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根据地兴起和演进的原因一直备受关注。其中仅就陕北地区 ① 而言，与许多地方不同的是，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可能并非影响革命走向的关键因素。正如斯诺所言，陕北“并不真正缺少土地”。他解释道：“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根据地兴起和演进的原因一直备受关注。其中仅就陕北地区 ① 而言，与许多地方不同的是，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可能并非影响革命走向的关键因素。正如斯诺所言，陕北“并不真正缺少土地”。他解释道：“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可是仍一贫如洗。”② 为了增进对陕北苏维埃革命历史背景的认识，本文尝试从革命的对手方——陕北地方政府着眼，以其财政收支的运转和积弊为线索，还原当地革命运动的形成缘由和发展契机③。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横征暴敛著称①。李卓然在抗战后期撰写的《陕甘宁边区历史》中指出，旧社会统治陕西的军阀和军阀政府“随时可以任意增加钱粮，予收钱粮，可以随意立名目，向老百姓摊派款项”②。然而，即便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西北财经办事处1948年指出：“抗战前陕北旧治二十三县中，有不少县份的收入尚不足他本身每月仅三百六十元的政费开支，其贫穷即可想见。”③ 可见受自然条件制约，陕北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当地民众的税赋水平究竟如何？财政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苏维埃革命的走向？
一、财政积弊的形成
1913年，北京政府废府设道，陕西被划分为陕北、关中、陕南、陕东、陕西五道；1914 年，重新划分陕西为三道，其中陕北道改称榆林道，下辖23个县，由观察使（道尹）及镇守使管辖。据粗略统计，榆林道“二十余县之人口，不及江苏无锡一县之多，无锡有人口百万，榆林一道犹不足此数”④。就自然条件来说，陕北“毗连蒙古，地属沙漠，土质既劣，雨泽又稀，气候变化复大，故丰收之年少，荒旱之时多”，生态环境本就脆弱，晚清以来一系列的天灾人祸更是严重限制了农业生产力发展，23个县的田赋“比之关中或外省一县尚不如”，是国内典型的贫困区域③。
根据陕西省政府对各县所作的视察统计，1923年度榆林县财政收人约为9000余元，应当是陕北收人最高的县；一些较为贫瘠的县，如中部县（今黄陵县）、吴堡县等地，年财政收人不足 2000元。在有具体数据的县份中，普遍存在收不抵支的状况，其中绥德、宜君等县的财政赤字约占当年收入的 20% 左右，属于较低水平；榆林县、葭县（今佳县）的数值约为 50% ，属于中等水平；米脂县高达 116% ，属于最高水平。至于如何填补数额不菲的财政赤字，调查显示，不敷款项均由县署或知事出面与县绅商议，协同弥补。③
陕北各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田赋、商税、畜税、盐税及当税等项。其中，近代陕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毛贸易。天津开埠之后，西北地区兴起皮毛出口贸易，陕北亦从中获利，皮毛贸易逐步成长为支柱产业，每年带来200万元至300万元的现金收入，与之相应的商品税大幅增长，改变了传统的税赋结构，使得贸易产生的畜税、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较高比重。除此之外，军政当局不仅弛禁种烟，而且劝种鸦片、收取烟税，深度参与了鸦片贸易，获利颇丰。有记者称，“陕北良田，多用以种烟”，“官厅于种烟售烟双方，均有收入”，而且“贩运烟土多由军人包庇”，“镇守使所得尤多”⑦。这是陕北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非常规手段。
皮毛和鸦片贸易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陕北各县的财政赤字压力。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此时的田赋处于尚可接受的水平。根据新闻报道，“近十数年来，中原扰攘，陕北反呈承平景象”，“世人多以陕北为乐土，近来他方人士迁居该地者颇不少”③。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派往陕北巡视的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此地人民较陕西中部人民所受的压迫稍少，所以几乎莫有革命性。”“陕北人民所受军阀土匪之劫，比轻〔较」陕西中部为轻，相形之下，陕北人民反颂扬起井岳秀之德政来了。”① 井岳秀自1917年开始担任陕北镇守使后，有不少民众甚至“赞扬老井”②。新闻报道中所谓的“乐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陕北地方政府能以相对轻赋薄敛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然而自2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军费负担加重，陕北的赤字压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严重的财政积弊。
