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忙，调休。”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指无意识地在玻璃上划着，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圆。

“妈，我下周回去一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传来她一贯平稳的声音，“嗯，工作不忙？”

“不忙，调休。”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指无意识地在玻璃上划着，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圆。

“回来就回来吧，家里没什么要买的，别乱花钱。”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胸口那块熟悉的、看不见的石头又沉甸甸地压了下来。

我叫林念初，今年二十六岁。在一座离家一千多公里的南方城市里，做着一份图书档案管理的工作。

我的生活，就像我管理的那些档案，每一份都摆在它应该在的位置，整齐，有序，一目了然。

我的出租屋一尘不染，所有物品都以直角和等距的方式排列。我的工作不需要太多创意，只需要细心和耐心。我没有太多朋友，也不需要太多社交。

每个周日上午十点，我会准时给家里打电话。每个月一号，我会把三分之一的工资转到我妈的账户上。

在所有人看来，我是一个懂事、孝顺、有着稳定工作的女儿。

我妈对我这套生活模式很满意。在她看来，这就是“满分”的人生答卷：稳定、体面、不出错。

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关于“满分”的考试。

从我记事起，我妈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分数。

不是优秀，不是前几名，是满分。一百分。

九十九分，就意味着那丢失的一分。而丢失的任何一分，都是不可原谅的过错。

那根细长的竹尺，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它平时就挂在客厅墙上那张巨大的奖状旁边，那张奖状是我爸单位发的“劳动模范”。

竹尺抽在手心，或者小腿上，留下一道道红印。我妈从来不大声呵斥，她的声音总是很平静，平静地问我：“为什么会错？这么简单的题，为什么别人能拿满分，你不能？”

我哭，她就说：“哭能把那一分哭回来吗？把眼泪收回去，想想错在哪里。”

于是，我学会了不哭。学会了在拿到试卷的第一时间，检查每一道题，每一个标点符号。学会了在交卷前，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直到确认万无一失。

我成了学校里的“常胜将军”，墙上我的奖状渐渐盖过了我爸那张。我妈的脸上，也终于有了笑容。

那种笑容很淡，像冬日里稀薄的阳光，但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奖赏。

她会摸着我的奖状，对来访的邻居说：“我们念初，就是省心。”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她送我到火车站，只说了一句：“到了学校，别放松。大学里也有排名。”

我选择了离家很远的城市，那一刻，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可那种对“满分”的执念，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习惯性地规划好一切，选最容易拿高分的课，做最详尽的笔记，参加能为简历加分的社团活动。

我的人生，不允许有任何“失分项”。

这种稳定，是我用全部的童年和青春换来的。我以为，只要我离得够远，只要我每个月按时打钱，扮演好一个“满-分-女-儿”的角色，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能维持在这种安全的、不远不近的距离上。

直到半个月后，一个陌生的电话，彻底打碎了我构建的这层坚硬外壳。

电话是社区王阿姨打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急。

“念初啊，你快回来一趟吧。你妈……你妈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

“王阿姨，我妈怎么了？”

“她今天早上提着一篮子菜，站在小区门口，问我她家住几栋。我把她送回家，她看着你爸的遗像，问我这个男人是谁，为什么照片摆在她家里。”

我爸在我高三那年，因为工厂事故走了。

我握着电话的手，冰凉，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念初，你别急，阿姨就是跟你说一声。医生说，这可能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你得回来看看。”

老年痴呆。

这四个字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脑海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我那个永远要求正确，永远一丝不苟，永远记得我哪次考试丢了零点五分的妈妈，她要开始“遗忘”了。

这听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充满了黑色幽默的笑话。

我立刻请了长假，买了最近一班的火车票。

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我几乎没有合眼。车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像一帧帧快放的默片，演的都是我的过去。

