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张伯苓胸怀教育救国、振兴民族的崇高理想，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开创性地构建了体系完整、享誉中外的“南开教育
张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张伯苓胸怀教育救国、振兴民族的崇高理想，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开创性地构建了体系完整、享誉中外的“南开教育体系”。张伯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系统化实践其教育救国思想，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材。他以教育和爱国行动积极支持全民族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矢志教育救国，锻造民族复兴之脊梁
近代中国国运飘摇，山河破碎。甲午战败的炮火，击碎了北洋水师学堂青年军官张伯苓海军救国的梦想。在严复、严修等先贤的启迪下，他毅然投身教育救国之路。自1904年始，张伯苓筚路蓝缕，将南开从一所中学堂发展为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其办学宏旨始终如一：“为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这铮铮誓言，贯穿了他毕生的奋斗。
张伯苓的教育救国，是洞察国难的深谋远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的野心，张伯苓于1927年亲赴东北考察，返校后迅即成立满蒙研究会（翌年改称东北研究会）。他组织师生多次深入东北进行大规模调研，收集地形、资源、铁路等关键信息，形成详实报告，系统揭露日寇侵华阴谋，为维护国家主权奔走疾呼。同时，在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致力提供切中时弊的救国方案。1928年，张伯苓正式提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倡导“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土货化”教育方针，“知中国，服务中国”成为他赋予南开的核心使命。
张伯苓的教育救国，亦是直面敌人的不屈抗争。1929年，张伯苓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就东北问题与日方代表据理力争，却招致日本当局的污蔑打压，南开被诋毁为“排日之根据地”。高压之下，张伯苓毫无退缩，以笔为枪奋起反击，他在校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出版“日本问题专号”，刊登一系列关于东北问题的文章，并编撰《东北地理教本》，无情揭露日寇罪行，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身兼北平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国难会议、战区救济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要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抗战大局的利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张伯苓疾呼“团结一致对外”，告诫师生：“均应奋发精神，为民族争生存，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更应先天下之忧而忧。”1934年，华北危殆，值南开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庄严宣布“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允公”直指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与“人人只知私利而忘公义”的时弊，号召学子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允能”回应国家对人才的渴求，强调培养学生“服务国家社会之能力”，要求具备“能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才能”。“日新月异”则激励学子以创新求变的锐气应对危局，“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八字校训，彰显了张伯苓在中华民族逆境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
1935年9月，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向师生发出震撼人心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么？”“你愿意中国好么？”全场师生“是！”“爱！”“愿意！”的齐声呐喊，汇聚成响彻云霄的爱国宣言！这“爱国三问”，如惊雷般唤醒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觉，在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壮阔史诗中，激励着南开人前赴后继，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二、坚守教育火种，为国家储备复兴力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宣告全面抗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平津旋即沦陷。7月12日日军攻占天津后，竟公然荷枪实弹闯入南开校园秀山堂“演习”，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张伯苓与校方紧急应变，动员学生疏散避难。
同时，争分夺秒地整理、外运珍贵的图书仪器，为知识的延续保留希望。然而，毁灭性的灾难还是降临了。7月29日、30日，日军丧心病狂地调集重炮，连续轰击南开大学。顷刻间，南开秀山堂、思源堂、木斋图书馆、师生宿舍以及周边民房化为断壁残垣，男中部、女中部、小学部的教学楼和宿舍也尽数被炸毁。经此浩劫，学校主要建筑损毁达四分之三，师生财物损失殆尽，大批珍稀典籍被劫掠一空。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尽毁于日寇的疯狂轰炸，财产损失高达300万元法币，成为抗战初期全国高校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学校。
身在南京的张伯苓惊闻南开被炸的噩耗，悲愤难抑。这位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爱国教育家，对中央社记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宣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这短短数语，道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点燃了南开浴火重生的希望。未几，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幼子张锡祜在抗战前线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张伯苓强忍悲痛道：“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在家国巨痛的双重打击下，非但没有压垮这位老校长，反而更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张伯苓迅疾将目光投向大后方——重庆，倾注全力建设和发展重庆南渝中学，并使其迅速成为战时后方重要的教育堡垒，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有知识、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
南开大学被毁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内迁。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展现出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无私的合作精神。三位校长反复推敲，周密筹划，最终三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艰难开课。同年，张伯苓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继续发展教育火种。他频繁奔波于重庆、汉口、长沙之间，一面为重庆南渝中学的生存与发展筹集经费；一面与蒋、梅两位校长共同处理三校联合办学的复杂事务，为联合大学的运转倾注心血。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在更名典礼上，张伯苓面对师生，字字铿锵如金石坠地：“日本人炸得毁我们的校舍，炸不毁我们的爱国心……有中国，就有南开！”这是对侵略者最响亮的宣战，也是教育救国信念的宣言。