井岳秀在陕北的驻军名义上受陕西督军节制，军饷由陕西省供给。但自1927年开始，因人马增多、饷银上涨、驻地偏远，“由西安领饷缓急难济”，于是请求陕西省下令从榆林道所属各县就近划拨，但各县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不能送交的情况常有发生，形成了军队“派员前往守提”的规则，“而各县又以款缺，往往稽延”，导致军队所属人马薪给无法按月清发，只能靠“东挪西借”维持现状③。
鉴于与陕西省长期以来的游离关系，陕北军费拮据成为常态，给各县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根据方志记载，1917年至1937年，洛川县“民众之正规负担，似属有限”，“而行驻各军，征发无度，地方浮摊滥派，不可究诘”④。中部县拨给驻军的军费一般由各区长按月摊派，在银贱粮贵的荒歉时期则采用“田赋征实”的办法，“虽无军费之名，其一切需粮需草，派在民间…年需七八万以至十余万元不等”③。驻防军队在安扎和开拔之时，往往还会有临时摊派之举，因为没有制度约束，军费摊派的随意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财政收支秩序。
1930 年中原大战之后，陕西成为杨虎城的势力范围。杨虎城与井岳秀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一方面，杨虎城作为陕西军政长官，是井岳秀的直接上级；另一方面，二人有“革命同志”之谊甚至庇护之恩，护法运动时期，井岳秀冒险保护过杨虎城。因此，杨虎城对于井岳秀对陕北的控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尊重，陕北处于较为独立的割据状态。
据统计，1932年陕北的赋税总收入预计为30万余元，陕西全省预算收入为582万余元，陕北收入仅占全省 5% 左右 ⑥ 。而1932年井岳秀所部国民党军陆军第86师每月即需饷银15.9万余元，年需饷银达190余万元，远远超出了23个县的赋税总收人？。
有报道称，“民十九年后，陕北驻军饷需，概由地方输纳，赋税陡增数倍”，只能依靠扩大鸦片种植范围、提高烟亩罚金来应急获取。以绥德县为例，1921年至1924年间鸦片种植量为数百亩，政府号称“寓禁于征”，实际上重在征收罚款，但数额相对较少，“烟户尚属有利可取”。随着赋税额激增，摊派的鸦片种植量急剧增加，而且受客观条件制约，实际种植亩数并不能达到额定数量，在摊款数额不变的情况下，烟亩派款从每亩每年10元增长到30元至60元，“烟款之奇重，更为骇人听闻”。20世纪30年代初，绥德鸦片种植量增长到7000 余亩，全县常规正杂额征不超过3万元，而额外的烟款负担达15万元左右，不仅置国家法令、社会秩序、人民健康于不顾，而且给民众带来沉重负担。③
环顾陕北各县，根据1934年的统计数据，除定边一县没有种植鸦片之外，其他各县鸦片种植量基本都在1000 亩以上，府谷、神木两县更是超过15000 亩。理论上讲，当年陕北全境有鸦片17万余亩，罚款可以高达170万余元。①然而依靠烟亩附加税极力向各县增加摊款，未能解决陕北驻军的给养问题。自1932年开始，第86师每月只能收到接济费15.9万元，“人多款少，不敷分布”，很快便陷入寅吃卯粮的亏空局面，每月缺额达5万元至6万元；直到1937年9月，始获国民党中央补给②。
陕北地方政府财政积弊的形成与供应驻军军费有着直接关系。名义上，榆林道隶属于陕西省，陕北镇守使归省督军管辖，驻军拨款由省政府度支。然而因为陕北地方与陕西省之间的游离关系，早期人马较少时，省里的拨款尚堪敷用，而随着驻军规模扩大，只能越来越依赖道属23个县的提款，随意向地方摊派军费、征收军实成为常态，各县则只能依靠扩大鸦片种植以应急需，未能形成有效且可持续的军费征收制度。军队所需饷银居高不下，给地方财政收支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军政当局的转圜
对于陕北军政当局而言，仅靠增加税收并不能完全解决军队给养问题。1930 年开始，井岳秀与当地士绅合作办理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成为垄断当地金融的半官方机构。该行通过回笼银元、发行纸币，试图缓解军费吃紧的局面，对20 世纪30年代初陕北财政、金融乃至政局造成了深远影响。
之所以有意成立地方银行，是因为自1926年以来，陕北屡受自然灾害袭扰，农业趋于破产，同时皮毛贸易衰落，商业逐渐枯窘。驻军饷粮因陕西省置之不理，只能就地筹拨，寅吃卯粮，欠款生息，使得军民交困，达于极点。有鉴于此，1930年秋，陕北各县代表在榆林举行集会，提议为补救贫民、调剂金融起见，由各县集股筹办实业银行，并计划将来以此为基础兴办各种实业，此举得到了军政长官的支持。③
