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政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但这股暖意，很快就要被一封信彻底击得粉碎。

1948年2月28日，重庆的清晨还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湿冷。

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政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但这股暖意，很快就要被一封信彻底击得粉碎。

朱绍良，民国军界的一位老资格，向来以“儒将”风范示人。

平日里总是温文尔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处理公务，拆阅信件，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本该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桌上堆着一叠信，他拿起一封，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朱主任亲启”，字体还算清秀。

没什么特别的，大概又是哪位下属的陈情，或是地方士绅的问候。

朱绍良随手拆开，然而，从信封里滑落出来的东西，却让他的瞳孔瞬间收缩。

那不是信纸，而是一份印刷略显粗糙的报纸——《挺进报》。

这三个字就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朱绍良心里一惊。

这是重庆地下党的机关报，他当然知道，也一直在剿，前几天负责此事的特务还向他拍着胸脯保证，说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不成气候了。

可现在，这份报纸就躺在他的办公桌上，仿佛一个无声的嘲讽。

更让他血往上涌的，是夹在报纸里的一张毛边纸。

上面用油墨印着一排刺目的大字，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

“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战争罪犯？审判谁？这不言而喻。

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把战书直接下到了他这位西南军政最高长官的面前。

朱绍良只觉得一股怒火从胸腔直冲天灵盖，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攥着报纸的手因为过度用力，指节都有些发白。

“儒将”的风度，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他猛地抓起电话，用一种近乎咆哮的语气吼道：“叫徐远举马上来见我！马上！”

电话那头的接线员被这雷霆之怒吓得一哆嗦，连声应是。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中等、眼神锐利的军官急匆匆地从隔壁赶来。

此人正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

第二处，听起来是个平平无奇的番号，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却足以让重庆城里的小儿止啼——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公开领导机关。

而徐远举，就是这个机关的掌门人，重庆地面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

徐远举一进门，就感到办公室里的气压低得吓人。

他刚要开口，朱绍良已经把那份《挺进报》和纸条“啪”地一声摔在他面前。

“徐处长，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朱绍良一反常态，指着桌子怒喝，“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已经完了吗？这才几天，人家就把东西搞到了我的头上！如此嚣张，这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一切事物统统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朱绍良是真的怒了。

他素来外柔内刚，轻易不发火，但地下党的这个动作，就像一根烧红的尖针，精准地刺中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这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面子问题，是对他统治权威的公然蔑视。

一个举动，如果只能引起敌人廉价的愤怒，代价却是彻底的暴露和疯狂的报复，那么它就是草率的，是“左倾”的盲动。

很不幸，1948年2月的这次投信，就是一次代价沉重的错误。

也许是胜利的曙光让他们过于乐观，忽略了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才是最噬人的。

而朱绍良叫来的这头“凶兽”，正是与这黑暗同色的存在。

要说干特务这行，徐远举绝对算得上是天赋型选手。

他出身黄埔七期，算是科班出身，但显然，他觉得带兵打仗不如玩弄权谋来得过瘾。

1932年，他便脱离军队，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力行社特务处。

老板戴笠有个习惯，喜欢办特务训练班，对那些业务能力拔尖的“优秀毕业生”，会奖励一支金笔。

等到徐远举毕业时，他浑身上下的口袋，已经叮叮当当地挂满了金笔。

那时候，他就得了个绰号，叫“徐猛子”。

这个“猛”字，后来被他用无数人的鲜血诠释得淋漓尽致。

他的猛，不是冲锋陷阵的勇猛，而是毒蛇般的阴猛，是豺狼般的凶猛。

他不仅手段毒辣，而且残酷嗜血，视人命如草芥。

从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到军统行动处副处长，再到华北区区长，他一路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手上沾满了血腥。

1946年7月，他回到重庆，坐上了第二处处长这把交椅，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南特务王。

