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儿子同学的家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抛出这句话时，我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你孩子才有病！他就是活泼了点，调皮了点！”
“你家孩子是不是有多动症？”
当儿子同学的家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抛出这句话时，我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你孩子才有病！他就是活泼了点，调皮了点！”
那时我坚信，我儿子只是“欠收拾”。直到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我自己的脸上。
(一) 开学一个月，我成了班主任的“头号目标”
去年九月，儿子背着新书包，兴高采烈地成为一名小学生。我以为那是他求学之路的美好开端，没想到，却是我们全家噩梦的序幕。
开学不到一周，我的手机就成了班主任的“热线电话”。
“小A妈妈，你家孩子又跑出教室了，说要去操场上抓虫子！”
“小A妈妈，课堂上他突然大吼一声，把正在讲课的老师吓了一大跳！”
“小A妈妈，他今天推了三个同学，就因为人家排队没让他站第一个……”
每天接孩子放学，我都像奔赴刑场。老师的无奈，其他家长异样的目光，让我无地自容。回家后，家里更是鸡飞狗跳。训斥、罚站、甚至一顿揍，成了家常便饭。我曾是那么温柔的妈妈，却在日复一日的投诉中，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泼妇”。
我看着儿子哭得撕心裂肺的小脸，又气又恨又绝望：我那个在幼儿园聪明伶俐的儿子，到底怎么了？
(二) 那段52秒的视频，击碎了我所有的固执
真正的转折，是一段班主任发来的课堂视频。
视频里，其他孩子都在安静写字，只有我儿子，像一只上了发条的陀螺。他先是疯狂地摇晃桌椅，然后用铅笔使劲戳同桌，被老师制止后，他突然抱着头，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介于尖叫和哭泣之间的吼声，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那52秒，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看着视频里那个完全失控、眼神里充满无助和狂躁的孩子，心脏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无法呼吸。那不是我认识的儿子，他仿佛被一个无形的怪物操控了。
那一刻，我所有的愤怒和委屈土崩瓦解，只剩下无边的心疼和恐慌。我崩溃大哭，我知道，不是孩子病了，是我“病”了——我病在了我的无知和固执里。
(三) 医生的诊断书，不是判决，而是救赎
我立刻给孩子请假，带他去了国内顶级的儿童医院。经过一系列漫长的量表评估、访谈和检查，医生给出了明确的诊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冲动多动型。
医生看着我，语气温和却有力：“孩子控制不了自己，他的大脑刹车系统失灵了。这不是教养问题，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他比任何人都痛苦，因为他收到的全是负面评价。”
“大脑刹车失灵”——这个词像一道光，照亮了我所有的困惑。原来，他不是故意捣乱，他是真的控制不住！回想起来，早有端倪：他从小就入睡困难，像个永动机；话多得像机关枪，能连续说两小时不带停；情绪上来就砸东西，完全不听任何道理……
我一直错怪了他！我把他按在墙上训斥，他挣扎着说“妈妈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却以为那是顶嘴。巨大的愧疚感将我淹没，我拿着诊断书，在医院走廊里泪流满面。但这一次，不是绝望的泪，而是悔恨与希望交织的泪。我终于找到了敌人的名字，我终于可以停止伤害我最爱的人了。
(四) 走上科学干预之路，我和儿子一起“重生”
确诊，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母子重生的起点。
我们开始了药物治疗结合行为干预的漫长道路。药物像是给儿子的大脑装上了“刹车片”，让他终于能停下来，听进去话了。而更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全家。
我收起了棍棒，开始学习“正向激励”。他安静坐了10分钟，我会大力表扬；他努力控制住了脾气，我会给他一个拥抱。我学会了在他情绪崩溃前，蹲下来，抱住他，轻声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我甚至学会了在他面前“示弱”：“宝贝，妈妈今天好累，你能帮妈妈拿一下拖鞋吗？”当他完成任务，眼睛里闪着光时，我看到了他被需要的价值感。
这一年，我们走得磕磕绊绊，但儿子眼里的光越来越亮。他发脾气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崩溃，也能在我的安抚下慢慢平静。他能完整地上完一天学，甚至交到了一两个好朋友。
(五) 请放下偏见，他们需要的不是教训，是理解
今天，我把我们的故事讲出来，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孩子，还被钉在“坏孩子”、“熊孩子”的耻辱柱上。
他们不是被惯坏了，他们是生病了。他们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失控的赛车引擎，却配了一套失灵的刹车系统。他们活在无尽的指责和自我否定中，而最亲的父母，可能正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你的孩子也有以下这些表现，请务必重视，他可能不是在挑战你的权威，他是在向你求救：
坐不住，手脚不停，像装了马达。
话痨，插话，不等人说完就抢答。
情绪火山，一点就炸，破坏力强。
沉迷刺激，爱冒险，不计后果。
入睡困难，睡眠少，但精力旺盛。
拖拉大王，启动任何事都无比困难。
孩子确诊多动症，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作为父母，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用最错误的方式，去“爱”一个最需要帮助的孩子。
请相信，科学、爱与耐心，是照亮他们泥泞成长之路的三盏明灯。
来源：钱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