参与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的代表中，既有各县县长，也有若干中等学校校长，大部分人亦官亦绅，在地方颇具影响。经井岳秀与众人商议，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额定股本为50万元，先由各县筹拨12.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④。该款由各县在烟亩摊款之内，以每亩附加1元作为基金，按照等级，榆林、绥德、米脂等县各摊 5000元，横山、定边、靖边等县各摊3000元，吴堡、葭县、清涧等县各摊2000元 ⑤ 。不过在实际募股过程中，民众的负担远不止于此。
1930 年底，冯玉祥战败离开陕西后，新任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主导的陕西省银行和井岳秀主导的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几乎同时筹备开办，而且都采用向民间募股的方式充实资本。地方银行募款在前，省银行催促在后，给陕北各县带来沉重压力。当年12月，杨虎城曾向井岳秀委婉地表示，既“在省城设立省银行”，则“另拟组织陕北地方银行”似无必要⑥。只是此说未能奏效。到1931年初，杨虎城要求井岳秀向陕北各县募集省银行股金25万元，并专门叮嘱道：“此事关系陕西前途，甚为重大…敬祈我兄费神，就近督饬各该印委，依期办齐，扫数解省，以便转交，而利进行。”？
陕西省银行成立的理由言之凿凿，向地方催款亦非常迫切，然而陕北民众要同时承受两个银行的筹款，负担极重。《大公报》对此有报道称：“自去秋冯军退出陕境，所有西北银行，均由省当局改组陕西银行，惟资本缺乏不敷分布，因此妙想天开，向各县摊口股本。每县三五万元不等…此种强迫式的股东，无力当者甚多，但怯于淫威，无可奈何，只得典当应募。”与此同时，陕北地方实业银行为充实资本，亦向陕北各县摊派股本：“业经官方令各县在烟亩罚款项下，每亩附加一元，作为该行股本。陕北本年烟亩约计十万以上，可得洋十万多元。”①
即使是从利润较高的鸦片种植中抽取股本，收入也较为有限。比如安定县（1942年改为子长县）县长许汉伯就抱怨说，1931年全县共种鸦片3002亩，按每亩附加1元计算，应收股本附加捐3002元，因冰雹受灾，呈准豁免97.28元，于当年10月上交1000元，次年10月上交1700元，到1933 年8月仍有部分款项未能交齐②。同样，清涧县财政局致函陕北地方实业银行称，“敝县以弹丸小邑，蕞尔山城，感经济之破产，受财政之困难”，无奈烟亩摊派“为数过巨”，虽然“再四催促”，但该县烟亩数量过少，收款有限，加之暴雨、冰雹等天灾影响，“提款三成尚不能如数抵解，遑计其他！”③
可见，即使在官方严厉催缴下，许多县依然无法募齐股本。截至1931年底，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收到股本3.7万余元，“殊觉不敷周转，以致各项营业，均未能尽力发展”④。1935年10月试办期将满时，共募得6.1万余元，与最初章程中“资本总额暂定为国币伍拾万元”“收足四分之一壹拾贰万伍千元即行开始营业”③ 的目标相去甚远。
虽然股本“先天不足”，但有地方军政长官强力支持，陕北地方实业银行仍可发行货币。1930年12月，经过仓促筹备，该行在榆林开始对外营业。随后，米脂、绥德、清涧等县先后设立兑换所，“商民称便”。府谷、肤施（1937年改为延安县）等县也着手筹设兑换所，“俾各地金融，相互流通，促进商业之发展”。③
客观地讲，在缺乏现金的情况下，设立分行、流通纸币有助于改变市场萎靡的局面，对调剂地方金融可以起到积极效果。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延安兑换所报告称，“所发纸币备受临近各县之欢迎”，保障了各项业务的开展③。更为重要的是，分行能够为财政困难的县政府提供帮助，支持政府发给驻军粮饷。然而，军队自身的给养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使得银行运转深陷泥沼当中，相比于准备金筹措的困难，陕北地方实业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在1933年12月、1934年12月、1935 年12月分别为53.5万元、95.4万元、129.3万元，呈现快速飙升的趋势③。设立银行本属不得已的转圜之策，而不断加印纸币则是饮鸠止渴。以强力手段填补赤字漏洞，无异于将危机直接转嫁给普通商民，愈发激起一般民众的不满心理和反抗情绪。
三、抗捐抗税与苏区的建立