此刻，面对暴怒的顶头上司，徐远举表面上毕恭毕敬，连连称是，心里却已是另一番光景。

在他看来，这件让朱绍良颜面尽失的案子，对他而言，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办好了，是泼天奇功；办砸了，也只是申斥几句。

这笔买卖，稳赚不赔。

他接过这份“限期破案”的军令状，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的兴奋。

仅仅三天之后，一套完整、阴毒的行动方案，就摆在了徐远举的办公桌上。

这套方案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渗透。

要渗透，就要有最会钻营的人。

徐远举的手下人才济济，但他把这个关键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一把尖刀——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李克昌。

如果说徐远举是凶相毕露的猛虎，那李克昌就是一条藏在草丛里的竹叶青。

这个人，可以说是最不像特务的特务。

他面相和善，生就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脚上一双布鞋，从来不穿西装皮鞋。

他不去舞厅，也不进西餐厅，平日里最喜欢泡在背街小巷的茶馆、小酒馆里，和三教九流打成一片。

你若在街上碰到他，多半会以为他是个从乡下来的穷教书先生。

可实际上，他却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一个极善伪装、工于心计、专干打入内线勾当的老手。

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极高：“他很聪明又能吃苦，长期深入到下层活动……是重庆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情报人员。”

接到命令的李克昌，没有丝毫迟疑。

他那张憨厚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但心里早已开始盘算。

他启动了自己精心编织多年的那张网。

这张网，由8名正式组员和14个被称为“利用员”的眼线构成。

这些人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大学生、中学教员、报馆经理，有混迹于舞厅的交际花，甚至还有潜伏在民主党派里的成员。

他们就像一只只无形的触手，利用同乡、同学、朋友、情人的关系，渗透进重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旦被他们盯上，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李克昌对他的手下们下达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报纸这个东西，就像一张蜘蛛网。

那些藏有《挺进报》的“问题青年”，就是挂在网上的飞虫。

我们不需要一上来就去捅中央的蜘蛛，只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从最外围的飞虫查起，顺着蛛丝往里摸，就一定能摸到网的中央。

敌人一旦具备了耐心，又找准了方向，那将是极其可怕的。

一张看不见的天罗地网，正以那份《挺进报》为中心，在这座山城上空，悄无声息地缓缓张开。

而那些热血的、乐观的革命者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他们点燃了火种，却没想到，引来的不是燎原之势，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暴风雨。

李克昌的网撒出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

对于一个顶级的猎手而言，耐心，永远是比枪法更重要的武器。

他从不急躁，就像一条潜伏在水草中的鳄鱼，静静地等待着猎物自己靠近。

半个月后，水面终于起了一丝涟漪。

他安插在草堂学校的学生眼线姚仿恒传来了一条线索：江北盘溪的草堂国学专科学校里，最近来了一个借宿的青年，名叫陈柏林。

此人之前是邹容路民联书店的店员，书店被查封后，他就带着一大堆“左倾”书籍和几份《挺进报》住进了学校。

在李克昌看来，这个陈柏林，就像一只嗡嗡作响却毫无防备的苍蝇，一头撞上了他编织的蛛网。

线索有了，接下来就需要一个合适的“演员”，去接近这只苍蝇。

李克昌从他手下那8名组员里，挑中了曾纪纲。

他把曾纪纲叫来，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反复叮嘱了一句话：

“你的任务，不是去问话，是去交朋友。

先和他建立感情，取得他的信任。

有了感情，他自然会向你吐露真情。

切记，莫要东问西问。”

李克昌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从不把对手当傻瓜，但他深知人性的弱点。

他要的不是情报，他要的是对方的心。

心防一旦被攻破，情报自然会像流水一样淌出来。

于是，一出精心策划的大戏开演了。

曾纪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落魄的失业青年。

他通过姚仿恒的牵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学校，开始有目的地接近陈柏林。

演戏，就要演全套。

曾纪纲发挥了他毕生的演技，他从不跟陈柏林聊什么主义和革命，而是以自己“失业”的亲身经历，向陈柏林大倒苦水，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把一个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进步青年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

