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不是你的桃色片！韩国偷拍，究竟有多病态？

摘要：那些影像不是偷拍者个人的恶作剧，而是由商场管理层组织拍摄并高价贩卖。这家当时象征着韩国经济繁荣的商场，第一次让人们明白，普通人在这里不仅是顾客，更可能是“商品”。

1997年，新村百货的女厕天花板上，被发现安装了近百个针孔摄像头，每一个成本高达数千美元。

那些影像不是偷拍者个人的恶作剧，而是由商场管理层组织拍摄并高价贩卖。这家当时象征着韩国经济繁荣的商场，第一次让人们明白，普通人在这里不仅是顾客，更可能是“商品”。

那一年并不是偶发事件的开始，而是偷拍产业系统化的起点。进入2000年代，技术飞速发展，偷拍设备越来越小巧，功能却越来越强大。摄像头能伪装成插座、眼镜、烟雾报警器，甚至笔帽。拍摄方式从手持变成了布控，目标从女性如厕到更衣、洗澡、休息无所不包。

政府看似曾尝试制止，例如要求手机拍照必须响起快门声，但这种声音很容易通过软件关闭，法律也并没有人严格执行。

2018年，首尔爆发大规模女性抗议游行，超过七万人走上街头，高呼“我们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抗议者要求政府打击偷拍，政府回应说会组织“女性治安官”巡查公共场所。但这支队伍人数稀少、设备不足，在商场、影院、地铁、公厕这些“高发区”根本扫不过来。

与此同时，偷拍行为已经蔓延到最安全的家里。社交平台出现了以“偷拍妈妈”为名的挑战活动，参与者竟是小学生。

他们被网络内容诱导，使用手机拍摄自己母亲换衣服、洗澡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标题上传至Telegram，吸引点击与关注。

这些孩子不图金钱，只图同龄人之间的“风云人物”地位。一旦在班里出名，模仿就如病毒一样扩散。没有网络安全教育，也没有父母的警惕，小学群体成了家庭偷拍的温床。

而青少年群体中，家庭偷拍的风潮并未随着媒体曝光消退。

2024年，Telegram上再次出现名为“妈妈房”的群组，成员在群内交流偷拍母亲与姐姐的内容，还彼此评价。为了迎合这些“内容创作者”，市面上出现了大量价格低至百元的偷拍设备，体积小、可伪装、防水、高清，连小学生都能轻松入手。

偷拍行为的产业化让问题更为严重，一些网站会按照上传量给予“创作者”奖励，一条视频可得100至400韩元，播放量高者奖金更多，有上传者因某段视频播放量极高，收到过上万韩元的奖励。

更可怕的是，这些网站通过正规银行转账给上传者，整套支付体系不但合法，还方便快捷。若执法机关追查账户信息，其实能精准锁定上传者身份。但警方往往对此无动于衷，似乎对偷拍形成的产业链抱有某种“默许”。

2019年，警方侦破一起涉及全国10座城市、30家旅店、42间客房的偷拍案。团伙6个月内拍摄了超过1600人，影像数量达800多段。

这些视频被上传至一个暗网网站，观看者超过4000人，97人重复付费。每位会员需缴纳6万韩元月费，仅靠这一百人不到的用户，就已创收超700万韩元，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型网站。

根据警方2018年的数据，韩国境内有超过40家大型偷窥类视频网站，216个与偷窥相关的色情站点，29个网络社区和30个影像储存平台。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网站TheRenet，会员数超过百万，月费接近400元人民币，整个平台运营了17年之久，直到被查封前都在正常运作。

这些网站的早期视频内容，往往来自于职业偷拍人最初亲手布控的影像。随着资金积累，他们不再自己出马，而是大规模雇佣“创作者”上传内容，平台则从中提成。

除了奖励机制，他们还会对上传者进行榜单排名，播放量高者可进入“精英区”，再享高分成。这种制度催生了职业偷拍团伙，甚至形成所谓“社团”。

最为讽刺的是，不少女性也参与其中，她们可以轻松进入女浴室、更衣室、厕所等区域安装设备。因为身份特殊，更容易规避他人警觉。她们一边可能是受害者，另一边却为了金钱甘做帮凶。

在巨大利益面前，偷拍行为早已异化成完整的黑产体系，不仅与网络色情、赌博、毒品等勾连，甚至与人口拐卖形成上下游关系。偷拍成了人口贩卖的前哨战。不少人口绑架案件的起点，都是某个匿名影像在暗网中悄然流传。

更令人愤怒的，是司法体系的双标，2018年，有普通人因偷拍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而一名企业高管，在偷拍并性侵员工之后，仅被罚款200万韩元。2025年，《暴力防治法》虽在文本中加重刑罚，但实际起诉率仅为31.5%，入狱率更不足9%。法律成为了特权阶级的护盾，街头抗议中，标语写着：“法律是权贵的盾牌。”

偷拍行为也在持续摧毁韩国人对家庭的信任，2025年数据显示，73.6%的18岁以下数字性犯罪者为10至19岁青少年，他们通过AI换脸技术，仅需数秒就能将家庭成员面孔合成到色情视频上，并发布至所谓“家庭偷拍群”。不少母亲回到家后都必须层层包裹自己，防止孩子偷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