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6年春天，沧县崔尔庄北村的施工队掘开湿土，一座宏大的清代砖券墓露出地表，阴暗的主室里除了纪昀的棺椁，还整齐端坐着七具女尸，陪葬器物上沾着盐碱的霜斑。

1966年春天，沧县崔尔庄北村的施工队掘开湿土，一座宏大的清代砖券墓露出地表，阴暗的主室里除了纪昀的棺椁，还整齐端坐着七具女尸，陪葬器物上沾着盐碱的霜斑。

消息传出后，当地文化局会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场勘查，墓志铭明确写着“诰封一品夫人马氏及妾某氏某氏同葬”，数日内记录、照相、拓片一应俱全，这个与戏里温雅形象相背的细节，引得坊间议论不斷。

时间拨到2001年，电视机里的《铁齿铜牙纪晓岚》正放到张国立与王刚唇枪舌剑的桥段，剧本把纪晓岚写成只爱书卷的谏臣，而观众大多尚未将那口家族墓里的“一妻六妾”联系起来，这种反差成了后来讨论的焦点。

回到1724年，纪昀出生在河北献县南关，祖父纪允中在县城经营田产与纸坊，积累起足以支撑子弟读书的家业，这个出身让他早早接触《四书》《通鉴》。

1730年童子试，他六岁就得“神童”之目，父亲纪志希不惜重金聘请安州举人刘涵斋执教，据《纪文达公遗集》记载，那时的小纪昀已能默写《孟子》章句。

1735年，他随父赴京入“生云精舍”研习经史，边学习官府礼仪，边熟悉士林交往的规矩，慢慢形成“沉着而不轻佻”的少年气质。

十六岁时，父母为他迎娶邻县马氏长女，婚后夫妻常一起抄写诗稿，马氏擅长织补也懂茶事，这段婚姻在家书里被称作“举案之内添静福”。

1743年乡试，他在直隶巡抚署主持的考试中夺魁，凭借《论治财之要》一文得一等第一，献县祠堂当夜点烛以庆，“解元”二字贴满家门。

次年换考场景，纪昀在顺天乡试因“立意不切题”被列四等，他在自撰小记里承认“自矜之病起于此”，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名声与失利的反差。

1747年重整旗鼓，他再战顺天府乡试，凭借《论河工》文章得主考戴临润青眼，顺利中解元，族人们以猪羊祭祖，纪家从此名列献县望族。

1748年会试名落孙山，纪昀在京寓所闭门半年，1754年甲戌科再入贡院，最终在礼部复核中列第十二名，殿试由乾隆主持，他被钦点二甲第四。

乾隆皇帝亲自翻阅他的策论，赞赏其“持论平允”，随即授翰林院庶吉士，让他进值南书房，并安排在体仁阁学习，以备承担纂修重任。

1773年，朝廷启动《四库全书》浩大编纂，纪昀担任总纂之一，他常在文渊阁夜宿，据《清史稿·纪昀传》记述，乾隆担心他路途奔波而下旨留宿宫内。

据馆臣日记，纪昀曾对同僚叹道：“宫中灯油香甚，然夜深仍思家人。”这种口吻流露出他表面沉稳背后的柔软。

几日后，他向皇帝呈请短归，乾隆笑问“卿何以目赤面赭”，纪昀答称“久不见内眷，心神不宁”，这段对白在《清朝野史大观》中见到，虽未必字字属实，却显示君臣之间的宽松时刻。

乾隆遂赐两名宫女随侍，此举在宫廷档案中没有确切记载，相关传说可能出自同治年间文士采蘅子的《虫鸣漫录》，近人学者多半视其为夸饰，仍足见纪昀被贴上的“风流”标签。

史书之外，家族记载提供另一面向。郭彩符十三岁入纪家，陪他整理案牍，还擅长以小楷誊写《四库》备份；1768年纪昀因卷入盐政案被发往伊犁效力，据《清史稿》称其“以赂事败”，郭氏在他离家期间染疾而亡，年未及三十。

三年后他获准回京复职，沈氏随之入门，相差三十余岁的夫妻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留下几段“沈氏代执笔”的描写，这位妾室善记档案，却在三十出头时卒于积劳，纪昀在日记里写下“悼沈氏若失同舍书友”。

纪昀的官场起伏并不平顺。乾隆四十年代，他数次因直言批评采石运河开支过大而被贬为詹事府少詹事，再调礼部侍郎，每一次回朝都不忘检查文献馆的藏书损耗。

与他的文名并行的是个人癖好。除《虫鸣漫录》夸张的“五时御女”说法外，皇室档案确实留下他常批奏折后以诗酒自遣的记录。这些细节与电视剧里规行矩步的翰林形成对照，也提醒我们戏剧改写的取舍。

纪昀的文学成果并不局限于《四库》。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汇集大量民间故事，对民俗学者而言价值不下于官方志书；他在奏疏中多次谈到旱涝与漕运关系，还建议在直隶修筑分洪闸，据《清代漕运档案汇编》显示，这一意见被督抚采纳并实施于乾隆四十二年。

他也有自嘲。一次与和珅共事时，他写信给友人说：“我辈留得一口气，尚可抄书。”这种平常语气被研究者视为纪昀化解政治压力的方式。

再看时间线的另一端，1966年开掘出的墓室经过测绘，平面呈凸字形，四角堆叠着大量陶罐与线刻花瓣石座，反映出晚清家族对葬制的坚持，也证明纪家后人按礼葬夫妇与妾侍。

考古队在墓志外侧发现“乾隆癸亥奉安”的刻字，说明纪昀去世于1805年后不久即下葬。志文写到“与一妻六妾同穴”，并未落款子嗣姓名，多半因当时家族已分居京、冀两地，无暇详细记载。

这些发现让公众重新审视纪昀的私生活。对比电视剧塑造，他既是日夜抄录《四库》的总纂，又是重视人情的家族长者；他的所谓“好色”有时被后人夸大，有时又被忽略，现实远比单一形象复杂。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更愿意把纪昀视作18世纪官僚体系中的多面人物。他勤于奏报漕运，曾被贬伊犁又能重新入阁，说明乾隆仍认可其才识；他对妾室的安排在当时士大夫中并不罕见，却因墓葬的意外重逢而被无限放大。

2001年的荧屏和1966年的墓室之间隔着两个多世纪，前者强调语言风趣与廉正，后者呈现家族真实的婚姻结构。两者并置，恰好提醒我们理解历史人物需要同时察看制度、情感与物证。

纪昀去世于1805年六月，谥“文达”。百多年后，当地村民依旧把那块墓地称作“纪家坟”，风吹过时能听见玉米杆碰撞的清响，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他早年写下的那句“书声与风声相和”，像是对他一生勤勉与人情起伏的回响。

来源：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