陈柏林毕竟年轻，一腔热血，却毫无对敌斗争的经验。

他哪里知道，社会上的陷阱，往往都是你最信任的朋友挖出来的。

听着曾纪纲那些仿佛说到他心坎里的话，他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错觉，很快便将其引为同路知己。

友情在迅速升温，但李克昌觉得，还不够。

普通的友情，不足以让一个人托付身家性命。

他需要一把火，将这份友情锻造成牢不可破的“兄弟情义”。

于是，这位幕后导演，又安排了一场“英雄救美”式的戏码。

一天，陈柏林在街上被几个地痞流氓故意找茬骚扰。

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曾纪纲“恰好”路过，“挺身而出”，与那几个地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混乱中，曾纪纲挨了几下拳脚，“受了点轻伤”，最终成功“赶走”了流氓。

当然，那几个地痞，也是李克昌花钱雇来的临时演员。

这一出苦肉计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它彻底熔化了陈柏林心中最后一丝可能存在的防备。

在他眼里，曾纪纲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而是可以为自己两肋插刀、共患难的兄弟。

感动之下，见曾纪纲“居无定所”，陈柏林主动邀请他搬到自己临时的住处，两人挤在一张床上，成了真正的“室友”。

第一步渗透，完美达成。

住在一起后，机会就更多了。

通过日常的观察和不经意的套话，曾纪纲很快就摸到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一天，一个姓向的先生来店里，翻了翻书就走了。

他走后，陈柏林就神秘兮兮地拿出了最新的《挺进报》。

陈柏林告诉他，报上的消息，都来自一位顾先生，顾先生是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他的电台，就安装在市政府里。

湖面已经泛波，下面果然有大鱼。

曾纪纲立即将情报汇报给李克昌。

李克昌听完，非但没有下令抓捕，反而指示他：不要乱动，继续伪装，寻找机会，扩大线索。

他要的不是一条鱼，他要的是整个鱼塘。

机会很快就来了。

陈柏林跟曾纪纲谈心时，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梦想：想和人合股开一家书店，这样既能作为据点，晚上还好在书店里秘密印刷报纸。

李克昌听到这个汇报，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引蛇出洞的绝佳时机。

他立刻给曾纪纲下达了一个堪称阴毒的指令：全力促成这件事！

“你可以向陈柏林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大衣、铺盖全部卖掉，再向老乡借点钱，总之，要让他觉得你是倾尽所有在帮助他。

经费方面，你不用操心，组里会拨给你500万法币，作为特别活动经费。”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却又无比致命的计策——用敌人的钱，来建敌人的据点。

陈柏林完全没有料到，他这位好兄弟的情义背后，盘着一条剧毒的冷血毒蛇。

他被曾纪纲“砸锅卖铁”也要支持革命事业的“义举”感动得热泪盈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笔“投资”。

于是，在国民党特务的资助下，民生路胜利大厦对面的文城出版社书店，很快就开张了。

陈柏林成了书店的股东兼店员，满心欢喜地以为革命事业又前进了一大步。

因为在这件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店开张后，曾纪纲自然成了这里的常客和贵宾。

大家对他都抱有极大的好感和信任。

利用这种处心积虑培养起来的好感，有一天，曾纪纲对书店经理王维诗说：“王经理，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在城里无亲无故，想在书店里寄食寄宿，这样也方便我在城里找个工作。”

王维诗心底一直感激这位在关键时刻“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想都没想就痛快地答应了。

他以为这是投桃报李，却不知，这无异于引狼入室。

成功地寄宿在书店后，曾纪纲终于完成了他最关键的一步。

毒蛇，终于进入了温暖的巢穴。

它收起了毒牙，伪装成无害的模样，静静地盘踞在核心地带，等待着将整个巢穴一网打尽的最终时机。

成功打入敌人心脏的曾纪纲，开始频繁地向陈柏林抛出钩子。

他表现得比陈柏林还要“进步”，还要“激进”，时常感叹自己“报国无门”，希望能为组织做点什么。

陈柏林已将他视为生死兄弟，自然信以为真，很快便把曾纪纲的情况汇报给了“顾先生”，并极力推荐，说这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绝对可靠的青年，希望组织上可以发展他。