竹尺落在手心的痛感，试卷上鲜红的“99”，我妈那双永远没有温度的眼睛。

我发现，我对我妈的情感，竟然是一片空白。没有爱，也没有明确的恨。只有一种长年累月的，因为达不到她要求而产生的疲惫和疏离。

现在，她病了。一个伦理上的难题，就这么直直地摆在了我面前。

我该怎么办？

把她接到我身边？我的生活会被彻底打乱。我无法想象我那个秩序井然的出租屋里，出现一个随时可能失控的病人。

把她送去养老院？“不孝”的标签会立刻贴在我身上。在我们那个小城，这是会被戳脊梁骨的。

或者，辞掉工作，回家照顾她？

这个念头只出现了一秒，就被我掐灭了。回去？回到那个充满压抑回忆的房子里？那等于将我前半生的逃离，全盘否定。

火车到站，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北方初冬的冷风，吹得我一个哆嗦。

我打车回了家。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

房子里的一切，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沙发上盖着防尘的白布，茶几上摆着我爸的黑白遗像，相框擦得锃亮。空气里，是那种熟悉的，樟脑丸和旧时光混合的味道。

我妈正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我，在阳台上择菜。

她的背影，好像比我记忆中要瘦小一些。头发也白了大半，在阳光下，明晃晃的。

“妈，我回来了。”我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她回过头，看了我几秒钟，眼神里有一丝茫然。

然后，她像是忽然认出了我，脸上露出一点点笑意：“哦，回来了。正好，晚上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鱼。”

她的反应，看起来很正常。

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稍微落下了一点。也许，王阿姨夸张了。也许，只是一时糊涂。

我放下行李，走进厨房，想帮她洗菜。

她把我推了出来，“去去去，坐了那么久的车，累了吧。去看会儿电视，饭好了我叫你。”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一种陌生的情绪涌了上来。

这么多年，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

晚饭很丰盛，四菜一汤。红烧鱼，是我小时候唯一能让她在饭桌上夸奖我的事情——因为我能把鱼刺挑得干干净净。

她不停地给我夹菜，“多吃点，在外面都瘦了。”

我默默地吃着，心里盘算着，明天带她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如果情况不严重，我就给她请个保姆，然后我回我的城市。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理智，也最“正确”的解决方案。

我以为，我可以像处理一份档案一样，把这件事归类，存档，然后关上柜门。

但第二天发生的事，让我明白，我错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她去市里最好的医院。

挂号，排队，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脑部CT，记忆力测试，认知能力评估。

等待结果的时候，我们坐在医院长廊的椅子上。

她显得有些不安，不停地搓着手，“好好的，来什么医院。浪费这个钱。”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走廊尽头那块“脑神经内科”的牌子。

医生把我单独叫进了办公室。

他指着CT片子，用一种冷静而专业的口吻告诉我：“从片子上看，海马体有明显萎缩。结合认知评估的结果，可以确诊是阿尔茨海默病。目前是早期，但这个病，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

这三个字，比“老年痴呆”更重。

医生继续说：“病人的记忆会逐渐衰退，从最近发生的事开始，慢慢地，会忘记更久远的事。情绪会变得不稳定，可能会有妄想、幻觉。最后，会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他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一丝同情：“你是她唯一的女儿吧？要有心理准备。这个病，最考验的，是家属。”

我走出办公室，感觉脚下的地砖都是软的。

我妈见我出来，立刻站了起来，紧张地问：“医生怎么说？是不是没事？”

我看着她那张充满期盼的脸，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告诉她真相？她能接受吗？

我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医生说就是年纪大了，有点健忘。我给你开了点补脑的药，按时吃就行。”

我撒了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她撒谎。

我以为这是对她的保护。

回到家，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切。

护理知识，病友家属群，专业的养老机构。

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用一周的时间，教会她如何使用新的智能药盒，如何用燃气报警器，在家里各个角落贴上备忘的标签。然后，我联系一家靠谱的家政公司，找一个有护理经验的保姆。

