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色列领事馆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加沙人质挨饿视频，指控哈马斯不提供食物。然而网友发现视频实际源自哈马斯电视台，原片中人质表明饥饿源于以色列的封锁。

以色列领事馆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加沙人质挨饿视频，指控哈马斯不提供食物。然而网友发现视频实际源自哈马斯电视台，原片中人质表明饥饿源于以色列的封锁。

这一事件暴露了以色列"悲情叙事"策略的失效，原本试图博取同情，反而自我揭穿了实施饥饿战术的事实。

美国学者诺曼·菲尔克斯坦在《大屠杀的产业链》中揭示，部分犹太人将民族苦难经验转化为牟利工具，并借此维系舆论主导地位。

这一运作模式的核心在于将苦难神圣化、资本化与产业化。

从人类心理角度看，同情弱者是深植于基因的本能。

在信息时代这一特质表现为，弱者容易获得舆论支持，进而转化为现实中的优势地位，形成"强弱相对论"现象。

身份政治的操弄者敏锐地察觉到，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珍贵的道德资本。

在犹太大屠杀赔偿过程中，"幸存者"概念的演变颇具启示性。

最初指纳粹集中营中的实际幸存者，据1945年数据推算约10万人。然而随着德国赔偿协议的签署，这一概念被不断泛化。

至菲尔克斯坦著书时，以色列办公室声称在世幸存者约100万人，而德国已支付600亿美元赔偿。

菲尔克斯坦的母亲亲身经历多个集中营，仅获3500美元赔偿，而许多善于讲述苦难故事的"幸存者"却能获得数十万美元终身抚恤金。

2000年在美国广为流传的"集中营苹果女孩"故事颇具代表性。

赫尔曼·罗森布拉特声称在集中营期间有一女孩每日投递苹果助其存活，战后二人奇迹般在美国重逢并结为连理。

这个感人故事后被证实纯属虚构，但许多犹太人却表示理解，认为这有助于历史宣传。

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是，苦难叙事一旦停止，相关的索赔机构和利益链条就难以持续运作。

在道德资本变现方面，1996-1998年间瑞士银行的赔偿案尤为典型。

起初瑞士提出2.5亿美元和解方案，犹太组织认为不足，最终在1998年8月达成12.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过程中犹太组织始终坚持"赔偿关乎真理与正义，而非金钱"的立场，实则通过道德施压获取更大利益。

公众同情心的有限性促使苦难资本化群体本能地排斥其他弱势群体。

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将犹太人塑造为"唯一指定受害者"，而实际上纳粹的第一批种族灭绝受害者是共产党人，约50万吉普赛人同样遭到系统性屠杀。

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150万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在以色列授意下被从纪念馆叙述中删除。

这种选择性记忆确保了犹太苦难叙事的"独特性"。

苦难货币化必然导致道德通货膨胀。

当新一代操弄者重复旧有叙事时，为保持关注度不得不不断扩大"受压迫"范畴，甚至出现"贷款卖惨"现象，预支尚未发生的苦难要求即时兑现。

1967年以阿战争中，美国犹太人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渲染为"第二次大屠杀"就是典型例证。

菲尔克斯坦的个人经历为其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他的父母是大屠杀幸存者，双方亲属均遭纳粹杀害。

他观察到，原本无人问津的犹太大屠杀历史，在被发现其牟利潜力后迅速形成产业链。就连他父亲那位曾拒绝德国赔偿的挚友，最终也出任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显示出这一体系的强大同化力。

历史的反差颇具讽刺，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曾坦承犹太人是"政治侵略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私下评价以色列人"非恐怖分子即其子"。

然而随着大屠杀产业链的成熟运作，犹太人成功将自己塑造为舆论中的"弱者"。

而现实中美国犹太人收入是非犹太人的两倍，前40富豪中16人是犹太裔，40%诺贝尔科学经济奖得主来自犹太群体。

这种身份政治的极致发展必然引发反弹。

2024年美国高校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虽被主流媒体贴上"反犹"标签，却获得广泛声援。

环保少女通贝里的行动更成为转折点，她两度组织加沙援助船队被拦截后，直言不讳地承认"碰瓷"是为了让世人看见以色列的欺压行为。

当她被捕受辱却拒绝诉苦卖惨，转而直指问题本质时，原本熟练运作苦难叙事的以色列反而不知所措。

横行数十年的苦难资本化模式，终因过度透支公众同情而显露疲态。

当道德货币无限超发，当受害者叙事与现实中的强势地位形成强烈反差，身份政治的逻辑便开始自我瓦解。

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舆论操纵的限度，也预示着一切基于苦难资本化的身份政治必然走向的终局。

来源：财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