陕北的中共党团组织最早于1924年底建立，继而依靠新式学校教育网络得到快速发展。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当地的党团组织未被完全破坏，不过在军政当局的高压政策之下，开展活动变得十分艰难。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成立初期，特委机关辗转于米脂、榆林、绥德等县城，时常面临组织被破坏的风险，“陕北的工作是平静发展的，大多是种合法运动”①。1930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指出：“陕北工作在长期机会主义的泥坑中，虽然党有了相当基础，但群众斗争的领导与发动是谈不到的，一切工作还是在狭隘的秘密工作与静的组织状态中。”② 1931年5月，陕北军政当局再次对共产党员展开搜捕，中共陕北特委、共青团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不得不离开当地，党团工作处于瘫痪状态③。7月，经过组织整顿，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至米脂县姜兴庄，各地党团组织亦转入农村，实现了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
进入乡村之后，党组织发现民众抗捐抗税的情绪较为强烈，这为革命动员创造了条件。据曾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的马明方回忆，陕北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之后，“开始斗争口号是抗粮、抗租、抗税”④。曾任特委书记的崔田夫也回忆说，1932年春，党组织向群众宣传的内容是“不纳粮草税，不给衙门汉鞋脚钱，与国民党政府、地主老财进行斗争”③。在中共的宣传动员下，越来越多的民众拒绝完粮纳税，并以暴力手段反抗催征，这进一步加剧了各县政府的财政危机。
安定县是大革命前后中共组织工作较有成效的县份，谢子长在1924 年、1926年曾两度在此组建民团、担任团总。该县还是20世纪30年代陕北红军攻克的第一座县城，位于陕北根据地核心区域。其案例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政府财政吃紧与抗捐抗税运动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1932 年10月，安定县绅商各界上书县长刘叔明，因当地皮毛出口销路中断，市面缺乏现金，经济万分困难，请求县长上报井岳秀，批准在安定筹设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兑换所，流通纸币，活跃市场，刘叔明随即照办⑥。次年1月，刘叔明再度上呈井岳秀，陈明“金融闭塞，市面萧条，公私交困，莫此为甚，现在拮据万状，跬步艰难，县长焦灼万分，绅商束手无策”的困难局面，请求速设兑换所，以调剂地方金融，缓解公私交困的局面？。
3月31日，兑换所在安定县著名商镇瓦窑堡（又称望瑶堡）开始营业。县财政局局长当天即来行内，要求借款4000元，解交当地驻军③。数月之后，银行派出职员向县政府追讨借款，新任县长许汉伯却声称，此为前任县长所办理，与他并无关系，让该职员会同当地士绅及新任财政局局长商洽解决，然而“各保商号亦不肯垫付”，简直要成为一笔坏账③。
安定县再三请求设立兑换所，开业当天财政局局长即登门借款，可见财政状况不容乐观。乃至于因公借款却不予归还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某种程度上都不是有意刁难，而是因为县政府财政早已陷入严重短缺、难以张罗的地步。雪上加霜的是，驻军开支浩繁，催款十分急切。县政府汇报称：“所有每月奉拨接济等费，虽由县长分派各区，严厉催收，无为打押比追，无法周转。”⑪ 在征收税款过程中，唯有采取极端的暴力方式，商民才有缴纳的可能。
竭泽而渔的高压政策激起民众不满，各地“交农”① 活动变得频繁起来。1932年，安定、清涧、宜川、横山等县先后多次爆发农民反抗县长、军警、地主的斗争，这一趋势日益引起中共重视①。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刘善忠、高朗亭等人在安定、清涧、延川一带自发组织起游击战争，吸收民团、哥老会成员参与，没收地主、民团的财产和武器，宣布民众免纳捐税，逐渐将传统的“交农”活动引导到武装暴动的方向上②。1933年2月9日，安定县县长刘叔明因县政府财政支继，前往瓦窑堡向绅商借贷现金，遇到早已埋伏在县城外栾家坪桥头的游击队。游击队员将刘叔明击毙，舆论轰动一时。③
刘善忠、高朗亭等人组建的延川游击队（后改为红军西北先锋队）是陕北地区最早的革命武装，“以打土豪、分财物为主要任务”，不搞土地革命④。实际上，由于县政府与民众严重对立，出现了多支游击队③，其中不少人是民团、哥老会成员，甚至有一些土匪、哥老会“自称共产党红军”⑥。游击战的兴起对于蛰伏农村地区的陕北中共组织而言，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如何改造游击队，扩大抗捐抗税运动，领导和发动群众作政治斗争，成为这一时期中共面对的重要课题。
1933年2月，赴西安和北平向中共陕西省委、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的陕北代表团批评游击队存在“躲避退却”现象，只注重军事行动，“不去执行土地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不去组织和武装广大的农民群众，不去在广大群众斗争中锻炼巩固扩大游击队的本身”，要求接下来“在广泛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开展游击运动，改造和扩大游击队，创造陕北新的苏维埃区域”？。