我依然想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项目来完成。

我买来彩色的便利贴，用最大号的字体写上：“这是卫生间”，“出门记得关煤气”，“念初的电话是138********”。

我把便利贴贴在对应的位置，然后像教一个孩子一样，一遍一遍地告诉她。

“妈，你看，这个是煤气开关，用完了一定要往右拧到底。”

她站在旁边，像个做错事的学生，小声说：“知道了，知道了，你都说八遍了，我还没老到那个地步。”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被冒犯的倔强。

我找的保姆姓李，是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看起来很老实。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家里所有需要注意的事情，都跟李阿姨交代了一遍。我妈的药放在哪里，她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午睡的习惯。

我甚至做了一张表格，打印出来，贴在冰箱上。

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周全。

周五，是我原计划回程的日子。我订了下午的火车票。

早上，我把李阿姨介绍给我妈。

“妈，这是李阿姨。我工作忙，不能一直在家陪你。以后就让李阿姨在家照顾你，陪你聊聊天。”

我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她盯着李阿姨，像在看一个入侵者。然后，她转向我，声音陡然拔高：“你要走？”

“我……我请的假到期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要把我一个人扔给一个外人？”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颤抖。

“妈，李阿姨会照顾好你的。”

“我不要她照顾！我没病！我好好的！”她忽然激动起来，随手抓起桌上的一个苹果，就朝李阿姨扔了过去。

苹果砸在李阿姨的胳膊上，又弹到地上。

李阿姨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你让她走！让她走！”我妈指着门口，对我喊。

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失控的样子。她在我面前，永远是冷静的，克制的，哪怕是举起竹尺的时候。

我只好先把李阿姨送出门，连声道歉。

李阿姨叹了口气：“姑娘，你妈这个情况，她是信不过外人。她只认你。我这活儿，怕是干不了。”

送走李阿姨，我回到屋里。

我妈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在哭。

我站在她身后，手足无措。记忆里，她好像从来没有哭过。即使在我爸的葬礼上，她也只是安静地站着，一滴眼泪都没掉。

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她猛地回过头，眼睛通红，布满血丝。

“林念初，你是不是嫌我老了，嫌我拖累你了？”

她连名带姓地叫我。

“我没有。”我的辩解，听起来苍白无力。

“你就是！你跟你爸一样，都想甩开我！”她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我。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供你读大学，就是为了让你今天把我像个包袱一样扔给别人吗？”

“你考那么多一百分有什么用？你的良心呢？”

良心。

一百分。

这两个词，在我脑子里轰地一声炸开了。

原来，在她心里，孝顺，也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题。而我今天的做法，显然是“不及格”。

我第一次尝试解决这个难题，结果，一败涂地。

我退了火车票。

我明白，那个“项目化”的解决方案，行不通了。这个难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捷径。

我必须留下来，亲自面对。

留下来的日子，比我想象的更难熬。

我妈的情绪，像六月的天，说变就变。

有时候，她会像个孩子一样，对我百般依赖。我走到哪，她跟到哪。我上个厕所，她都要守在门口。

有时候，她又会变得格外挑剔和多疑。

“这碗是谁刷的？怎么还有油？”

“我放在柜子里的那五百块钱呢？是不是你拿了？”

“你是不是在我的饭里下药了？”

我一遍一遍地解释，她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我们之间的角色，好像完全颠倒了。她变成了那个不讲道理、随时会犯错的孩子。而我，成了那个必须时刻保持耐心和理智的家长。

可我没有耐心。我的耐心，早在童年那无数个夜晚，在竹尺和红墨水里，被消磨殆尽了。

我只能逼着自己，把所有的情绪都压下去。

我每天给她做饭，陪她散步，监督她吃药。

我把她的生活，也纳入了我的“档案管理系统”。几点起床，几点吃药，几点散步，我都用一个本子记下来。

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足够“满分”，就能让她平稳地度过每一天。

但她的病情，并不会按照我的计划发展。

她开始出现更严重的认知混乱。

一天下午，我正在书房整理我带回来的工作资料，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相册。

“念初，你来看。”她指着一张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照片上，我穿着学士服，笑得很灿烂。

