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资治通鉴》，就像站在历史的山巅看风云流转。那些能在乱世中定局、在变局中立足的人物，从不是墨守成规的“守旧者”，而是懂得“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通达者”。正如司马光在书中评商鞅变法时所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真正的智慧，从不是抱着过去的经验不放，而
读《资治通鉴》，就像站在历史的山巅看风云流转。那些能在乱世中定局、在变局中立足的人物，从不是墨守成规的“守旧者”，而是懂得“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通达者”。正如司马光在书中评商鞅变法时所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真正的智慧，从不是抱着过去的经验不放，而是让自己的策略跟着时代走、顺着事情变。
因时而变，是打破“路径依赖”的清醒
秦孝公时期，秦国偏居西陲，被东方六国视为“蛮夷之地”，连诸侯会盟都没资格参加。当时的秦国，沿用着春秋时期的旧法，贵族垄断官职，百姓耕作积极性低下，国力日渐衰微。秦孝公痛定思痛，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卫鞅（商鞅）听闻后西入秦国，初见孝公时，先讲“帝道”“王道”，孝公听得昏昏欲睡；直到卫鞅提出“变法强国之术”，孝公才精神大振，连谈数日不倦。变法之初，反对声四起，旧贵族代表甘龙反驳：“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认为祖宗之法不可改。卫鞅却直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时代变了，治理的方法怎能不变？
于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私有买卖，让百姓有了耕战的动力；推行军功爵制，不管出身贵贱，立了军功就能升官，打破了贵族的世袭特权；还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让秦国的治理效率大幅提升。《资治通鉴》记载，变法十年后，“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从此一跃成为强国，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若是秦孝公固守“祖宗之法”，卫鞅执着于“古制教条”，秦国或许永远只能是西部的弱国，更不会有后来的“秦王扫六合”。所谓因时而变，就是不被过去的“成功经验”绑架，清醒地看到时代的需求，该改的时候绝不犹豫。
随事而制，是跳出“经验陷阱”的智慧
东汉初年，天下刚经历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光武帝刘秀登基后，没有照搬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调整策略。当时有大臣建议恢复“盐铁官营”，用国家力量垄断盐铁产业，增加财政收入，就像汉武帝时期那样。
刘秀却拒绝了，他说：“天下初定，百姓凋敝，若重敛细民，恐生怨望”。他深知，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是因为要应对匈奴的长期战争，需要巨额军费；而如今天下太平，百姓最需要的是减轻负担、恢复生产。于是，刘秀下令废除王莽时期的苛捐杂税，允许百姓自主开垦荒地，甚至将皇宫里的部分宫女遣散回家，减少宫廷开支。
不仅如此，针对当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隐瞒人口的问题，刘秀没有强硬打压，而是推行“度田制”，派人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既遏制了豪强的扩张，又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资治通鉴》评价他：“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正是因为他能根据事情的变化调整政策，才让东汉初年出现了“光武中兴”的盛世。
反观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汉后不顾天下大乱的实际情况，强行推行“复古改制”，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禁止土地买卖，甚至将货币改得混乱不堪，结果“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最终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自己也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这便是不懂得“随事而制”的代价——用过去的方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知变善变，是成大事者的核心能力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也深谙“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道理。唐朝初年，突厥频繁南下侵扰，大臣们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像汉朝那样“和亲”，用财物换取和平；另一派主张武力征讨，彻底解决边患。
李世民没有急于下决定，而是先分析形势：当时唐朝刚刚建立，国力尚未完全恢复，若贸然征讨，恐难取胜；但一味和亲，又会让突厥觉得唐朝软弱可欺，侵扰只会更频繁。于是，他采取了“先守后攻”的策略：一方面派使者与突厥谈判，暂时缓和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整顿军备，训练士兵，发展生产，积累国力。
等到贞观三年，唐朝国力大增，而突厥内部因内乱分裂，实力削弱。李世民见时机成熟，立即派李靖、李勣等大将率军北伐，一举击败突厥，俘虏了颉利可汗，彻底解除了北方的边患。事后，李世民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他知道，政策的调整，始终要围绕“国家根本”和“时事变化”来进行。
《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一个细节：李世民曾问大臣房玄龄：“隋文帝何如主也？”房玄龄回答：“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是个勤政的君主。但李世民却指出：“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意思是隋文帝虽然勤政，却不懂得根据事情的变化灵活处理，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结果导致朝政僵化。
正是因为李世民能“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才让唐朝在他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成为后世称颂的盛世。
《资治通鉴》流传千年，告诉我们的从不是某个固定的“成功公式”，而是一种“应变的智慧”。时代在变，事情在变，我们的想法和方法也必须跟着变。所谓“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不是让我们盲目跟风，而是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时代的趋势，找准事情的关键，该变的时候大胆变，该守的时候坚定守。
就像王安石在《登飞来峰》中写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当我们能跳出“路径依赖”和“经验陷阱”，学会因时、随事调整自己，就没有跨不过的坎，没有成不了的事。
来源：竹馬清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