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战败，纳粹统治被推翻。然而，纳粹主义者和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就此消失，他们曾长期忠于纳粹政权，因为纳粹承诺他们团结、繁荣和伟大复兴。“卐”字旗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被卷起来，布料被重新剪裁。战后的德国可能会出现多少红色的衣服和桌布呢？希特勒的书《我的奋斗》很

作者｜迈克尔·威尔特（Michael Wildt）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现代史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德国史、纳粹史、反犹主义暴力史、消费社会史，2022年德国历史学院奖的获得者

德国战败，纳粹统治被推翻。然而，纳粹主义者和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就此消失，他们曾长期忠于纳粹政权，因为纳粹承诺他们团结、繁荣和伟大复兴。“卐”字旗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被卷起来，布料被重新剪裁。战后的德国可能会出现多少红色的衣服和桌布呢？希特勒的书《我的奋斗》很快就都被焚烧，党徽被扔掉，各个纳粹组织的徽章被从制服夹克上取下来，士兵的军大衣都被翻过面来穿。

《破裂年代：1918年至1945年的德国历史》

[德] 迈克尔·威尔特 著

胡雨濛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在纳粹政权结束时，曾经的民族共同体只剩下一个“废墟社会”。超过500万德国士兵丧生，空战在德国夺去了大约57万人的生命。超过500万套住房被摧毁，尤其是在大城市和工业聚集区。而被德国攻击和占领的国家则损失更大。2700万苏联人丧生，其中包括1400万平民。近600万波兰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多万犹太人。就人口比例而言，波兰超过苏联成为人口损 失最惨重的国家。其后是匈牙利，德国的人口损失位列第四。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们正在对境内从前的优势民族进行清算。参加过1925 年洛迦诺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于1945 年5月在一则广播讲话中要求“彻底清算德国问题”，并呼吁驱逐境内的德国人。到 1947 年秋天，已有大约300 万名德国人被捷克斯洛伐克驱逐。波兰也有类似的情况， 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数十万德国人被强行驱逐。《波茨坦协定》对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规划，在同盟国看来，这是冲突反复爆发的主要原因。总共有至少1200 万德国人从中欧和东欧被驱逐到德国的占领区，但那里实际上也不足以接纳这么多人。但苏联当局还是正式从他们通过1939 年《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吞并的波兰东部（当时已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疏散”了150 万“遣返者”到波兰，此外至少还有30 万难民流亡至此。伊恩·克肖称，到了1950 年，东欧长期以来的多民族格局在战争、纳粹大屠杀和战后移民之后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大约有15000名犹太人在德国幸存下来，还有数万犹太难民从东欧逃往西方盟军的占领区。约有25万大屠杀幸存者成为“流离失所者”，他们在各个流离失所营地中得到了占领军和犹太援助组织的照顾。盟军从集中营解放了约70 万名囚犯，数百万外国强制劳工和战俘滞留在德国国内，但大多 数人很快就被遣送回自己的国家，1945 年秋天，在美国和英国占领区内的流离失所者达120 万。

维克多·克伦佩勒与妻子伊娃回到了德尔岑，他们经历了战后头几个月“近乎无望的混乱”。在普劳恩（Plauen）火车站，他观察到“带着行李的难民上百次痛苦地蹲下，但我也看到各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有足够的食物，平静而快乐，他们不再害怕炸弹袭击，俄罗斯人也基本停止了对平民的抢掠。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整个社会的极度不稳定和每个社会单元的孤立。我不断想起1919 年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只是那时候德国各方势力都是独立执政的，而现在所有社会机构的背后都是俄罗斯人”。

维克多·克伦佩勒在这里勾勒出了一条时间脉络，与我们通常对20 世纪历史的时间阶段划分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他和数百万其他幸存者、受迫害的人和被驱逐到德国的人一样，将纳粹政权的终结视为一种解放。但一个前途未卜的时期也就此开启。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之前还几乎毫不动摇地拥护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克伦佩勒联想到了当初德意志帝国瓦解后的社会发展，这并非是无端的联想，那时，政治和 社会秩序被重新定义，各方势力都试图接管悬而未决的国家权力。如今的德国与1918 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革命标志着社会觉醒，而现在，解放者们统治着一个战败的社会。而克伦佩勒的时间脉络中也横亘着一道深刻的、不可磨灭的裂痕：大屠杀。