“这个姑娘，长得真好看。她是谁啊？”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看着她，她的眼神是那么认真，那么好奇。

“妈，这是我。”

“你？”她疑惑地看着我，又看看照片，“不像啊。你看起来，比她老多了。”

我哑口无言。

是啊，我才二十六岁，可我感觉自己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我的心，早就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住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床头的墙上，还贴着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已经微微泛黄。

我开始问自己，我留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尽一个女儿的责任？还是为了向她证明，我是一个“满分”的女儿，即使在“孝顺”这门课上，我也能拿一百分？

我好像，还是在考试。考官，是她，也是我自己。

我被困住了。困在这个充满了过去和现在的房子里，困在她混乱的记忆和我的执念里。

我需要一个出口。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我妈在午睡。

我开始打扫那个常年锁着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家里的旧物，落满了灰尘。

我想把一些没用的东西清理掉，让家里看起来更敞亮一些。

在储藏室的最里面，有一个旧的木箱子。上面上着一把已经生锈的铜锁。

我记得，这是我妈的箱子。我小时候，她从来不让我碰。

我找来一把锤子，把锁砸开了。

箱子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细软，只有一叠叠用红绳捆着的信，几本笔记本，还有一些已经褪色的黑白照片。

我打开了最上面的一本笔记本。

纸张已经泛黄，字迹娟秀，但笔锋里透着一股力道。

是她的日记。

日期是四十年前。那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今天，美术老师表扬了我的素描。他说，我有天赋，应该去考美术学院。我好开心。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却说，画画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今天，我偷偷画了一下午的画。画的是窗外那棵大槐树。我觉得，我能把每一片叶子的光影都画出来。我把画藏在了床底下，不敢让妈妈看见。”

“今天，我跟阿强（我爸的名字）去看了电影。他给我买了一根冰棍。他说，他喜欢看我笑的样子。可是，妈妈不喜欢他。她说，他只是一个工厂的穷小子，我跟着他，会吃一辈子的苦。”

“今天，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我告诉她，我非阿强不嫁。她打了我一巴掌，说如果我敢嫁给他，就当没我这个女儿。我跑了出去，在河边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阿强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别怕，有我。”

日记的最后一页，是她结婚那天写的。

“我今天结婚了。没有祝福，没有嫁妆。妈妈没有来。我看着镜子里穿着红嫁衣的自己，告诉自己，林秀娟（我妈的名字），你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你一定要过得好，要比所有人都好，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看看。”

我的手，在微微颤抖。

我拿起那些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扎着麻花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酒窝的年轻姑娘。她的眼睛里，有光。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我的妈妈。

我还找到了一封信。是我外婆写给我妈的。那时候，我大概五六岁。

信的语气，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指责。

“……听说你家念初，这次期末考试，语文才考了98分？秀娟啊，不是我说你。你当初不听我的，非要嫁给那么个没出息的男人。你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难道还想让女儿也跟你一样，被人看不起吗？女孩子，更要强，更要有出息。不然，将来就会跟我一样，被婆家瞧不起，被男人抛弃……”

信的最后，被泪水浸透过，字迹都模糊了。

我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

我妈对我那近乎偏执的“满分”要求，原来，并非源于她自己。

那是一种被转嫁的恐惧。

她害怕我重蹈她的覆覆辙，害怕我因为不够优秀，而失去选择的权利，害怕我像她一样，一辈子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活在“不够好”的阴影里。

她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未能得到的认可，全部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我的“一百分”，是她用来对抗全世界的武器，是她证明自己“没有选错”的唯一证据。

我一直以为，我是她实现自己价值的工具。

现在我才明白，我其实是她用尽全力想要保护的，那个曾经的自己。

我的思考，从“她为什么这样对我”，变成了“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看着箱子里那个陌生的、鲜活的少女，再看看房间里那个正在沉睡的、衰老脆弱的妇人。