具体执行当中，中共陕北特委对游击队的改造较为缓慢，但群众参与、支持革命的热情非常高，群众组织迅速增加。1933年农历四月，中共陕北特委重新恢复了同上级已经中断两年的联系，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游击队能存在一年多，主要原因是有群众拥护”，而“轰走几次提款者…只不过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布朗宁主义”。报告提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并再三强调要去做群众的组织和宣传工作。③作为陕北游击核心区域，安定西区在党组织和游击队帮助下建立起十几个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开展抗捐抗税运动，自1933年1月底到10月，未向地方政府交纳任何粮款⑨。当年底，中共陕北特委在报告中指出，“游击队常在的西区有了很好的赤卫队、自卫军的组织，每到一个地方，群众来布置宿营，放步哨，派侦探”。可见，群众对游击队开展活动给予了巨大支持。其他如神木等地的游击区，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群众组织。0
1934 年1月，谢子长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委派回到陕北，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临行之前，孔原谈到，要组织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争取实现红军十倍、数十倍的扩大，建立巩固的苏维埃与游击根据地①。5月，陕北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在葭县召开，提出“为创造陕北新的红军与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于最短时间内完成创造一师红军的任务”。根据会议决议，陕北各级中共组织和游击队一方面要号召工人、雇农、贫农参加部队，另一方面要建立赤卫队、少先队、妇女洗衣队、缝衣队、儿童团等组织，巩固与扩大游击区，创造新的苏区。②7月，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担任总指挥。该部下辖三个支队，加上当地的赤卫队、少先队，共600人左右。③ 在谢子长带领下，游击队一举攻破安定县城。据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望瑶堡兑换所汇报：“安定于本月十八日鸡鸣时”，有红军200余人“扑进县城，打开监门，放出罪犯二十余名”，地方震动④。县城监狱关押了不少游击队战士，他们也是抗捐抗税运动的领导者。从乡村战斗到攻人县城，显示出陕北游击队力量的增长。随后，在陕甘边根据地活动的红26军第42师第3团被划归谢子长指挥，部队由南梁来到安定，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
高朗亭认为，1934年8月至10月是陕北根据地迅速发展时期③。8月25日，安定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数月之间，清涧、神木、葭县、吴堡、绥德等地也相继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内，各类捐税被取消，租债账簿被烧毁，分粮分田运动在群众中展开。据统计，当年10月，陕北共有11个红军游击支队、600余人、400多支枪，规模较为有限。不过，武装群众的工作，尤其是赤卫队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其中神木6000余人，清涧 5000余人，安定、横山西区、安塞、靖边共3000余人，葭县、吴堡各1000 余人，绥德300余人，总共16000余名群众加人了赤卫队。他们虽多依靠土炮、土枪、矛杆、大刀等旧式武器，但极为英勇，与敌军作战时，“经常有几百几千的农民武装配合”，“甚至农民一听见枪声自动的跑来帮助红军作战”。中共陕北特委指出：“这一顺利的客观形势直接地创造了陕北新红军与苏区。”⑥
自1931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转人乡村活动，到1934年底安定、清涧等县的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成立，乡村地区为陕北中共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广阔潜力。在此过程中，群众运动特别是抗捐抗税运动的迅速发展，促成了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创建；陕北军政当局的失措应对，更使革命走向燎原之势。
四、秩序的崩溃与革命的兴起