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及盟军于1945 年5月底逮捕了希特勒指定的、由海军上将邓尼茨领导的整个继任政府后，4个同盟国将德国分为了4个占领区，并分别管制其中一个。一直持续到1990 年的德国分裂是纳粹主义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由于德国的分裂，战后的食品供应链也出现断裂。现在，全国四分之一的谷物和大约三分之一的土豆在苏联控制的德国东部地区生产，但这些农产品无法再供应给西部地区。而德国西部的粮食供应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谷物。直到现在人们才清晰地发现，纳粹社会的粮食供应是通过对被占领区的无情掠夺来实现的。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有充足的粮食，但战后必须挨饿了。

由此诞生了第一个关于赎罪的传说：德国人用 1945 年之后的艰苦岁月赎清了他们的罪孽，如今反而成为战争的实际受害者。受人尊敬的汉堡商人鲁道夫·彼得森（Rudolf Petersen）毫发无伤地度过了纳粹时代，于1945 年被英国军政府任命为汉堡战后的首任市长，他在1947 年表示：“在溃败之后的两年里，德国人民通过耐心忍受这难以名状的苦难，已经消除了他们的政府在过去12年的暴政中给他们带来的很大一部分负罪感，现在是忘记过去的时候了。”不仅战后无疑十分艰难的岁月成为人们与纳粹过往划清界限的理由，彼得森所强调的无辜民众与罪恶政府大相径庭也成为战后人们回溯自己的纳粹经历时的常见论调——这一观点甚至因盟军仅针对纳粹精英进行军事审判而在人们心中得到加强。

同盟国认为，应该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纳粹罪行进行全面的审判。根据1945 年8月8日《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项 罪名是破坏和平罪，主要是指策划和实施侵略战争；第二项是战 争罪，如谋杀，虐待，驱逐平民、战俘或人质进行强制劳动，以 及抢掠和破坏城镇和村庄；第三项是危害人类罪，主要包括谋杀、灭绝、奴役平民以及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进行的迫害。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排除了1939年以前的罪行，包括此前对犹太人的迫害，因为按照诉讼逻辑，这些属于德国人在战前对其他德国人犯下的罪行。不过，这次的审判是首次在国际法庭上对“危害人类罪”进行审理，这对未来几十年根据国际法制裁侵犯人权行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3年后，即1948 年12月9日，联合国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并于次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大约25万名犯下战争罪的嫌疑人、前纳粹高级官员以及在纽伦堡审判中被认定为犯罪组织的成员，如党卫队和盖世太保， 被关押在德国西部占领区的拘留营中。一年后，只剩下一半人还在羁押，1947年，只剩4万人左右。大约5200名纳粹分子在盟军的军事法庭接受审判，4 000人被判刑，其中668 人被判处死刑。苏联占领区有超过12 万人被拘留，其中不仅包括纳粹分子，还有斯大林反对派的成员，超过42000 人在这些“特殊营地”中死亡。

