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担任过秦城监狱监管处长的何殿奎回忆，陈伯达与其他在文革中倒台的大人物很不一样。别人或沉默，或反抗，或麻木，而陈伯达，则显得格外灰溜溜的。

1971年9月13日深夜，林彪坠亡的当晚，陈伯达被押送到秦城监狱。

从党内排名第四、手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大印的理论权威，到此刻的阶下囚，陈伯达的世界彻底崩塌。

据担任过秦城监狱监管处长的何殿奎回忆，陈伯达与其他在文革中倒台的大人物很不一样。别人或沉默，或反抗，或麻木，而陈伯达，则显得格外灰溜溜的。

当看守打开铁门，示意他进去时，陈伯达的身体僵住了。他死死地扒住门框，用尽全身力气，终于爆发，冲着面无表情的看守呼喊：

“我救过毛主席！”

看守们此无动于衷，冷冷地看着他。陈伯达这句喊话是他最后的挣扎，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那是1948年的春天，毛泽东当时驻扎在河北阜平的城南庄，指挥着全国的战局。

没想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悄悄收买，做了内奸，将毛泽东住所的精确位置密报给了敌人。

那天清晨，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陈伯达却因为一些工作，起得格外早。他忽然听到一阵非同寻常的飞机轰鸣声，由远及近，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冲着他们来的！

他来不及多想，拔腿就朝着毛泽东居住的院子狂奔而去。

陈伯达冲进院子，一边喊，一边半推半拉地催促着他。就在毛泽东和警卫人员刚刚起身，绕过院子里的一道土墙时，一枚炸弹呼啸而下，精准地落在了院子中央。

“轰——！”

他们刚才还站立的地方，瞬间被夷为平地，砖石横飞，烟尘弥漫。

陈伯达入狱之后重提这件事，因为这一喊，陈伯达后来的伙食的确有所改善。

1938年，历经千辛万苦，带着妻儿的陈伯达，终于抵达了延安。

当时的延安，正如时陈云在一次演讲中所感慨的那样：“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对于许多人来说，投奔延安是为了寻找光明。但对于陈伯达而言这更像是一种落叶归根。

他早已在上海等地的白色恐怖中，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多年，锤炼出了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很快，他的才华便得到了展示的机会。

在延安的一次高级干部理论学习会上，讨论的议题是当时最为核心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许多干部发言踊跃，但多是从实际战斗经验出发。轮到陈伯达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到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再到统一战线中既要团结又要斗争的微妙平衡，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观点独到。

坐在后排的毛泽东，也一直在静静地听着，眼神里流露出欣赏。会议结束后，他私下向陈云等人评价陈伯达：“这个人，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理论人才。”

毛泽东一向对秘书工作极为重视，他深知“一支笔”的重要性。

从1928年起，他身边先后有过35位秘书，而陈伯达，无疑是其中职位升得最高、跟随时间最长的一位。

1939年春天，一纸调令，陈伯达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副秘书长（一说为副主任），成为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这一做，就是31年。

在这31年里，许多重要的文件、社论、讲话稿，都出自陈伯达的笔下。陈伯达的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有力量的声音之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然而，真正让他攀上权力之巅的，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这个职务，使他一跃成为文革初期整个运动的实际执行者之一。

此时的他，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结成了复杂的政治同盟。他们既是战友，又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陈伯达人生的最高光时刻。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甚至压过了资历更老的康生，位列第三。

然而，他并没有察觉到，权力的巅峰之下，就是万丈深渊。

1970年的夏天，江西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了陈伯达人生的致命转折点。

他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自以为稳赢的政治豪，最终却输掉了自己的一切。

会议召开的前夜，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了陈伯达的住处。电话是叶群打来的，她暗示陈伯达：林副主席准备在明天的会上，就“天才论”的问题，好好谈一谈。她还特意“请教”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如何从理论的高度来支持这一观点。

陈伯达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林彪集团准备向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发难的信号，也是进一步巩固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关键一步。

这对陈伯达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自己站对了队，紧跟林副主席，不仅可以打击康生、张春桥这些潜在的对手，还能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一个充满风险的政治投机。陈伯达几乎没有犹豫，便欣然应允。他感觉自己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连夜翻箱倒柜，从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中，摘录了大量关于“天才”的论述，整理成了一份“语录”。他自以为手握理论武器，准备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大干一场。

第二天，会议开始。副统帅林彪率先发言，他抛开原有的会议议程，滔滔不绝地大谈“天才”问题，并再次提出了要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的讲话，如同发令枪。

陈伯达紧随其后，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他彻底“爆发”了。

陈伯达手持着连夜准备好的“语录”，情绪激动地发言，不点名地指责党内“有的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用心险恶。他的矛头，直指康生和张春桥。