这位顾先生，毕竟是负责人，警惕性还是有的。

他起初提醒陈柏林，不要轻易相信人，江湖险恶，知人知面不知心。

但在陈柏林的一再打包票，以及曾纪纲那无可挑剔的表演之下，顾先生最终还是松了口，决定亲自与曾纪纲见个面，考察一番。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曾纪纲通过旁敲侧击，从陈柏林口中套出了一个关键信息：顾先生，就住在红球坝山顶的铁工厂里。

大鱼，即将浮出水面。

就在曾纪纲这边即将钓鱼成功的时候，李克昌的另一条线也传来了捷报。

通过对《挺进报》上蜡纸刻字的笔迹进行海量比对，他手下的特务在綦江查到了一个人的笔迹，与刻写者完全吻合。

两条线索，就像两把巨大的铁钳，从不同的方向，死死地钳住了重庆地下党的要害。

在李克昌看来，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一天，在保密局渝组的秘密据点——和平路姜海清裱褙铺子，李克昌召集了全体核心组员。

“抓捕的条件已经具备，”他用他那惯有的平缓语气说道，但每个字都透着一股寒气，“但要注意顺序。

先抓陈柏林、顾先生、向先生，然后再去綦江抓那个刻钢板的。

抓捕顾、向二人，必须做到绝对有把握，要摸清他们准确的住址和活动规律，最好能有双保险。”

话音刚落，曾纪纲开口了。

他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千年的经典计策——鸿门宴。

“我认为可以布置一场鸿门宴，”他说道，“由我出面，就说已经在城里找到了工作，马上要离开书店。

为了感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关照，特意在书店里备了一桌酒菜，托陈柏林把顾先生和向先生请来。

如果两人都来，正好一网打尽；如果只来一个，抓住之后也能从他嘴里撬出另一个的确切情况。”

李克昌那张憨厚的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这是个好办法，但分头跟踪也不能少，要做两手准备。”

计划就这么定了下来。

曾纪纲的鸿门宴，安排在一周之后。

这一周里，李克昌的特务网络全面开动。

眼线陈桂荣、陶蜀屏负责死盯陈柏林，试图摸到向先生的住址；副组长李芳信和组员盛登科则负责跟踪，务必锁定顾先生在红球坝铁工厂的具体房间。

一周后，顾先生家的位置被精确锁定。

而书店里，曾纪纲的“饯行酒”，也已布置妥当。

这一天终于来了。

趁着陈柏林出门去请顾先生和向先生，曾纪纲做了一个隐秘而又恶毒的动作。

他走进厨房，将剩下的半瓶酱油全部倒进了阴沟里。

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回到书店，像一个即将远行的朋友，静静地等待着那两条即将被送上餐桌大鱼。

没过多久，陈柏林一个人回来了。

曾纪纲心里咯噔一下，故作关切地问：“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么？”

陈柏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算你运气好！我去的时候顾先生正在写账，向先生刚好也在他那里。

我一说，他们都答应了，顾先生说写完账，马上就一起过来。”

曾纪纲听了，心中窃喜，脸上却不动声色。

他一拍脑袋，说：“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刚才做菜把酱油用完了，我得赶紧上街去打点儿。”

他借口打酱油，快步走出书店，迅速拐进街角。

一个伪装成修鞋匠的男人正低头忙活着，曾纪纲走过他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人会到齐，可以动手。”

修鞋匠头也没抬，但已经将这个最重要的情报接收。

他就是特务盛登科。

情报随即被传递到李克昌手里。

李克昌认为这是天赐良机。

夜长梦多，与其等他们进了书店再抓，不如现在就提前动手，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他当机立断，下令兵分两路。

