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统计，《全宋诗》收录宋诗共约二十七万首，而《全宋词》仅收录宋词两万余首，宋诗的数量是宋词的十多倍。

据统计，《全宋诗》收录宋诗共约二十七万首，而《全宋词》仅收录宋词两万余首，宋诗的数量是宋词的十多倍。

然而在当代大众的文化记忆中，“大江东去”的豪迈、“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这些宋词的传诵度与辨识度，却远胜于绝大多数宋诗。

也就是说尽管宋词数量不足宋诗的十分之一，但当今宋词的知名度和地位远高于宋诗，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本文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揭晓谜底。

宋诗面前，矗立着唐诗这座难以逾越的巍峨高峰，唐诗的万丈光芒无情地“掩盖”了宋诗自身的辉光。

唐朝，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已将古典诗歌的题材、意境、格律和技巧推向了极致。

李白之浪漫飘逸、杜甫之沉郁顿挫、王维之空灵禅意、白居易之晓畅平易……这些天才诗人及其经典之作，共同构筑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审美巅峰。

面对这样一座丰碑，宋诗只能另辟蹊径，求新求变。

于是，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在诗歌中注入深刻的哲理与思辨，形成了区别于唐诗“丰神情韵”的“筋骨思理”的特色。

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然而，独辟蹊径终归是“蹊径”，唐诗才是阳光大道。

宋诗的转向在奠定宋诗独特价值的同时，带来了意境的萧索和传播上的局限，而对于诗来说，这些恰恰是最重要的。

在几乎所有读者的心目中，“唐诗”几乎成为了“古诗”的代名词，宋诗则因其理性色彩与唐诗形成的审美反差，在一定程度上被前代的辉煌所遮蔽。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词自诞生之初便与音乐血肉相连。“倚声填词”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依附于燕乐曲调，在长短参差的句式中追求音韵的和谐。这种音乐性赋予了词先天的传播优势，赢得了追求享乐的宋朝士大夫的青睐。

试想，在宋代的勾栏瓦舍、公私宴集上，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那“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旋律，怎能不随着歌女的朱唇玉齿潜入人心？

李清照的《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词的抒情性在音乐的催化下，产生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的穿透力，不仅令士大夫们着迷，也受到普通百姓的普遍喜爱，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

相比之下，诗虽亦讲求音律，但其脱离音乐母体后的纯文本形态，终究少了这份声情并茂的立体感染力。

从美学角度看，词中充盈的个体情感体验，确实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苏轼《水调歌头》对“人有悲欢离合”的咏叹，秦观《鹊桥仙》对“两情若是久长时”的坚贞信念，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经由词人个性化的艺术加工，产生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奇妙效果。

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而宋诗中对历史兴亡的沉思、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固然深刻，却要求读者具备更高的知识储备与思维投入，况且写得再好也难免落入唐人窠臼，客观上限制了其传播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宋诗可谓唐诗余脉，而宋词则横空出世。

宋诗数量虽多，但其光芒被璀璨的唐诗所遮盖，而宋词则巧妙地避开了唐诗的强势领域，凭借其音乐性、世俗性、抒情性与形式独创性，在新生的土壤上茁壮成长，成功打通了雅俗界限，在历史的长河中完成了从“诗余”到经典的华丽转身，其知名度很快超过了宋诗。

朋友们，读完本文是否明白了宋词为何比宋诗更为出名？有何高见？欢迎分享。

来源：驶向一江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