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美术馆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何谓海派”系列展览，通过对海派绘画的研究以及海派绘画与京津画派、岭南画派的比较研究，梳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现代转型的历史脉络，探究这种转型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意义。此次“其命惟新”大展，又为这种探索提供了大

于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开幕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几乎完整地呈现了近现代广东美术的历史。

上海美术馆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何谓海派”系列展览，通过对海派绘画的研究以及海派绘画与京津画派、岭南画派的比较研究，梳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现代转型的历史脉络，探究这种转型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意义。此次“其命惟新”大展，又为这种探索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实例。

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不是孤立的美术史事件，当我们将海派绘画、岭南画派和广东国画研究会置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观察，上海和广东在传统书画转型发展上表现出的异同，以及各自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不同地位，便愈发清晰。

林风眠《青衣仕女》

19世纪末的上海已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生产场。这个场域的特殊性在于其混杂性：传统文人书画市场与新兴市民文化消费并存，本土艺术传统与外来视觉语言交融。早期海派画家们的实践，本质上是在重新定义艺术生产的规则。这种规则既不同于北京以皇权贵族趣味为主导的审美体系，也迥异于广州依托宗族网络而编织的传统市场，而是创造性地将艺术纳入现代化城市的文化消费链条。这种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公开成熟的书画润例制度，艺术家可以直接面向市场，不再完全依赖权贵赞助。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塑造了其艺术场域的开放性，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整个生态链的支撑。土山湾画馆培养了掌握西画技法的本土画家，商务印书馆等现代印刷机构使艺术大规模快速传播成为可能，《申报》等媒体构建了艺术批评的公共空间。

上海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其艺术受众的构成上。新兴的市民阶层、外侨群体、江浙商人、知识分子的多元共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需求多样性。这种多元需求直接刺激了艺术生产的创新，所谓“百货中百客”，海派绘画的雅俗共赏特质，正是对这种新型观众结构的精准回应。

高剑父《东战场的烈焰》

岭南画派在上海的发展轨迹尤其值得玩味。岭南画派作为文化生产场中的异端，其生存需要特定的社会空间；同时，新艺术观念也需要找到适当的社会载体才能实现传播。当高剑父等人带着他们的革命艺术理念在广东受阻时，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以其特有的文化包容性为他们提供了庇护。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岭南画派植根于广东的侨乡文化与革命思潮，将艺术纳入“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在上海通过艺术社团与华侨资助构建革命文化网络。高剑父等人曾留学日本，主动嫁接日本朦胧体与写实主义，将艺术救国理念注入创作，主张折衷中西，提出“新国画”的概念，甚至创办《真相画报》直接参与政治宣传，将艺术作为视觉救国的武器。早期岭南画派成员通过举办展览、出版杂志画集、在上海的美术学校任教等方式获得认可，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把早期的岭南画派视为海派绘画的一部分。

黎雄才《迎客松》

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坚守立场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和地缘文化传统的根源。广东地区深厚的宗族传统和士绅网络，为国画研究会提供了维护文化正统性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坚守不仅关乎艺术理念，更是地方精英维系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广东国画研究会以广州为中心，强调国粹保存，反对不中不西的折衷，黄般若等人通过《国画研究会特刊》捍卫文人画传统，以东西文化差异论抵制西化，认为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优于西方写实，试图从传统内部寻找现代性，充分体现了广东地区士绅社会的文化防御策略，通过书院教育和鉴藏圈子维系文化正统性，绘画艺术成为他们的文化身份标识，用以区隔西化新派。这种文化正统主义与上海的艺术革新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岭南文化和海派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两大分支，分别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核心区域，两者都具有海洋文化的基因，均依托沿海地理优势，形成开放包容的贸易文化传统；相比较而言，岭南文化更多体现“商绅共治”的实用主义，而海派文化则呈现出“布尔乔亚”式的市民趣味。可以这么说，两种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岭南更注重传统元素的现代转译，海派则擅长创造新的文化符号。

上海在20世纪中国艺术现代转型中的核心地位源于其先行而独特的社会结构转型。当中国大部分地区尚处于传统社会形态时，上海已经形成了现代都市的社会意识形式。这种社会基础使得艺术创新不再仅仅是个人天才的灵光乍现，而成为系统性的文化生产转型，当时的上海更成为新艺术的孵化基地。

关山月《绿色长城》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海派绘画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画面语言的革新，更在于其背后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生产机制和社会文化生态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海派绘画不仅是一种新的绘画潮流和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现代化的艺术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

海派绘画、岭南画派、广东国画研究会在传统绘画现代转型道路上的差异本质上是传统文化现代性焦虑的三种应对方案：海派绘画通过市场化消解传统与西方的对立，提示我们艺术和社会的共生关系；岭南画派以革命话语重构艺术功能，充分展现了传统的可塑性和再生能力；广东国画研究会则试图以文化本质论抵御冲击，提醒我们文化根脉的重要性。直到今天，这场转型的宝贵历史经验仍在启示着我们：真正的艺术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迸发，而是特定时代土壤中生长出的文化果实。艺术变革是对当下社会条件的回应与重构，艺术本质上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镜子，更是时代的塑造者。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