一路直扑顾先生家，另一路包抄书店。

他对负责配合行动的二处上校情报科长雷天元特别交代：“雷科长，我们马上行动。

你带警察进书店抓人的时候，戏要演得逼真一些，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抓的时候连他一起抓！”

命令下达，行动开始。

李克昌亲自带队，如饿虎扑食般冲向红球坝铁工厂。

正在屋内写账的顾先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特务死死按住。

睡在床上的向先生，也没能逃脱。

特务们在顾先生房里搜出了十几本进步书籍、一份地下党支部组织纲领，以及一大卷用来印《挺进报》的纸。

与此同时，另一队警察和特务则冲进了文城出版社书店，将陈柏林和正在“等客人”的曾纪纲一并逮捕。

在那个暗战惨烈的年代，谁是真正的硬骨头，只有在敌人的审讯室里，用血与火才能得到验证。

特务们没有想到，那个看起来不谙世事、年仅18岁的陈柏林，和那个形象模糊、瘦弱不堪的向先生，竟然经受住了所有酷刑的考验。

他们一个稚气未脱，一个文弱书生，怎么看都不像勇士，但恰恰是他们，成了烈火中最无畏的勇士。

他们用血肉之躯告诉敌人，革命者的信仰，就刻在骨头里。

然而，革命的残酷，除了牺牲，还有背叛。

在审讯室里，李克昌一开始的主攻方向，自然是那位“顾先生”。

可当他走近，仔细凝视着这个被捆在刑具上的人时，一瞬间，他惊呆了。

这张脸，他认识！

“任达哉，”李克昌缓缓地开口，语气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嘲讽，“没想到，我们居然会以这种方式在这里重新见面！”

被称为“顾先生”的人浑身一颤，他回避了李克昌的问话，也回避了他的眼神。

这个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就是任达哉。

命运，有时候就是个喜欢开玩笑的混蛋。

这个任达哉，背景极其复杂。

他曾是国民党中央印刷厂的工人，抗战胜利后失业。

走投无路之下，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克昌。

李克昌看他机灵，便许诺帮他找工作，资助他的生活，前提只有一个——成为军统重庆站的眼线。

任达哉答应了。李克昌将他安插到民盟的《民主报》，负责监视。

但他提供的情报价值不大，后来报社停刊，李克昌便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谁能想到，几年后，这个被自己废弃的眼线，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

认出任达哉后，李克昌没有再多说一个字，更没有用刑。

他做了一个极其高明的决定：把这个人，直接交给徐远举。

这是一种攻心术。

落到徐远举手里，一方面会让任达哉觉得自己的“分量”很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将面临最恐怖的酷刑。

用身份的抬高和对死亡的恐惧，从两个方向同时挤压他的心理防线。

徐远举是玩弄人心的大师。

他只用了一个晚上，“顾先生”任达哉就彻底垮了，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他交代了自己加入地下党的全部经过，并供出了自己的直接上线——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也就是许建业），以及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第一道致命裂痕，就此出现。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1948年4月4日，星期天。

保安路的嘉阳茶馆里，茶客稀稀落落。

按照叛徒任达哉的供述，这里是接头的地点。

李克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特务们伪装成茶客、小贩、路人，将小小的茶馆围得水泄不通。

下午，一个身影准时出现。

他就是许建业，化名杨清。

他刚一踏入茶馆，任达哉便以一个约定的点茶手势发出了暗号。

刹那间，左右两边的“茶客”一拥而上，将许建业死死钳住，迅速挟持进不远处的老街32号——徐远举的特务老巢，“慈居”。

审讯室里，徐远举亲自出马。

“姓名？年龄？籍贯？住址？”

许建业遍体鳞伤，却始终一言不发。

徐远举的耐心很快被耗尽，他气急败坏地搬出了老虎凳等全套刑具。

几个小时的酷刑下来，许建业几度昏死，又几度被冷水泼醒，但他嘴里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叫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为生，住在过街楼旅馆。”

