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山东临淄的商代早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与商文化特征相似的陶器、石器，甚至少量青铜残片。这一发现让“商族起源于山东”的说法再次浮出水面，也让学界争论多年的“商夷同源说”与“商西来说”陷入更激烈的交锋。

在山东临淄的商代早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与商文化特征相似的陶器、石器，甚至少量青铜残片。这一发现让“商族起源于山东”的说法再次浮出水面，也让学界争论多年的“商夷同源说”与“商西来说”陷入更激烈的交锋。

从出土遗存来看，这里的陶器组合中，既有商文化典型的“鬲、簋、爵”器型，又保留了东夷文化特有的“素面红陶”“鸟形纹饰”，这种“商夷混合”的文化面貌，被部分学者解读为“商族与东夷同出一源”的直接证据。

支持“商夷同源说”的学者认为，临淄作为东夷文化的核心区之一，出现早期商文化元素，并非简单的“文化交流”，而是商族本身就起源于山东海岱地区——商族最初是东夷族群的一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立文化，后期才向西迁徙至中原。他们引用《左传》中“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认为商族早期活动范围与东夷重叠，而临淄遗址的“商夷混合”遗存，恰好印证了这一历史背景。

更关键的是，临淄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指向商代早期，与商族从“先商”向“早商”过渡的时间线吻合。部分学者提出，若商族起源于西方，为何在山东早期遗址中能找到如此成熟的商文化痕迹？这更可能说明商族的“根”就在山东，与东夷共享同一文化母体。

面对临淄遗址的挑战，坚持“商西来说”的学者并未让步。他们认为，临淄遗址的“商文化元素”，仅是商族向东扩张后的“文化渗透”，而非“起源证据”，传统“商西来”的逻辑链条仍难以撼动。

从文献来看，《史记·殷本纪》明确记载商族始祖契“封于商”，而“商”的地望普遍认为在今河南商丘或陕西商洛一带，与山东无关。更重要的是，商族早期迁徙路线在文献中可寻：从契的封地出发，经相土、冥、汤等首领的迁徙，最终在商汤时期定都西亳（河南偃师），这一过程始终围绕中原及以西地区，并无“从山东西迁”的记载。

考古层面，“商西来说”的证据链更为完整。目前学界公认的“先商文化”是分布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下七垣文化”——该文化出土的陶器（如卷沿鬲、橄榄形罐）、石器，与殷墟商文化存在清晰的传承关系，被视为商族早期的文化遗存。而下七垣文化的源头，可进一步追溯至陕西东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这构成了“商族从西向东发展”的完整考古序列。

对于临淄遗址的“商夷混合”遗存，“商西来说”学者解释为：商族在灭夏后向东扩张，征服了山东地区的东夷方国，将商文化带入临淄，而东夷文化的残留，仅是“被征服者的文化痕迹”，并非“同源”的证明。他们反问：若商族起源于山东，为何“先商文化”的核心区不在海岱，而在豫北冀南？

两大假说的争论，本质是对“文化遗存与族群起源关系”的不同解读。“商夷同源说”将临淄遗址的“文化混合”等同于“族群同根”，而“商西来说”则认为“文化传播”与“族群迁徙”是两回事，不能混淆。

目前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两点：一是临淄商代早期遗址中的“商文化元素”，究竟是商族本土发展的结果，还是外来传入？二是“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与山东东夷文化是否存在传承关系？临淄遗址尚未发现商族早期的宫殿、祭祀坑等“核心聚落”遗迹，无法证明这里是商族的“起源地”；而下七垣文化与东夷文化的陶器、技术差异显著，也难以支撑“同源”的结论。

更关键的是，无论是“商夷同源说”还是“商西来说”，都无法完全解释所有证据。这种“证据矛盾”，让商族起源的谜题至今悬而未决。

争议仍在继续，商族起源于山东？“商夷同源”与“商西来说”谁更站得住脚？

来源：山海拾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