1934年，国民党当局对陕北红军发动“围剿”，然而其军队弊端丛生，高昂的军费开支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得统治秩序走向崩溃、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当年4月，蒋介石派亲信杭毅赴榆林担任陕北财政专员，负责“整理财政”“视察军情”③。一年之后，杭毅向蒋介石报告称，“陕北封建色彩甚重，良以交通阻隔，以前情形全由井师把持”，而“陕北金融全由陕北地方银行操纵，以井岳秀为背景”③。随后，杭毅致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向其报告井岳秀军队内部的详细情形。据其观察，陕北地方军队“或则播种鸦片，或则搬运烟土，或则护送行旅得报酬以为乐，各谋其私利”。“虽连排长亦带眷驻防，因营长与兵士终年不见，散漫颓唐，毫无朝气。”不仅如此，师部作为首脑单位，对于军事活动毫无方案，“部队各不相谋，遇事委卸”，“重要属僚，啸傲烟霞，粉饬「饰」承平”，甚至连基本治安都无法维持，造成“公务员不敢下乡，行路必须军队护送，商贩裹足，税收锐减，警报频来”的局面。①这支长期驻扎在陕北的军队事实上已经蜕化为寄生在当地的特权阶层，效率低下，靡费粮饷，严重的腐败状况导致军费居高不下。
共青团陕北特委分析认为，陕北国民党军力量并不强大，仅1万支枪，且很劣钝，无作战经验。不仅如此，在抗捐抗税运动影响下，乡村豪绅地主多逃跑，“少数顽强的在城内作反革命工作”。因为商业不景气，征收不到捐税，“统治阶级的财政受到很大的打击”，“士兵动摇，不断的逃跑哗变，统治势力的土崩瓦解日甚一日的显著了”。② 事实的确如此。例如，葭县政府自 1933 年开始“收款支拙，军饷孔急”，只能以抵押方式先后向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借款1.4万元；本来预计数月还清，然而受战争影响，人民逃亡，征税无着，归还遥遥无期③。又如，府谷县政府在1934年底积欠银行的款项达3万余元，银行再三追讨，县政府却回复称，受战乱影响，一切款项均已停收，“非惟贵行款项无法措交，即最紧急之剿匪粮精旅费等款，亦有仰屋兴嗟之叹”；并且反问银行道，连地方治安尚无法肃清，如何催逼税赋？“实无力筹还矣！”县政府“自停止收款以来，一钱莫名，供给断绝，无米为炊，焦灼万分”。④ 可见，在战乱影响之下，各县政府财政透支额度不断增长，统治秩序渐趋崩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北红军和群众武装得到快速发展。中共陕北特委在1934年11月的报告中指出，陕北连年丰收，“并没有水旱成灾的事实”，而广大的劳苦群众之所以热烈地参加革命，一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造成陕北的经济恐慌；二是受到封建军阀残酷剥削，井岳秀抽调部队，下乡拷打民众，农民的收获不够完粮纳税；三是即使捐款较轻的绥德、米脂，也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形成了苛刻的高利贷剥削⑤。
在连年丰收、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陕北革命迎来了燎原的契机。就直接原因而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长期存在，皮毛贸易衰落造成经济水平下滑、失业人口增加⑥；在土地问题较为突出的绥德、米脂等地，高利贷利率惊人，财富差距悬殊，贫富关系十分紧张；地方军队在军费不足状态下，直接对农民压榨、逼迫甚至是拷打…这些都是促使陕北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因素。其中，民众参与革命，最直接的反抗目标是地方驻军。换言之，军队的压迫剥削是燃起革命火种的首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初，杭毅报告称，陕北民众积欠烟亩款项甚多，而且相关地区大多已被中共控制。这说明他已意识到驻军军费积欠与民众抗捐抗税之间的关系—积欠烟亩最多的地方长期抗捐抗税，也是最容易被“赤化”的区域。他补充说道，第86师1934年11月和12月的军费尚无着落，陕北无力供给，陕西省公库同样穷窘。作为财政专员，他“不能不向各县催征”，但若以政治收获而言，最好一律缓征，这样有利于民众信任政府，改变民心归向。？
早在1934年底，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已决定自次年起，陕北各县一律禁种鸦片，并向民众发表布告称，政府财政虽然困难，但历年烟亩摊款过多，使得人民遭受痛苦，因此规定各县禁种鸦片①。1935年5月，鉴于“陕北神木等十七县匪灾惨重”，省政府专门出台了扶助农民的免税政策，对当年所有应征的田赋及田赋附加款项，一律予以蠲免，各县行政费用由省财政厅统筹办理②。8月，又援此成例，豁免了靖边县的田赋③。然而，各县行政费用统由陕西省补助，对省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截至1936年4月，省公库亏空已达190余万元，“故不得不于节减中再求紧缩，以节省支出”④。陕西省政府的“截源节流”断绝了就地征收的可能，县政府财政愈发空虚，进一步导致县政运转失灵。
