肠，我又增加了烤面筋、炸鸡柳。我给我的小摊起了个名字，叫“陈记良心小吃”。

我坚持用最好的原料，油每天都换新的。我的定价，比别人高五毛钱，但来买的人，却越来越多。

大家都说，“陈记”的东西，干净，吃着放心。

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这六年里，我从一个白净的机关干部，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手上长满老茧的小老板。

我买了一套新房子，比以前的大。我给妻子买了一台全新的电动缝纫机，但她已经很久不用了，现在她帮我管着账。我儿子上了初中，成绩很好，他从不避讳跟同学说，我爸爸是卖烤肠的。

父亲也终于慢慢接受了我的“新工作”。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我交住院费的时候，他看到我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现金，眼神很复杂。出院后，他会偶尔拄着拐杖，来我的摊子前坐一会儿，看着我忙活，也不说话。

弟弟陈旭，这六年里，也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稳。他从副科到正科，然后被调到省里一个重要部门锻炼了两年，回来后，就提了副处。

我们兄弟俩，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成了我们家的骄傲，光宗耀祖。

而我，成了那个在街头巷尾，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

我们联系得少了，他太忙了。偶尔通电话，也是匆匆几句。我知道，他有他的世界，他的圈子。我们之间，隔着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我从没想过，我们的路，还会有再交汇的一天。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哥，我调回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还是带着一丝不易察arle的兴奋。

“回市里了？”我问。

“不，回咱们县。”他说，“任副县长。”

我拿着电话，愣了半天。

副县长。

我的弟弟，成了我们这个县的副县长。

那个曾经跟在我身后，让我给他买零食，让我教他写作业的男孩，现在成了这片土地的父母官。

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高兴，有欣慰，也有一丝……疏离。

他说，过两天，等安顿下来，就回家里一起吃个饭。

挂了电话，我看着摊子上烤肠机滚动的红光，出了很久的神。

陈旭回来的消息，很快就在县城传开了。

他是我们县这些年里，出的最年轻的县级领导。一时间，风头无两。

家里的门槛，一下子被踏平了。以前那些避着我们家走的人，现在都提着大包小包，挤着笑脸来拜访我爸。

我爸的腰杆，也一下子挺直了。他逢人就说，我那个小儿子，有出息。

这一切，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还是每天出我的摊。

陈旭回来的那个周末，我们家搞了一次真正的家庭聚会。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回来，车牌号很普通，但车子本身，在这个小县城里，已经足够显眼。

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神比以前更加沉稳，更有神采。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领导干部的气场。

饭桌上，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他。父亲问他在省里工作的情况，亲戚们打听他分管哪些领域。

我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给大家倒酒，夹菜。

他偶尔会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些复杂的情绪。

饭后，他把我拉到阳台。

“哥，这几年，辛苦你了。”他说。

“不辛苦，凭本事吃饭，有什么辛苦的。”我递给他一支烟。

他接过去，却没有点。

“那个摊子，还出吗？”他问。

“出啊，一家老小都指着它呢。”我说。

他沉默了。

“哥，你看……能不能……先把摊子收了？”他有些艰难地开口，“我刚回来，很多人都盯着我。你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对我的影响……不太好。”

我夹着烟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这一幕，何其相似。

六年前，也是在这个阳台上，他也是这样，为了他的前途，让我做出牺牲。

只是那一次，我牺牲的是一份工作。

这一次，他想让我牺牲的，是我这六年来，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生活。

我看着他，他已经不是六年前那个焦虑的年轻人了。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商量，但更多的是一种理所当然。

他觉得，我这个做哥哥的，理应为他的“大局”着想。

我的心，一点点地凉了下去。

“陈旭，”我叫他的名字，声音很平静，“这个摊子，是我养家糊口的根本。我收了它，我们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吗？”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他说得很快，“我每个月给你。或者，我帮你找个清闲点的工作，去哪个单位的后勤，或者去哪个国企当个保安，都比你现在风吹日晒的强，也体面。”