四十年，到底是什么，把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不再只是一个被动承受的女儿。我成了一个探寻者，想要在我妈那片正在被黑暗吞噬的记忆孤岛上，打捞出一些真相。

我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她回忆过去。

我把那本画着槐树的素描本拿给她看。

她抚摸着画面，眼神迷离。

“这树……我好像见过。”

“妈，你以前，是不是很喜欢画画？”

她愣了一下，摇摇头，“不记得了。画画又不能当饭吃。”

她又变回了那个现实、刻板的林秀娟。

我没有放弃。我从网上买了画板和颜料，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我开始尝试着画画。我没有任何基础，画得歪歪扭扭。

她每次路过，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嘴里念叨着：“浪费钱，画的这是什么东西。”

但她没有阻止我。

有一天，我正在画一朵向日葵，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明亮的感觉。

她走过来，站在我身后，看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伸出手，拿起了我旁边的一支画笔，蘸了点柠檬黄的颜料，在我的画上，轻轻点了一下。

就那一下，那朵向日葵，好像忽然就活了过来。

我惊讶地看着她。

她自己也愣住了，看着自己拿着画笔的手，眼神里充满了陌生。

“我……我怎么会……”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那个有天赋的少女，灵魂短暂地回归了。

但这样的时刻，太短暂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情况越来越差。

她开始认不出我。有时候叫我“姐姐”，有时候叫我“阿姨”。

她会在半夜里突然惊醒，大声哭喊，说家里有贼。

她会把刚做好的饭菜，全部倒进垃圾桶，说饭里有毒。

最让我难受的一次，是在一个傍晚。

我扶着她在小区里散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忽然甩开我的手，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在跟妈妈撒娇的小女孩，对我喊：“你离我远点！你不是我女儿！我女儿学习可好了，每次都考一百分！她才不会像你这样，天天陪着我这个没用的老太婆！”

我的脚步，瞬间钉在了原地。

周围散步的邻居，都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红，发烫。

她还在继续喊：“我女儿在北京，是做大官的！她很忙的！你这个骗子，你想干什么？”

她把我幻想成了一个更“满分”的样子。在北京，做大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她困在身边，一事无成。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疲惫，都涌了上来。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承受这一切？

我为了她，放弃了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

我像一个笑话。

我丢下她，一个人跑回了家。

我冲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缓缓地滑坐在地上。

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彻底抽空了。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我考的那些一百分，我小心翼翼维持的“优秀”，在她这里，已经不算数了。

因为，她连我都不记得了。

那个晚上，我坐在黑暗里，想了很久。

我想起她日记里的那句话：“我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她这一生，都在证明自己。向她的母亲证明，向所有看不起她的人证明。

而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一直在向她证明，我可以达到她的要求，我可以成为她想要的那个“满分女儿”。

我们母女，就像在一条跑道上，进行着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她把她身上的枷锁，传给了我。而我，忠实地戴着这个枷锁，跑了二十多年。

现在，她跑不动了，停下来了。

而我，还在惯性地往前冲。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

第二天，我推开她的房门。

她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根我藏起来的竹尺，在自己的手心上，轻轻地敲着。

嘴里还念念有词：“九十九……差一分……怎么就是九十九……”

她的眼神，是涣散的，空洞的。

她已经退回到了她记忆里最执着，也最痛苦的那个点。

她忘了我是谁，忘了她自己是谁，却唯独没有忘记那丢失的一分。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走了那根竹尺。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

“你是谁？”

我看着她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看着她浑浊的眼睛。

我蹲下身，握住她冰凉的手。

“妈，我叫念初。”

“我是你的女儿。”

“你以前，喜欢画画。你画的槐树，特别好看。”

“你做的红烧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你不用再考一百分了。你已经很好了。”

我说得很慢，很轻。

她静静地听着，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听一个遥远的故事。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那……那一分，找到了吗？”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终于掉了下来。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找到了。”