徐远举派人去查，过街楼根本就没有这家旅馆。

搜身，也搜不出片纸只字。

这是一块真正的硬骨头。

徐远举怕再用刑会把人打死，导致线索中断，只好暂时将他关押起来，并下令严加看守，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许建业确实是条硬汉，他不怕死，但他心急如焚。

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一个皮包里，还放着17份进步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重要的党内文件。

这些东西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他必须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

然而，英雄的焦虑，恰恰成了魔鬼的食粮。

他那份急于求成的神情，被暗中观察的李克昌尽收眼底。

这个阴暗世界里的心理大师，虽然不知道许建业急着要传递什么消息，但他明白，这种走投无路时的 心理，是最好利用的。

一条毒计，就此而生。

李克昌找来警卫组的上士陈远德，此人面相老实，看起来毫无攻击性。

李克昌对他面授机宜：“我会安排你去看管他。

你要自然地跟他搭话，谎称自己出身贫苦，伪装同情他。

可以向他流露出想要捞点好处的意思，表示只要有事相托，你会尽力去办。”

陈远德有些怀疑：“这人是块硬骨头，能这么好骗？”

李克昌阴冷一笑：“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没有选择，也没有理智的。”

事实证明，李克昌是对的。

在陈远德精心营造的“假好人”假象面前，急于传递消息的许建业，最终还是放松了警惕。

他太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了，以至于忘了稻草也可能是淬了毒的。

他向陈远德要来纸笔，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老母亲的绝命书，另一封，是写给中正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

他告诉陈远德，只要把信送到，对方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作为酬劳。

这封信，自然第一时间就到了李克昌的手里。

一张针对志成公司的大网立刻撒开。

特务们包围了公司，严密搜查，最终在许建业的卧室里搜出了那个大皮包。

他的真实身份、历史，以及那十几份入党申请书和大量《挺进报》，全部曝光。

许建业，这块硬骨头，最终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亲手为敌人送上了摧毁整个组织的致命武器。

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了。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对这一切还毫不知情。

他看完住院的妻子，便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

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就被守候在此的特务死死扣住。

他当场就慌了，强作镇定自称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

然而，话音未落，就被志成公司的职员当场指认：这人是常来找许会计的黄先生。

谎言被戳穿，刘国定当即被捕。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跟在后面的涂绪勋探头一看，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但他没有惊慌失措地转身就跑，那只会成为活靶子。

电光火石之间，他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

他非但没跑，反而主动拉住一个正要给他上手铐的特务，脸上堆满了油腔滑调的笑容：“老兄，别忙活！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

特务被他这一下搞懵了，一把推开他，吼道：“站到别动！”

涂绪勋像个无赖一样继续纠缠：“老兄，不要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几只轮胎是顺手牵羊偷来的，你随便给几个钱就打发了，怎么样？”

他那逼真的无赖表演，成功骗过了所有人。

在特务们看来，这不过是个不长眼的小毛贼，撞到了枪口上。

为了不让这个“卖轮胎的”坏了抓捕大事，守门的特务厌恶地大骂一句：“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骂完，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涂绪勋装出落荒而逃的样子，连滚带爬地消失在街角。

他就这样，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奇迹般地得以脱险，为组织保留了一颗宝贵的火种。

然而，一颗火种，已经无法阻止整座大厦的崩塌。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审讯室后，上演了与许建业截然相反的一幕。

这是一个特别可笑、非常丑陋的叛徒。

徐远举的酷刑还没上，他刚被摁在一张血迹斑斑的脏椅子上，就吓得魂飞魄散，主动承认自己是“候补党员”，并为了保命，竹筒倒豆子一般出卖了李忠良父子。

刘国定的叛变，正式推倒了第一块骨牌。

根据他的口供，李忠良被捕。

这位李公子没能熬过“鸭儿浮水”和老虎凳，只一个晚上就叛变投敌，出卖了余永安等人。

紧接着，在银行当职员的余永安被密捕。

经过短促的突击行刑，他也叛变了，供出了他的关系人“老张”，也就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叛徒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无情地延伸下去。