体面。

又是这个词。

在他眼里，我卖烤肠，就是不体面。

我笑了。

“你的钱，是你自己的。你的工作，也是你自己找的。我不需要。至于体面，我觉得我现在就很体面。”我把烟头摁灭，“我没偷没抢，没坑蒙拐骗，我卖的每一根烤肠都对得起良心。我觉得，这比坐在办公室里，写一份自己都不信的报告，要体面得多。”

我的话，让他愣住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这是在怪我？”

“我没怪你。”我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已经是两种人了。你的路，是阳关道，你好好走。我的路，是独木桥，我也得走下去。”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

我知道，我的话伤到他了。

但他说的话，又何尝没有伤到我呢？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跟我提过收摊的事。

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少了。他很忙，各种会议，各种视察。我偶尔能在县电视台的新闻里看到他，西装革履，在主席台上念着稿子，或者在乡下田间地头，跟老百姓握手。

他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的“陈记良心小吃”，生意越来越好。我甚至注册了一个商标，开了我们县第一家专卖油炸小吃的连锁店。

我还是习惯每天下午，亲自去学校门口的那个老摊位上看一会。

看着那些孩子吃着我的烤肠，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我就觉得，我这六年，没白过。

有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我的摊位前。

是张局。

哦，不，现在应该叫他张主任了。他高升了，去了县人大，当了个专职副主任。一个退居二线的闲职。

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精神头也不如当年了。

他看到我，也愣了一下，显然是认出我来了。

“是你啊，陈阳。”他先开了口。

“张主任。”我点点头，递给他一根烤肠，“尝尝？”

他接了过去，咬了一口，慢慢地嚼着。

“味道不错。”他说，“没想到，你干这个，还干出名堂来了。”

“混口饭吃。”我淡淡地说。

我们之间，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开口：“陈阳，当年的事，你是不是还记恨我？”

我摇摇头。

“不记恨。”我说的是实话，“说实话，我现在还得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现在还在那个办公室里，写着一份又一份的报告，熬白了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那个‘梦回江南’的项目，”他自嘲地笑了笑，“后来还是黄了。市里派了专家组下来，说我们这是胡闹，是破坏性开发，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我的仕途，也就算走到头了。”

我没说话。

这个结果，我一点也不意外。

“有时候我也在想，”他看着远方，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如果当年，我听了你的，是不是结果会不一样？”

我还是没说话。

历史没有如果。

他吃完那根烤肠，付了钱，转身走了。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唏셔。

我们都只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的小人物，谁也无法预知，下一个浪头，会把自己拍向何方。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月后。

县里要搞一个大型的招商引资项目，引进一家国内知名的食品加工企业，准备在郊区建一个大型的生产基地。

这是县里的头号工程，县委县政府都极为重视。

而负责这个项目的，正是我的弟弟，副县长陈旭。

项目进行得很顺利，前期谈判，土地规划，一切都有条不紊。

就在签约仪式即将举行的前一周，出事了。

网上突然爆出了一篇帖子，说这家食品企业，在其他省份的工厂，存在严重的环保问题，污水直排，污染了当地的河流，导致下游村庄的村民，很多人都得了怪病。

帖子写得有理有据，还附上了很多照片和当地医院的诊断证明。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这个小县城，瞬间就炸开了锅。

县政府的电话被打爆了，网上全都是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不能让这种污染企业落户我们县！”

“为了政绩，连老百姓的命都不要了吗？”

“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陈旭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看到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脸色憔悴，眼圈发黑。他对着镜头，一遍遍地解释，说县里会立刻成立调查组，去对方企业所在地进行核实，一定会给全县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但我能看出来，他很慌乱。

那几天，他没回过家。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我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那家企业的一切信息。

我一篇一篇地看那些报道，一个一个地分析那些数据。

我虽然离开了体制六年，但那十年机关工作的训练，让我养成了一种对信息的敏感和分析能力。

我发现，网上大部分的帖子，都指向同一个源头，一个注册不久的ID。而且，帖子里用的那些照片，有好几张，似乎有后期处理过的痕迹。

我心里，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第二天，我关了店，买了一张去邻省的火车票。

我去了那家企业所在的城市。

我找到了帖子里提到的那个被污染的村庄。

村子里的河水，确实不清澈，但也没有帖子里说的那么夸张。我跟村里的老人聊天，他们说，河水一直就是这样，上游有个老印染厂，几十年了。至于村里人得怪病，更是子虚乌有。

我又去了当地的环保局和卫生局。

我托了以前在体制内认识的朋友，辗转打听，终于拿到了一份最真实的官方检测报告。

报告显示，那家食品企业的排污，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

拿着那份报告，我连夜坐火车赶了回来。

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县政府。

已经是深夜了，政府大楼里，只有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

是陈旭的办公室。

我推门进去，他正趴在桌子上，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文件。

他看到我，很惊讶。

“哥？你怎么来了？”