然而，战局急转直下，南京失守，长沙告急，日机轰炸日益频繁。为寻求更安全的环境，学校不得不再次西迁昆明。1938年3月，年逾花甲的张伯苓不顾旅途劳顿和危险，毅然飞赴昆明，亲自踏勘校址，研究安置方案。同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大学，后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在昆明简陋的校舍里，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西南联大奇迹般地屹立不倒。张伯苓作为联大三位常委之一，虽常驻重庆主持南开中学事务，但他心系联大，其教育理念、爱国情怀和坚韧精神，深深融入了联大的血脉。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西南联大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先后有8000余学子在此求学，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储备了宝贵的栋梁之材，其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科学巨匠黄昆、刘东生……这一串闪耀共和国史册的名字，正是西南联大在战火中淬炼出的复兴力量。
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是教育救国的伟大象征，其中也深深镌刻着张伯苓在民族危亡时刻，为保存教育火种、奠基抗战人才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守护的不仅是南开的薪火，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
三、呼吁团结抗日，为抗日救亡作贡献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伯苓以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团结抗战的坚定信念，在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积极奔走呼号，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大业。
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悲愤。张伯苓深刻认识到，抵御外侮必须团结全民族的力量。他第一时间投身抗日洪流，被公推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领导广大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天津学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伯苓不仅带头捐款慰劳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更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公开呼吁停止内战，并计划亲赴江西苏区进行调停，力主国共两党放下分歧，一致抗日。这一倡议，深刻反映了当时全国民众渴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强烈心声，是凝聚抗战合力的重要努力。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华北告急。张伯苓夜以继日组织支援前线工作。他联合天津各界名流成立难民救济会，妥善安置流离失所的同胞，巩固抗战后方。同时，他带领南开师生组成多批慰问团，携带干粮、毛巾、肥皂、咸菜等大量物资，冒着炮火硝烟分赴长城沿线，慰问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商震等部抗战将士。他亲自致函前线将领，盛赞其“为国争光”“丰功伟烈”的英勇战绩，表达对抗战将士的崇高敬意，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士气与后方民心。张伯苓的抗日义举赢得了全国同胞的信任与响应，厦门大学教职员救国会等纷纷委托其代购物资转交前线，生动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在抗日救国旗帜下形成的统一战线精神。
以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师生的爱国壮举，深深牵动着校友、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心。1936年5月，周恩来致信张伯苓，高度肯定了恩师“主停内战、一致对外”的救国热忱，并借此机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这封信，开启了周恩来与张伯苓老校长此后十余年间持续不懈的团结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举国震动。张伯苓亲自致电周恩来，殷切期盼和平解决。当得知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和平解决，他欣喜万分，在学校大礼堂激动地向师生宣告：“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此举公开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大义上的关键作用。1937年7月庐山再会时，周恩来对张伯苓公开拥护抗战的言行深表赞赏。翌年5月，张伯苓在武汉公开演讲中，更以“同舟共济”的生动比喻，呼吁国共两党只有“协同努力，战胜恶浪，才能冲破难关，获得胜利”，并将此见解专门致信周恩来，其支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立场鲜明而坚定。
张伯苓多次邀请周恩来在南开校友中发表演讲。1938年5月，在南开校友欢迎会上，张伯苓主动邀请周恩来发表讲话。周恩来阐明了南开精神中“抗日御侮”与“科学训练”两大核心，将母校精神与全民抗战的时代使命紧密相连，极大地鼓舞了在场校友的爱国热情。
1939年1月初，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主持校友座谈会上，再次邀请周恩来莅临并发表演讲。周恩来高度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号召青年肩负民族兴亡重任。1月9日晚，在张伯苓的安排下，周恩来出席南开校友聚餐会，并发表题为《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重要演讲。
他精辟分析战局，指明抗战必胜、建国在望的光明前景，号召校友发扬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伟业共同奋斗。周恩来的讲话经《南开校友》等渠道传播后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自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的生动教材。
张伯苓培养了大批具有爱国情怀的专业人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事业输送了宝贵的生力军。他多次亲自致函周恩来，推荐优秀师生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从抗战时期，他先后推荐了杨作舟、罗沛霖、傅大龄、刘念悌、李梦九等一批有志青年和科技人才前往陕北。这些南开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有些人才后来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其中罗沛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伯苓这一系列主动输送人才的行动，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事业的宝贵支持，为敌后战场注入了新鲜血液。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专程看望张伯苓，肯定了他对中国教育和团结抗战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前夕，蒋介石多次催促张伯苓赴台湾或赴美国。然而，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以无比清醒的眼光和坚定的爱国立场，以“不愿离开南开，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了。他选择接受周恩来的诚挚挽留，坚定地留在了祖国大陆。这充分显示了以他为代表的教育家和爱国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弥留之际，张伯苓留给南开学子的遗嘱字字千钧：“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这既是对南开精神的光辉升华，更是对新生共和国最深沉的挚爱与期许。其情之真、其意之切，穿越时空，至今回响。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