为了把气氛推向高潮，陈伯达还将自己整理的“天才”语录分发给与会者，煽动众人支持林彪的观点。

当天，华北组甚至专门为此出了一份会议简报，将陈伯达的发言整理为《第六号简报》，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

一时间，陈伯达志得意满。

然而，林彪集团这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彻底触怒了毛泽东。

8月2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立即收回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并严厉责令陈伯达作出检讨。

陈伯达当场就懵了。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8月31日，毛泽东在他亲手整理的那份“天才”语录材料上，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我的一点意见》。

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七百余字，但字字千钧，矛头直指陈伯达。文章中，毛泽东还特意加上了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意味深长的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

这句话巧妙地将林彪从这场风波中摘了出去，让陈伯达彻底成了一个被推到前台的卒子，一个孤立无援的牺牲品。

这篇文章的下发，无异于一份政治死刑判决书。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立即被控制。他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主席台上了。

从庐山坠落的陈伯达，陷入了巨大的惊恐与绝望之中。他做出了最后的挣扎——请求面见毛泽东。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竟然同意了。

在见面中，毛泽东绝口不提庐山会议上的任何事情，反而像拉家常一样，询问了《人民日报》原总编吴冷西、《红旗》杂志原副总编胡绳等人的近况，甚至还问起了自己的女儿李讷在哪里。

陈伯达忐忑不安地回答着，分别的时刻到了。毛泽东主动伸出手，握住了陈伯达冰凉的手，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陈伯达还以为，这是一种暗示，一种原谅。问题或许并不严重，主席仍然将他视为同志和自己的老下级。

然而，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闭幕。陈伯达甚至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变相监控了起来。

回到北京后，他更是直接被软禁在家中，名义上是“停职反省”，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陈伯达多次试图联系毛泽东，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了好几次电话，但电话那头，永远是礼貌而冷漠的拒绝。

他转而打电话给康生，这位昔日在文革中并肩作战的“战友”。结果，康生连电话都不肯接。

最后，他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在陈伯达绝望的哀求声中，电话那头的周恩来沉默了许久，最后只说出了一句充满无奈和终结意味的话：

“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句话，彻底击碎了陈伯达最后的幻想。在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刻，周恩来没有完全冷漠，但也确实无力回天。

1970年10月18日，一纸命令下达，陈伯达被正式拘押，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他的政治生涯，至此，画上了一个彻底的的句号。

初入监狱的陈伯达，被关在一间条件恶劣的旧监室里，地上只铺着一层散发着霉味的草垫子。

在那些漫长而黑暗的夜晚，这位曾经的“理论家”失去了所有的理论和体面。绝望之中，他选择了用最原始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他躲在被子底下，偷偷用自己的牙齿，费力地咬破手腕的皮肤。

然而自杀未遂。，由于年老体衰，血流得并不快，很快就自己止住了。

后来，或许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被换到了条件稍好的204监区。

私下的自杀中止了，但求死的情结却并未消失，反而演变成了一种表演式的行为。

他常常在看守面前，突然作势要拿头去撞墙，每次都需要两名年轻的战士左右将他挟持住，才能作罢。这其中，有几分是真实的绝望，又有几分是博取同情的表演，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时间在单调的囚禁中流逝。

1976年，一个巨大的消息传遍了中国——毛泽东去世了。

这个消息，竟在陈伯达死寂的心中，激起了一丝荒诞的希望。他变得很不安分，总是在监室里踱步，自言自语。他天真地认为，等江青办完了毛主席的丧事，一定会念及旧情，派人来接他出去。

即便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他没少受江青的气，但在这一刻，他仍然将她视为自己唯一的救星。这恰恰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政治权力的最后一丝病态眷恋。

然而，他没有等来接他出去的汽车，等来了他的“救星”江青也锒铛入狱的消息。

至此，他所有的希望被彻底粉碎。

在狱中，得益于当年城南庄的的功劳，他的生活确实得到了一定的优待。

伙食标准是每月60元，在当时已经相当高了。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孤寂。他的军服棉袄和棉裤，因为常年穿着，早已磨得破烂不堪，边沿露出了灰黄的棉花。

当他的儿子陈晓农第一次获准前来探监时，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内心五味杂陈。

监狱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获准可以阅读一些书籍和报刊。有一天，他拿到了一份《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批判“天才论”的文章。文章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将当年他们在庐山上鼓吹的那些论调，批驳得体无完肤。

陈伯达手捧着报纸，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很久。他没有愤怒，也没有辩解。最终，他只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在那一刻，作为一名曾经的“理论家”，他或许才第一次从思想的层面上，真正认识到自己当年的行为是何等的荒谬与可笑。这种来自精神上的自我否定，或许比任何身体上的惩罚都更加痛苦。