4月17日，特务押着叛徒余永安在街上指认。

当冉益智从北碚过江，走到问声书店拐弯处时，迎面撞上了余永安。

余永安只是一个点头示意，冉益智随即被捕。

可悲的是，这位市委副书记，被押进旅馆后，特务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上大刑，只是用被子捂了他一下，他就全招了。

他不仅承认了自己是冉益智，还供出了一个让徐远举狂喜的情报：那个已经被捕、自称“候补党员”的刘国定，真实身份是重庆市委书记。

至此，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双双叛变。

4月18日，徐远举再次提审刘国定。

这一次，他脸上挂着猫捉老鼠般的微笑，上来就是一句让刘国定浑身颤抖的问候：

“市委书记刘国定，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聊聊了？”

刘国定瞬间面如死灰，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在接下来的皮鞭和烙铁面前，他哀求着，将整个地下党组织和盘托出。

一场大搜捕席卷全城，江竹筠、陈然、罗广斌等130多人相继被捕。

在这场风暴中，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最为复杂，也最为悲情。

李文祥被捕之初，是条不折不扣的硬汉。

他任凭特务酷刑折磨，两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坚不吐实，意志如钢。

徐远举用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他更是不屑一顾，大骂叛徒可耻。

然而，徐远举很快就从这个硬汉身上，找到了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与新婚不久、一同被捕的妻子熊泳晖感情极深。

于是，最阴毒的心理战开始了。

徐远举不再对他用刑，而是开始对他使用软刀子。

他安排李文祥定期去渣滓洞与妻子见面，甚至默许他们在狱中过夫妻生活。

这种人性化的“关怀”，一步步瓦解着李文祥的革命意志，让他对家庭和妻子的眷恋与日俱增。

当徐远举觉得火候到了，便使出了最狠的一招。

一天，特务又提李文祥去见妻子。

离开白公馆前，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将他叫到办公室，恶狠狠地说：“有什么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不杀你，但你不老实，我们就要先杀你太太！”

这句话，像一把淬毒的利刃，精准地刺穿了李文祥的灵魂。

他瞬间崩溃了，一路上喃喃自语：“他们要杀熊泳晖了……”

回到牢房，他不顾一切地对同囚的陈然说：“我太爱熊泳晖了，为了救她的命，我决定去自首！”

陈然大惊失色，竭力阻止他：“这是敌人的阴谋，你不要上当啊！你真要去自首，那你就太可悲了！”

李文祥却歇斯底里地吼道：“刘国定、冉益智这些领导都叛变了！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重庆的地下组织基本上完了！我现在必须为熊泳晖、为我的四个孩子打算了！”

他甩开陈然的拉扯，冲到了特务的办公室。

一个曾经的钢铁硬汉，就这样被敌人用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彻底击垮。

他出卖了16名同志，导致其中6人殉难。

英雄的坚守、懦夫的苟活、智者的逃脱与悲情者的沦陷，在这场崩塌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中，交织成了一幅黎明前最黑暗、最残酷的众生相。

历史是一个公正的法官，它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它会为每一个人写下最终的判词，无论你是英雄、懦夫，还是魔鬼。

血与火的斗争，终将走向终局。

在重庆解放前后那段天翻地覆的岁月里，所有在这场风暴中扮演了角色的人，都迎来了各自命运的裁决。

那位因急中出错而引爆了整场灾难的硬汉许建业，在狱中悔恨交加，痛不欲生。

他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误给组织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那份内心的煎熬，远比敌人施加的任何酷刑都更加痛苦。

