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台北市芝山岩的老巷深处，有一栋爬满青藤的日式小楼。1982年深秋，74岁的蔡孝乾在这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落下。没人知道，这个穿着体面西装、鬓角染着灰白的老人，曾是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是唯一走完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可谁能想到，当年在延安窑

# 从延安窑洞到台北囚笼：那个走过长征的台湾人，为何成了撕碎信仰的人？

在台北市芝山岩的老巷深处，有一栋爬满青藤的日式小楼。1982年深秋，74岁的蔡孝乾在这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落下。没人知道，这个穿着体面西装、鬓角染着灰白的老人，曾是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是唯一走完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可谁能想到，当年在延安窑洞里和同志分享棉衣的热血青年，后来竟成了让400多名战友倒在血泊里的叛徒？

## 一、红星照过的少年

1908年的彰化，蔡孝乾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户家。1928年，20岁的他在台北参加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胸前别着的“共”字徽章被警察抢走时，他攥着拳头说：“这是我们的信仰！”那时的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1934年跟着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

贵州遵义的寒夜里，他裹着单衣和彝族老乡分食烤土豆，听着老乡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过草地时，他把唯一的青稞饼塞给重伤的战友，自己嚼着皮带充饥。有次爬雪山，他亲眼看见一个小战士为了背文件袋，掉进雪坑再也没上来。“活着，就为了这些牺牲的人能看到明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后来，这份日记成了台湾党史研究里的“活教材”——直到1949年，他在台北泉州街26号被捕时，笔记本里还夹着当年战友们送他的那片青稞叶标本。

## 二、权力与欲望的陷阱

1945年抗战胜利，蔡孝乾作为中共中央派往台湾的“先遣队”成员，带着组织的信任和30万美元经费（当时相当于台湾普通家庭十年收入）回到故乡。可刚踏上基隆港的他，就被霓虹灯晃花了眼。他给自己买了三件貂皮大衣，给小姨子马雯娟租了带浴缸的公寓，甚至把组织发的美金换成金条藏进木箱，对外却谎称“这是地下活动经费”。

最致命的疏忽发生在1949年春天。他在笔记本上写“吴次长：联络时间晚7点，地点霞海城隍庙”，这个“吴次长”正是后来被处决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更荒唐的是，他把女特派员朱枫的联络方式写在一张新台币上，还在背面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这张纸币后来成了特务锁定朱枫的关键证据。

1950年1月29日，当特务踹开泉州街26号的门时，蔡孝乾正搂着马雯娟打麻将。他翻墙逃跑时，口袋里还揣着吴石托人带给他的“特别通行证”——那张本该是救命符的纸，最终成了他背叛的“投名状”。

## 三、血债如何清算？

在嘉义农村躲了两个月后，蔡孝乾实在受不了野菜的苦涩，溜到镇上西餐厅点了份牛排。可他不知道，特务早已通过他笔记本上的“牛排暗号”（约定每月15号在西餐厅接头）锁定了他。第二次被捕时，他跪在审讯室里哭着说：“我要见马雯娟，让她来陪我才肯说。”

就这样，这个曾经说“死也不会出卖同志”的硬汉，在一周内把台湾地下党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架构、干部名单、活动经费全部和盘托出。他指着墙上的地图，把每个联络点的位置标在特务的笔记本上，甚至画出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的“秘密通道”——正是这条通道，让钟浩东在狱中受尽酷刑仍没吐露半个字，最终被处决。

根据蔡孝乾提供的名单，国民党特务在三个月内摧毁了台湾地下党80多个组织，处决了110名同志。吴石临刑前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朱枫在狱中吞金明志，鲜血染红了囚衣；而蔡孝乾却拿着“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的聘书，在芝山岩的洋房里安享晚年。有人说他是“活在笼子里的囚徒”，可他的“牢笼”里，有洋房、有金条、有每月800元的“匪情研究津贴”。

## 四、历史的天平永远倾斜

1982年蔡孝乾病故时，台湾地下党烈士的家属还在为烈士证奔走。而那个背叛信仰的人，却能和马雯娟合葬在阳明山的墓园里。历史就是这样：当有人用鲜血浇灌信仰时，总有人用信仰换苟活。

如今在台北市“白色恐怖”纪念馆里，还陈列着蔡孝乾当年写的《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那不是忏悔，而是劝降书。他在文章里写道：“共产党已经垮了，你们别再做无谓的牺牲。”可当年他在延安窑洞时，写的却是“为了信仰，万死不辞”。

站在这些泛黄的文字前，我突然懂了：有些人的名字会刻在纪念碑上，有些人的名字却会刻在耻辱柱上。就像长征路上那个把青稞饼塞给战友的蔡孝乾，和台北囚笼里那个为金条和洋房背叛信仰的蔡孝乾，他们或许是同一个人，又或许，从来就不是。

只是每当想起吴石、朱枫他们倒在血泊里的样子，我总会想起蔡孝乾在笔记本上画的那颗五角星——那本该是照亮信仰的红星，最终却成了他背叛之路的路标。

来源：落雨观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