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七世纪的长安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走在朱雀大街上，随处可见高鼻深目的西域胡商，皮肤黝黑的昆仑奴，以及身着异域服饰的各国使臣。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群身份特殊的外来者——来自周边各国的贵族子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遣唐使。

公元七世纪的长安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走在朱雀大街上，随处可见高鼻深目的西域胡商，皮肤黝黑的昆仑奴，以及身着异域服饰的各国使臣。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群身份特殊的外来者——来自周边各国的贵族子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遣唐使。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当这些留着发髻、身着和服的日本人第一次见到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时，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长安城占地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百万人口。皇城巍峨，市井繁华，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汇集于东、西两市。对这些海外来客而言，长安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文明课。

这些外国贵族子弟来唐后，大多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下设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太学，因为这里讲授的儒家经典，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治国之道。

在国子监的课堂上，可以看到来自新罗、日本、渤海国等地的学子与大唐贵族子弟一同诵读《礼记》《诗经》。他们不仅要学习经史子集，还要掌握律法、算术、书法等实用技能。每日清晨，朗朗读书声从学堂传出，这些异国学子的唐音或许生硬，但态度之认真，丝毫不逊于本土学生。

然而，若以为这些外国王子来唐仅仅是为了读书，那就太过天真了。事实上，他们的留学经历更像是一场全方位的"文明采购"。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的经历堪称典范。公元717年，他与阿倍仲麻吕等人随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唐。在长达十七年的留唐生涯中，他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深入研究大唐的典章制度、礼仪律法。归国时，他带回了《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等重要典籍，以及测影铁尺、乐器等大量实物。这些文化财富对日本后来的"天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留学生在大唐享受着超乎想象的优厚待遇。根据记载，每位遣唐使成员都能获得大唐朝廷发放的食封，即按品级配给粮食、布帛等生活物资。日本学者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在扬州获得的优待："每人赐绢三匹，衣粮等。"

除了物质保障，他们还能自由结交大唐的权贵名流。最成功的当属阿倍仲麻吕，他考入国子监后，因才华出众被唐玄宗赐名"晁衡"，官至秘书监，与李白、王维等文人过从甚密。当他一度传闻海上遇难时，李白还写下了"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悼诗。

这种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他们归国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新罗入唐学子崔致远十八岁考中进士，被誉为"东国儒宗"，归国后官至侍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留学生们还肩负着搜集情报的使命。他们仔细记录大唐的政治制度、军事布防、经济政策，甚至留意各种手工艺技术。日本古籍《延喜式》中详细记载了遣唐使回国时必须携带的物品清单，其中包括地图、兵书、医典等敏感资料。

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发生在公元840年。新罗留学生李同结束在唐学习即将回国，他的行囊中除了诗文典籍，还藏着一包茶籽——这是他从江南秘密收集的。这些茶籽后来在新罗国土上生根发芽，开启了朝鲜半岛的茶文化。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实则是一次成功的技术转移。

大唐朝廷对这些留学生的真实目的心知肚明，却依然慷慨相待。这背后是唐王朝深谋远虑的战略考量：通过文化输出建立以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当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成为亲唐派，在本国推行唐化政策，无形中扩大了大唐的文化影响力。

然而，这种"慷慨"也给大唐带来了沉重负担。史料记载，每当外国使团抵达，沿途州县都要负责接待，耗费巨大。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力衰退，大唐开始难以承受这样的开支，留学热潮才逐渐降温。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外国王子挤破头来长安，既是为了学习先进文化，也是为了获取实际利益，更肩负着为本国谋求发展的使命。而大唐则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将这些留学生作为传播中华文明、建立朝贡体系的重要媒介。这场持续两个多世纪的留学潮，不仅改变了东亚各国的文化面貌，也成就了大唐的盛世辉煌。

在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来自不同国度的学子们共同研读圣贤书，这一幕成为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独特风景。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影响力，从来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明自身的魅力。即使千年过去，这段留学往事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上头条 聊热点#

来源：捕鱼的劳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