他曾三次碰壁自杀，撞得头破血流，但都没能死成。

最终，他被敌人押赴刑场，英勇就义。

对他而言，死亡或许是一种解脱，是用生命洗刷遗憾的唯一方式。

包括江竹筠、陈然在内的55名革命者，都在这场大搜捕引发的屠杀中被杀害。

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城黎明前最浓重的一抹黑暗。

就在11·27大屠杀的前夜，那个曾竭力劝阻李文祥叛变的陈然，在白公馆阴冷潮湿的牢房里，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

他知道，自己和大多数同志，都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哀叹，也没有恐惧。

他找到一根磨尖的竹签，在牢房的墙壁上，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笔一划地刻下了一行字：

“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没有背叛。胜利属于人民。”

这是烈士们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不屈宣言。

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信仰，终将由后来者实现。

英雄们以永生的方式被铭记，而那些无耻的叛徒，则迎来了他们应得的清算。

第一个叛徒，“顾先生”任达哉，他的下场最具讽刺意味。

在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看来，一个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同样能背叛他们。

这种人是危险的，也是毫无价值的。

1949年11月27日，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夕，他被自己的主子当作无用的垃圾，在渣滓洞的乱枪中结束了可悲的一生。

他死于自己人手中，成了这场阴谋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枚弃子。

市委书记刘国定，那个一进审讯室就腿软的软骨头，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成都市军管会自首。

1951年1月19日，他被押回重庆公开枪决，以慰藉那些被他出卖的烈士在天之灵。

副书记冉益智，解放后藏匿于市井，却被一个已经自首的原保密局特务李修凯当街撞见。

李修凯冲上前去将他死死抓住，口中大呼：“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

被捕后，冉益智自知死刑难逃，临刑前，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或许在他生命的尽头，才终于感到了那份无地自容的羞耻。

那条叛徒链条上的李忠良和李文祥，也未能逃脱审判。

李忠良解放后混入中学当老师，被公安局识破身份后逮捕；李文祥则在叛变后直接当了特务。

1951年，他们二人均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那个曾因“爱妻”而背叛革命的悲情男人，最终也没能和他的妻子白头偕老，而是用自己的性命，为那段可耻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叛徒们被一一清算，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同样迎来了他们的末日。

那个最不像特务的“乡巴佬”李克昌，解放后四处潜逃，惶惶不可终日。

1950年9月，狼狈不堪的他在万县被捕。

他自知罪孽深重，在审讯室里痛苦哀嚎：“我只要求政府枪毙我，不要剥我的皮。”

1951年春天，未等宣判大会召开，这个曾经的阴谋大师，就在看守所的牢房中，主动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而在所有这些特务叛徒中，结局最富戏剧性、也最令人拍案称快的，莫过于那个外号“徐猛子”的大特务——徐远举。

1949年12月9日，就在他准备从昆明潜逃台湾时，被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卢汉扣留。

随后，他被押送回重庆。

而关押他的地方，正是他曾经亲手管辖的人间地狱——白公馆。

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曾经的“活阎王”，如今成了自己魔窟里的阶下囚。

他日夜面对的，就是那些他曾经用来折磨革命者的冰冷墙壁和铁窗。

不知在那些漫长的夜里，他是否会听到无数冤魂的哭嚎

后来，他被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从一个杀伐决断的特务头子，变成了一个接受改造的战犯，整整坐了24年牢。

1973年，他在狱中病死，死状甚惨，两眼凸出，鼻孔流血，时年59岁。

他昔日的威风与残暴，最终都化作了一具在病床上抽搐的孱弱躯壳。

回顾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一切的开端，都源于那一次“左倾”冒进的错误——一封直接投向敌人心脏的《挺进报》。

这个草率的举动，引发了一场血腥的灾难，133人被捕，55人牺牲。

黎明前的黑暗固然令人窒息，革命者的牺牲固然令人唏嘘。

但是，烈士的牺牲并未白费，叛徒与恶魔最终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审判。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黎明终究刺破了最沉重的黑暗。

正义的审判，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