我把她的手，贴在我的脸上。

“妈，那一分，在这里。它没有丢。”

它变成了理解，变成了原谅，变成了我们之间，迟到了二十多年的，真正的连接。

我终于明白，我留下来，不是为了责任，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而是为了完成一场救赎。

不仅是救赎她，更是救赎我自己。

我要亲手打碎那个叫“满分”的枷锁。

从那天起，我不再逼着她去回忆，不再试图去纠正她的认知。

她把我当成邻居，我就陪她聊聊家常。

她把我当成护工，我就给她端茶倒水。

她把我当成一个陌生人，我就对她微笑。

我卖掉了老房子。

那个承载了我们两代人压抑和痛苦的房子。

卖房子的那天，我把她接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店。

中介带着买家来看房，我站在门外，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

“这房子格局不错，就是装修太老了。”

“墙上怎么贴了那么多奖状？看着怪瘆人的。”

我笑了笑，觉得无比轻松。

我用卖房子的钱，加上我所有的积蓄，在我的城市，一个环境很好的小区附近，给她找了一家专业的认知障碍照护中心。

那不是冷冰冰的养老院。

那里有花园，有阳光房，有专业的护工和医生。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很多和她一样的老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把她送过去的那天，她很平静。

她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只是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的环境。

我帮她把房间布置好。我把那本素描本，和那张她年轻时扎着麻-花-辫的照片，摆在了她的床头。

我还买了一套全新的画具，放在她的窗边。

临走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对她说：“妈，我走了。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波澜。

我转身，一步一步地走出那个房间。

我没有回头。

我回到了我的出租屋。

我第一次，没有立刻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分门别类地放好。

我把它就那么扔在客厅中央。

然后，我走到阳台，拉开了那扇我从来只开一半的窗帘。

阳光，一下子涌了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每一粒尘埃。

我眯起眼睛，感觉有点刺眼，但更多的是一种久违的温暖。

我辞掉了那份档案管理员的工作。

我报了一个绘画班，从最基础的素描开始学起。

我的生活，不再是直角和等距。它开始变得有些“乱”，有些“不完美”。

我会在画纸上打翻颜料，会把新买的衣服和深色袜子一起洗，会因为看电影而错过末班地铁。

我不再追求那个虚幻的“一百分”。

我开始学着去接纳那个会犯错，会偷懒，会大笑，会流泪的，真实的自己。

我每周都去看我妈。

大部分时候，她都静静地坐在花园里发呆，或者是在活动室里，跟着护工做一些简单的手指操。

她还是不认识我。

但有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护工把我拉到一边，兴奋地对我说：“林女士，你妈妈今天画画了！”

我走进她的房间。

她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画笔，在画板上涂抹着。

画板上，是一片一片的柠檬黄和橘红。

看不出是什么，但充满了生命力。

我没有打扰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口。

她画了一会儿，好像累了，放下了画笔。

她转过头，看见了我。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忽然笑了。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纯粹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笑容。

就像她年轻时，照片上的那个样子。

“你来啦。”她说。

我的心脏，在那一瞬间，被一种巨大的暖流击中。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

“嗯，我来了。”

她指了指画板上的那片色彩，对我说：“好看。”

不是问我“这能得多少分”，也不是说“这有什么用”。

只是，好看。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人生，终于得到了那个迟到的“满分”。

这个分数，不是她给的，也不是我自己给的。

是生活本身给的。

它告诉我，真正的圆满，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接纳所有的不完美。

我妈的病，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她在一点一点地，从这个世界上退场。

她忘记了恨，忘记了执念，忘记了那些让她痛苦一生的“标准答案”。

在生命的终点，她终于变回了那个最初的，热爱色彩的少女。

而我，也终于从那场漫长的考试中，走了出来。

我不再是那个为了分数而活的林念-初。

我就是我。

这场看似残酷的报复，最终，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了我们两个人和解的机会。

她放下了她的枷锁。

我也找到了我的自由。

我的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