1980年的冬天，一纸起诉书，被送到了他的手上。起诉书上，白纸黑字，列举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种种罪行：组织批斗刘少奇、陆定一，制造骇人听闻的“冀东冤案”……

面对着这些沉重的指控，这位已经76岁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老泪纵横，痛哭流涕，对着工作人员，哭喊出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

“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在后来的法庭上，当审判员问他，为何要违反法制，指使将陆定一交给红卫兵批斗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回答：

“当时呢，我是处在发疯的时刻，其实人是有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了。”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出判决，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当时主政的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处理陈伯达的问题上，展现出了务实和人道的一面。他们了解到毛泽东生前对陈伯达“批归批，人要保”的态度，认为后继者应当延续这一处理方式。

于是，在判决下达仅仅一年多之后，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政府将他安置在北京一座新楼的顶层，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并将他远在河北工作的儿子陈晓农一家三口，都调到了北京，与他共同生活，负责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陈伯达的卧室约有十几平米，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塞满了各种书籍，环境整洁而简朴。他过上了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每天读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唯一的锻炼方式，是在书桌前练练书法。到了晚上，他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新闻联播，偶尔也会看看京剧或古装故事片。

家中那个7岁的小孙子，成了他晚年生活最大的慰藉。孩子常常跑到他的房间里玩耍，为这间暮气沉沉的屋子，带来了一丝生机。

有一次，小孙子指着书架上一套厚厚的《资治通鉴》，好奇地问：“爷爷，这里面的人谁最厉害呀？”

陈伯达放下手中的毛笔，抚摸着孙子的头，用一种极为轻柔的声音说：“最厉害的，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

这句简单到近乎质朴的话，或许是他历经了一生的大起大落、权欲沉浮之后，对“权力”二字最本真的理解。

就在他以为自己将以这样一种平静的方式度过余生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颇具建设性的意见：陈伯达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他学问深厚，研究能力出众，现在既然已经保外就医，不如发挥他的这一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些研究工作。

这个建议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一致赞成。

随后，邓力群奉命前去与陈伯达接洽。当邓力群向他传达了中央的这一意见时，陈伯达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片刻的惊愕之后，是一种巨大的欣喜。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从那一刻起，陈伯达仿佛重获新生。

他像一台再度启动的精密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每天吃过早饭，便一头扎进书海，研究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他笔耕不辍，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一篇篇写成报告，交由工作人员呈递给中央。

这些报告，有的署着他的名字，有的则没有。它们被印成十几份，分发给中央领导人参阅。

对于陈伯达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身份的回归。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历史抛弃的罪人，而重新成为了一名能够贡献余热的学者。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晚年的生命，重新找到了一丝久违的尊严和价值感。

晚年的陈伯达，生活极其俭朴。组织上每月发给他100元生活费，在80年代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但他嗜书如命，大部分钱都用来买了书籍和资料，所以生活上时常显得有些拮据。

他酷爱吃水果，却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左右为难。

组织上派人来看望他时，他从不提任何要求，只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才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能不能……给我发点水果费？”

这个微小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组织上不仅给了他水果费，还增加了他的生活费，确保他的晚年生活无忧。这个小小的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独有的温情与复杂性。

1988年10月，他18年的刑期，终于满了。

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亲自来到他因病住院的病房里，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刑满释放仪式。副部长对着病床上的老人，郑重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那一年，陈伯达88岁，垂垂老矣。

作为一个跟随毛泽东长达三十一年的政治秘书，一个在历史漩涡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自己的一生，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

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他对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始终定义为“小学生”。

陈伯达坦陈，自己后来犯下滔天大罪，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走好自己的路”。在他心中，毛泽东是引路人，即便自己误入歧途，责任也全在自身。这种发自内心的尊崇与敬畏，即便在经历了十八年的牢狱之灾后，也未曾动摇。

同时，他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充满了感激。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子说，若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九一三事件”后力保他的性命，他恐怕早就死在了“四人帮”的手里。

而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他更是进行了一番沉痛的自我剖析。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这番话，是一个曾经的权力核心人物，在历尽荣辱沉浮之后，最清醒，也最沉痛的独白。它既是对自己过往的悔悟，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充满了强烈的警世意义和历史悲剧感。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在北京的家中猝然离世。

他的遗体，被以其原名“陈建相”送往八宝山火化。没有讣告，没有悼词，没有追悼会。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了一则仅有数十字的电讯，向世界宣告了他的死亡。

他的一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落下了帷幕。从一个福建的穷书生，到延安的理论家，再到权倾一时的政治局常委，最后沦为秦城的阶下囚和北京的一个孤独老人。他的一生，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一个大时代复杂性的缩影。

参考资料：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文史博览

陈伯达认罪始末——文史博览

陈伯达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政府法制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文史博览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