米脂县政府报告称，1935年1月至9月“仅收到正粮一百五十余石，合正副款项不足一月开支”。9月底，奉省令豁免该年度田赋时，县政府已有1.5万元亏空，于是向省财政厅呈文，请求拨款填补亏空，然而“县境距省穹远”，只能再向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借款支应，并抱怨称：“最难堪者法警及保卫团团丁均系赤贫，靠身度日，一日停薪，非特不能工作，亦实无以生存。环顾前途，险象迭生，难为无米之炊。”③
一方面，各县政府对于民众的抗捐抗税运动早已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省公库的支应时有时无，缓不济急。陕北各县行政由此陷入瘫痪状态，特别是地方驻军军费仍然就地筹拨，各县只能通过商铺作保、公产抵押的方式向银行借款，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商业活动与金融秩序，使得一般有产者被县政府财政所拖累，无法动转资金，陷于破产之境。
在陕西省推行禁烟和田赋免征的政策之下，陕北十多个县1935年的财政收入彻底断绝了本地来源，陕西省的拨款又迟迟不到，使得积欠款项的雪球越滚越大。截至当年10月，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应收欠款共计近47万元，其中包含各县政府欠款20余万元；此外，另有地方驻军直接透支款68.5万元⑥。银行以滥发纸币的方式弥补各项亏空，严重的透支不仅限制了自身发展，更造成金融秩序紊乱，行政力量瘫痪，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加速了地方统治秩序的崩溃。
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1934 年底，蒋介石征调驻洛阳的国民党军陆军第84师高桂滋部开赴陕北③。随后，他又划拨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甘军等部，积极部署第二次“围剿”③。可是，大军压境并不能缓解陕北民穷财困、社会破产的局面。为应对“围剿”，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1934年12月设立，1936年2月撤销）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红军和地方武装。鉴于作战双方兵力悬殊，刘志丹主张陕北部队向南发展，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③。随后，陕北红军以几千人的队伍@攻城拔寨，频频打出以少胜多的战斗，成功使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时人评论称：“陕北之事，本来是民变性质，刘子丹等，都是本地学生，原来手无寸铁，所谓匪众，都是农民，因环境的养成，几年间形成这样局面，这不能以普通军事问题视之。”① 陕北中共组织和红军取得成功并非易事，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值得深思。
1935年2月20日，井岳秀向邵力子报告称，“陕北各县庶政废弛”，“已届于危急之时期，若不速谋切实整顿办法，则前途茫茫，不知伊于胡底！”②3月，国民党延长县县长董公绶痛陈当地商业凋蔽、农村破产的现状，提出“整顿团防实为目前切要之图，惟是办团巩防在在需款”，请求银行借款 5000元以维持现状③。然而，陕北地方实业银行的纸钞缺乏信用，效力甚微。“财力既艰，人力尤感缺乏”，“保甲民团不能切实编练”成为普遍现象④。董公绶多次致电邵力子，请求直接援助兵力，并再三强调陕北“军心已馁，民心已失”的社会现实，表示“如以赤手空拳之县长，使之恢复此种局势，绝无济也！”③
革命浪潮面前，董公绶的挣扎未能奏效。5月10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攻占安定县城。30日，部队南下，一举攻克延长县城，生擒董公绶，是为该部攻占的第二座县城。随后，红军在一个月内相继攻陷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四县，其中延川、保安两县守军均闻风弃城而逃，红军一弹未发，便进占县城。⑥中共西北工委指出，“国民党第一个困难是财政的破产”，“陕甘苏区的扩大与群众抗捐抗粮斗争的高潮，在17县的区域里国民党得不到丝毫的收人”，而陕甘“剿匪”军就地征收粮饷的方式又引起非苏区群众“愤恨与反抗”③。因此，“乡绅的民团不战而降”，“数年不鲜”，延川、保安等县“白军县长不战而逃”也不是偶然。“敌人在革命浪潮中动摇没落，在陕北、陕甘边是普遍的现象。”③
