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李克农逝世，张学良狱中闻讯哀痛不已：后悔没听他的意见

摘要：1962年2月9日晚，北京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八度，协和医院病房里却比外面更冷。医生轻轻合上李克农的眼睛，窗外鞭炮炸响——那并不是祝寿声，而是元宵节前的例行烟花。可就在同一时刻，太平洋彼端的兰利总部里，几位情报官听完急电，不约而同地摘下耳机。一名主管低声说：“我们

1962年2月9日晚，北京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八度，协和医院病房里却比外面更冷。医生轻轻合上李克农的眼睛，窗外鞭炮炸响——那并不是祝寿声，而是元宵节前的例行烟花。可就在同一时刻，太平洋彼端的兰利总部里，几位情报官听完急电，不约而同地摘下耳机。一名主管低声说：“我们最头疼的对手走了。”没人举杯庆祝，所有人明白，对手的离去只是另一场较量的开场。

消息很快掠过海峡，落到台北松山的高墙深院，又顺着保密电报线一路传向山城。张学良在日记本上停下钢笔，他已经被关了整整二十五年。看守递来一张油墨味浓的《中央日报》，他盯着“李克农病逝”几个小字半晌，忽然合起报纸，对侍卫长叹了口气：“当年他劝我别送校长，我若听了，今日未必困此长夜。”

外界只看见少帅的叹息，却很少有人知道两人结下情谊的始末。故事要从1935年夏天那场并不声势浩大的“榆林桥战斗”说起。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红十五军团俘虏，押往瓦窑堡。初来乍到，他满腹愤懑，直到晚上看见一出自制话剧《你走错了路》。剧终灯灭，他捂脸大哭。台下的编剧正是李克农——此人既非前线将领，也非红军政委，却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点燃对方心里的火苗。

高福源回到西安后冒死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本想拔枪，他却索性放声痛陈：“少帅，您把枪口对准兄弟，忘了东三省的血债吗？”枪口未响，空气却像冰渣一样刺骨。张学良沉默许久，最终吐出一句：“去把那位李先生请来。”

1936年初冬，洛川城外的小院里第一次迎来了“谈判桌”。李克农脚步稳健，随身只带了一支旧钢笔。副官提醒：“少帅不喜烟味。”李克农偏偏点上一支，悠悠吐出一缕青雾，他要让对方知道谈判不是下级汇报。张学良开门见山：“红军真打算抗日？”李克农不绕弯：“蒋委员长不抗，我们就抗；谁抗日，我们跟谁合作。”几句话，立场尽显。张学良挥手示意继续：“能否接受改编？”李克农推椅起身：“张先生，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少帅忙伸手：“别走，咱们还没谈完。”这一幕后来被西北军军官津津乐道——少帅第一次在交涉中服了软。

从那天起，秘密联络电台在华清池旁悄悄架起。联络密码、接头暗号，李克农亲自敲定。周恩来抵达西安前，他把东北军高级军官拉到小屋里一轮轮谈心。杨虎城事后感慨：“这位李先生，油盐不进，步步见血，却能让人心服口服。”

12月12日凌晨，北风卷着雪粒子，枪声划破黑暗，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派人来延安接周恩来，也把“工作最硬的克农兄”列在首批来宾名单里。李克农几乎没合眼，协助周恩来拟电文、疏导情绪，还要盯住关外记者。几天后，蒋介石最终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当天夜里，李克农悄悄对张学良说：“校长迁怒，你还是别跟去南京。”少帅手握大檐帽，仰头笑了：“不送他，我怕他又变卦。”李克农没有再劝，只是沉声道：“后路要留。”陈仓古道的风吹灭了篝火，两人对视无语。

飞机升空那一刻，谈判桌上落下一枚未干的印章。此后，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遇难，西北军消散，李克农转身投入新的战线——情报与保卫。重庆、香港、上海，他的身影在租界与码头之间穿梭。一次又一次，他把关键电报摆到中央首长案头，也把敌特网络拆得七零八落。美军情报处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东方的影子”。他们知道，只要李克农在，破译机前永远不得安宁。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职务愈加显赫，却从不摆官架子。有人请吃饭，他常笑说：“地下工作干多了，见光怕晒。”1955年授衔，上将名单挂出，他成了唯一没领过一线部队的上将。军中小字报打趣：“未上战场，却震敌胆。”李克农看见，挥笔写了“莫欺暗室”四字贴在办公室，言简意赅。

1962年元宵前夕，他病势加重。周恩来多次探望，仍被他拿来“汇报工作”拖住半小时。2月9日夜，心跳停摆，一代谍王就此谢幕。周恩来默立病房门口，沉声吩咐：“遗体送北京医院，让战友们告别。”

三天后，中山公园中山堂挤满身着素服的干部战士，罗瑞卿致悼词时声音哽咽。人群中有人注意到，灵柩前摆着一束并不名贵的白菊，上面插着一张卡片：“李公文武兼资，百世难求。学良顿首。”落款地点，只有简简单单一个字：“山”。纸条辗转多手才送到，可仍旧平整。警卫问要不要念出署名，周恩来摇头：“放在那里，让他陪老朋友说说话。”

山城的高墙内，张学良重新拿出那本厚厚的《新五代史》。书页空白处多了一行笔记：“李先生之言，惜未从；此身囹圄，亦罪有应得。”写完，他把书扣在桌面，院子里正好传来第一声春雷。回忆在轰鸣里翻涌，二十六年前的雪夜、洛川的青烟、谈判桌上那句“不是投降代表”全都浮现，紧接着又被雷声掩埋。

1990年，少帅终获自由。记者问他此生最大遗憾，他沉吟良久，只说：“有人劝我留后路，我偏要孤注一掷。”声音很轻，却透着锥心的痛。李克农早已安葬在八宝山，墓碑不高，碑文也没有豪言，只刻着“革命战士李克农”。偶尔有游客路过，会听到解说员讲：“他没打过一场正规硬仗，却改变了无数场战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