然而，数百万曾经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人该怎么办呢？1945年7月至8月，同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就德国占领政策制定了以下政治原则：非军事化、地方分权、民主化和去纳粹化。最后一点尤其难以实施，因为：谁是纳粹分子？如何辨认他们？在苏联占领区，所有纳粹党党员在公共服务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职务都被解除了，而英国和法国占领区的军事部门只是解雇了管理层中的纳粹党党员，在美国占领区，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必须填写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1946 年，去纳粹化工作被移交给德国人，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填写一份调查问卷，法院则根据调查问卷将他们分为5类：主犯、从犯、轻从犯、追随者、无罪。由于首先审理的是大多数罪行较轻的人，所以那些情节较重的人一开始被放过，这让德国社会对去纳粹化的认可度逐渐降低。恩斯特 ·v. 萨洛蒙（Ernst v.Salomon）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极右翼民兵组织的成员，曾参与谋杀瓦尔特 ·拉特瑙，但在纳粹时期退出了该组织，这次的政治清算成为他批判盟军去纳粹化政策的契机。在小说《调查问卷》（Der Fragebogen）中，萨洛蒙以自传的方式回答了盟军的问题，以揭示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纳粹时期德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萨洛蒙的书于1951年出版，成为德国战后第一本年销量超过20万册的畅销书，同时创造了另一个传说：只有亲身经历过纳粹时代的人才能评判它。这一观念尤其针对像托马斯·曼或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这样的德国移民，因为他们当时在国外，所以并不真正了解德国的实际情况。针对勃兰特的这一指责在20世纪60年代和70 年代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右翼政治团体谴责他的原因，称他致力于反法西斯事业，是“祖国的叛徒”。

随后，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同盟国还是1949 年成立的两个德国都逐渐不愿继续执行去纳粹化政策。1949 年11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未被判处长期监禁的人都重新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德国统一社会党也允许“小纳粹”加入他们的队伍。1950 年，联邦德国的议会正式宣布去纳粹化政策的结束。

维克多·克伦佩勒理清思绪，于1945年11月底申请加入德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写道，“我不得不亲身经历反动思想是如何不断蔓延的。我们必须真正地、从根本上消除它。我只在共产党这里看到了这种明确的意愿。”与此同时，他正致力于撰写一本关于纳粹语言的书，书中大量参考了他本人 在1933 年至1945 年期间日记中的广泛记录。1947年，柏林建设出版社（Berliner Aufbau-Verlag）出版了这本《第三帝国的语言》（LTI. Notizbucheines Philologen）。尽管他于1945年重回德累斯顿理工大学担任教授，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陆续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哈雷-维滕贝格大学以及柏林洪堡大学任教授，尽管他当选为人民议会的议员、民主德国科学院成员，并于1952 年获得民主德国国家奖，但那种动荡、不安和无家可归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他，直到他于1960 年去世。

反犹主义在德国民众当中仍然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1946 年 12月，美国军政府授意在占领区内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被认为基本没有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阿伦斯巴赫民意研究所调查人员在接下来的几年一直在调查的问题是：对于德国人而言，没有犹太人更好吗？1952 年，37%的人对此给出了肯定回答，19%的人表示反对，44%的人犹豫不决。直到1958 年，反对的人数才超过支持的人数。

1948 年初，当人们得知1940 年反犹宣传片《犹太人苏斯》的导演法伊特 ·哈兰（Veit Harlan）被归类为“无罪”时，受纳粹政权迫害者协会对他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协助和教唆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迫害。在汉堡地方法院的审判中，哈兰将 自己描绘成一个不涉及政治的电影制作人，不得不服从戈培尔。其他几位纳粹时期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如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和维尔纳·克劳斯，都作为证人为哈兰辩护，并在此过程中间接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当哈兰于1949年4月因证据不足被宣判无罪时，法庭观众席上响起掌声，支持者将他扛在肩上走出法庭。尽管受纳粹政权迫害者协会向英国占领区最高法院上诉成功，此案得以在汉堡再审，但地方法院仍然坚持对他的无罪判决。随后，有人再次邀请哈兰制作电影，这引起了当时的汉堡新闻办公室主任埃里希·吕特（Erich Lüth）的反感，他是一位无可指摘的自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于是，他呼吁公众抵制哈兰的电影。在他的呼吁下，的确有人到电影院前组织抗 议示威，但吕特也因此被起诉损害电影公司的商业利益。吕特在审判中败诉，但他提起上诉，一路抗争到联邦宪法法院。直到1958 年，他才重获胜利。联邦宪法法院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表示，言论自由权应高于电影公司的商业利益，该裁决至今仍是法学经典案例之一。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