1933 年6月，井岳秀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陕北地方，本极困苦，岳秀能够维持二十多年，而不生毛病。”③此时的他尚且颇为自信，认为自己对陕北的统治十分巩固，其他人恐怕也很难预料到国民党的地方统治秩序会在短短一两年内走向崩溃。然而时至1935年10月，陕北苏维埃政府宣布，已经在陕甘地区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和革委会组织，苏区版图扩大到数千里@。与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取得胜利、展示出摧枯拉朽的战略优势相比，国民党在陕北多数县份的统治已经蜕化为“赤手空拳之县长”。
五、结语
学界对于陕甘地区苏维埃革命客观背景的阐释，多从较为长程的视野，如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交通状况、失衡的土地分配等问题出发，较少从短时段、事件史的角度进行讨论。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将陕甘宁边区称为一块“意外的圣地”（accidental holy land）⑪，揭示了革命进程的复杂性。周锡瑞笔下“意外的”一词，包含“偶然发生”（happens bychance）和“出乎意料”（unexpectedly）两层意思。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在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方才决定前往陕北①，说明这一块根据地确实有“出乎意料”的一面。不过，若说它是“偶然发生”的，却未必符合事实。从经济角度，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其中的必然性因素十分突出。
民国初期，陕北社会元气疲蔽，税赋收人有限，虽然政府财政常年处于人不敷出的状态，但是在皮毛和鸦片贸易带动下，商贸活动较为繁盛，能够填补财政亏空漏洞。不过，陕北地方与陕西省的游离关系使得井岳秀驻军的军费问题在1927年前后逐渐转化为地方负担，随着部队规模扩大，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赤字压力。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陕北遭遇自然灾害袭扰、皮毛贸易停滞等状况，农村经济走向凋敝，各县出现税赋难征的局面，军政当局与地方士绅合作创办银行，募集股本，发行纸币，试图转圜局面。然而，军队自身的腐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其经费供给长期缺乏制度保障，无序征派给普通民众造成巨大伤害，“人民苦于井军，军费负担过重，每年所出之产量，不敷抵纳军费之半数，人民叫苦连天”②，频发“交农”事件。1931年，中共陕北特委在遭到破坏之后被迫转入乡村地区，民众抗捐抗税的热情促使党组织活动转向活跃，游击队武装斗争和群众组织的发展使新的苏区得以开辟。
陕北各县发生的财政危机与中共领导的抗捐抗税运动是这一时期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的两条线索。陕北驻军对底层民众的压榨与剥削，迫使民众纷纷投身到革命洪流当中。征税无着、财政困难的县政府只能一再要求银行提供资金，以便发给驻军粮饷帮款。银行滥发纸币的行为无异于饮鸠止渴，折损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虽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于1935年出台田赋免征政策，陕北各县因财政危机而造成的统治秩序崩溃却已积重难返。对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国民党地方当局根本无力抗拒。
正如绥德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在抗战时期所言：“辛亥以来，万恶之军阀官僚以陕北视陕北，不以全秦视陕北；彼中央又以秦视秦，不以全国安危视秦。如此，陕北等于化外。”③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之所以在陕北取得胜利，与当地特殊的政局不无关系。井岳秀形同割据式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中央和陕西省两级政府忽视、纵容的结果。有言论批评道，井岳秀“派款摊提，只顾焦眉之急，而忘闾阎之累”，“未免加重地方负担”，“今陕北赤焰滔天”，此当为重要因素之一。可见时人已经认识到，官方的派款摊提是民生凋蔽、革命勃兴的诱因。作者随后笔锋一转：“过去之中央政府，省政府，既视陕北为化外，视井氏部以尤不足重轻，经济物资，不为接济，应得饷项，积欠累累，井氏既无点铁成金之术，则除在地方上通融缓急外，又有何法乎？”④ 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劣质化实乃系统性问题。总之，陕北各县政府极度透支的财政状况，是苏维埃革命蓬勃兴起、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客观原因。
来源：圣骑HjF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