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重犯“死而复生” ，司法正义容不得半点虚假！

摘要：古有“重毙轻囚”之说，意思是对重大罪行直接砍了，而对轻微犯罪只是需劳动改造。这种理念一直被沿袭，演化为一种直观的正义方式——用肉体消灭或长期监禁来震慑社会。然而，现代复杂、多元、流动的社会结构下，这种简单二元的惩戒逻辑已出现局限性，甚至催生出“实毙虚囚”的畸形

古有“重毙轻囚”之说，意思是对重大罪行直接砍了，而对轻微犯罪只是需劳动改造。这种理念一直被沿袭，演化为一种直观的正义方式——用肉体消灭或长期监禁来震慑社会。然而，现代复杂、多元、流动的社会结构下，这种简单二元的惩戒逻辑已出现局限性，甚至催生出“实毙虚囚”的畸形现象：即对显性、个体化的轻罪施以严惩，而对隐蔽、系统性的重罪却屡屡失察、纵容、放水。

“实毙虚囚”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死刑与囚禁”，而是一种隐喻性的批判。它撕开了司法实践中的一种结构性失衡：对表面可见、易于追责的小恶严惩不贷（“实毙”），而对隐蔽性强、权力庇护的大恶看似追责实则纵容（“虚囚”）。这种失衡的背后，是司法资源错配、权力干预扭曲与社会认知错误的共同作用。

民间对小恶的嫉恶如仇本无可厚非，街头小偷被舆论讨伐，甚至遭遇群殴。然而，若司法系统对盘踞一方的黑恶势力、贪腐污吏却因关系网的庇护而逍遥法外，则暴露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被扭曲。

这种选择性执法的危害具有后遗症。例如，摧毁一个贩毒团伙若仅停留在表层打击，而对幕后的保护伞避而不究，短期内看似胜利，实则因权力结构未被触动，犯罪市场重新洗牌，幸存者为争夺利益加剧暴力冲突，反而使后续斗争更加血腥与危险。

究其根源，这不是简单的执法难题，而是制度设计与执法导向的危机。考核机制偏重“显性成果”，导致对容易追责的小恶过度投入，而对触及权力结构的大恶避重就轻。若不从制度层面反思并调整执法导向，类似的结构性失衡将持续破坏法治根基。

回头看看历史，明代锦衣卫诏狱便是“实毙虚囚”的极端活现。它不受三法司制约，集侦查、逮捕、审判于一身，形成封闭的权力闭环。在这里，律法让位于皇权意志，程序正义没有了。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诏狱内部竟滋生出“假死户籍”产业链——通过尸源置换、文书套印、阴阳户籍等手段，让重犯“死而复生”，摇身一变成为普通人。这种系统性腐败，正是权力缺乏监督、司法独立缺失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机构既能制定规则又能执行规则，正义就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

今天，孙小果案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名被判处死刑的恶性犯罪分子，竟能通过家庭背景和权力操作，将死刑改为死缓，并在服刑期间凭虚假“立功”材料多次减刑，最终以化名重返社会，组建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作恶十余年。这不只是个人的堕落，更是整个司法链条的集体失守。从审判、执行到监管，每一个环节都被人情与权力操纵，让本来应该“实毙”的恶徒可以“虚囚”乃至“重生”。该案暴露的，正是“实毙虚囚”在现代司法中的变体——表面依法办事，实则暗度陈仓。

更过分的是，如《正当防卫》剧中李沐风的命运，则展现了另一种“虚囚”的形态：精神与社会的囚禁。他是反抗校园暴力的正当防卫者，却被判为“防卫过当”，背负罪名入狱十四年。出狱后，他虽获人身自由，却遭受社会性死亡，梦想破灭，亲情疏离。这种因司法误判而导致的长期精神禁锢，比物理监禁更为残酷。而当他以技术为武器展开复仇时，又反过来被利用系统的漏洞实施精准打击，形成对司法本身的反噬。这提醒我们，当正义无法通过制度实现，个体便会走向私力救济的深渊。

程序正义是杜绝“实毙虚囚”的根本前提，关键在于让司法流程从“封闭运行”转向“透明可追溯”。建立全流程电子留痕系统，从案件受理、侦查取证到审判合议、刑罚执行，每一步操作都实时记录、不可篡改，且对辩护律师和监督部门开放查询权限，让“暗箱操作”无处遁形。同时，需明确权力干预备案制度，任何单位或个人以“协调”“过问”名义介入案件，都必须在专门平台登记事由、身份信息，形成“干预留痕、违规追责”的刚性约束，从制度上切断“人情案”“关系案”的链条。

封闭的权力生态容易滋生腐败，需构建“内外联动”的监督网络。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重大案件的办理质量、司法资源分配合理性进行独立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作为司法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畅通公众与媒体的监督渠道，建立“司法公开清单”，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庭审直播、判决文书、执行进度都应该主动公开，同时规范媒体监督上限，避免“舆论审判”干扰司法独立，形成“监督有依据、司法有尊严”的良性互动。

打破封闭的权力循环。重视心理干预与社会复归，对于轻罪及过失犯罪者，应更多采用缓刑、社区矫正、心理辅导等方式，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而非将其推入社会对立面。理想的未来司法，该是“好人放，坏人铲”的朴素正义，“好坏难辨去法院”的理性秩序。这个秩序的建立，法律不再是冰冷的刑具，而是调节社会关系、修复受损信任、预防系统风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