我没说话，把手里的那份文件，放在了他的面前。

“你看看这个。”

他疑惑地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看。

他的眼睛，越睁越大。

看完最后一行字，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哥，你……”

“我去了他们那里一趟。”我平静地说，“网上的帖子，是有人在故意抹黑。要么是他们的商业对手，要么……就是冲着你来的。”

他沉默了。

他是个聪明人，他瞬间就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

这次的招商引资，动了很多人的蛋糕。有人不希望这个项目成功，更不希望他陈旭，借着这个项目，再往上走一步。

“哥……”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他的眼睛，红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别管这些是怎么来的。你现在要做的，是立刻把这份真实的东西，公之于众。用事实，去回应所有的质疑。”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县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陈旭站在台上，面对着几十家媒体的镜头，声音沉稳而有力。

他没有说一句空话，而是直接将那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官方检测报告，投放在了大屏幕上。

真相大白。

舆论瞬间反转。

几天后，签约仪式如期举行。

那个差点毁掉他前途的危机，被化解了。

事情过去很久之后，一个周末的傍晚，陈旭开着车，来到了我的小吃店。

那时候店里正忙，我正在后厨炸鸡柳。

他没进来，就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

等我忙完一阵，擦着手走出去的时候，才看到他。

“怎么来了？”我问。

“哥，我们聊聊。”

我们走到店后面的小河边。

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金光闪闪。

“哥，谢谢你。”他开口，声音很低，“如果不是你，我这次……就真的栽了。”

“我们是兄弟。”我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

“我托人查了。”他说，“网上发帖子的那个人，是张主任的亲戚。当年，你走之后，他把那个‘梦回江南’的项目，包给了他那个亲戚做。结果项目黄了，让他亏了一大笔钱。他一直觉得，是你当初在会上顶撞，才导致项目一开始就不顺。所以，他一直记恨你，也记恨我。”

我拿着那个信封，感觉有些沉重。

我没想到，六年前的一件小事，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六年后，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哥，对不起。”陈旭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以前，是我错了。我总觉得，当官，有权力，才是体面。我让你收了摊子，是怕你这个‘不体面’的哥哥，会成为我的负累。”

“直到这次出事，我一个人焦头烂额，所有人都离我远远的，只有你，二话不说，跑了一千多公里，为我拿回了真相。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兄弟，什么是真正的体面。”

“体面，不是你站在多高的位置，不是你有多大的权力。而是你的腰杆，能不能挺直。是你在关键时刻，敢不敢坚持你认为对的东西。”

“哥，你当年，是对的。是我错了。”

他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扶住他。

看着他通红的眼眶，我的鼻子，也有些发酸。

我们兄弟俩，在河边站了很久，都没有说话。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消失了。

几天后，县里要举办一个美食文化节。

陈旭亲自给我打电话，邀请我的“陈记良心小吃”，作为本地特色品牌，入驻主展位。

开幕式那天，来了很多领导和记者。

陈旭作为分管副县长，要上台致辞。

致辞结束后，他没有回到主席台，而是径直走下了台，穿过人群，来到了我的展位前。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在无数闪光灯的聚焦下，他从我手里，接过一根刚刚烤好的香肠。

他举起那根烤肠，对着镜头，笑着说：

“我们县的食品，大家可以绝对放心。因为我的亲哥哥，就是做这个的。他叫陈阳，他做的小吃，就跟他的人一样，干净，实在。”

然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咬了一大口。

那一瞬间，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跟在我身后，流着鼻涕，吵着要吃烤肠的小男孩。

时光流转，我们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拿起一根烤肠，也咬了一口。

嗯，还是当年的味道。

来源：热闹晚风G7n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