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天宏，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第一、二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国会会议史》首席专家。出版学术著作9部，译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110篇为C刊论文，33篇在国家权威级学术刊物《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及《中

杨天宏，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第一、二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国会会议史》首席专家。出版学术著作9部，译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110篇为C刊论文，33篇在国家权威级学术刊物《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57篇为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全文复印转载，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

年轻人如何做学问

——在第五届民国史青年论坛上的发言

各位同仁，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以年轻朋友为主的民国史学术聚会。

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过去40多年取得很大成就，也经历了诸多变化。回顾过去几十年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不能不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我的记忆，大概是在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之际，近代史所李新先生率领一批学者，开启数十卷本《中华民国史》的写作，顺利完成并出版了民初若干卷，影响巨大。2000年代初，汪朝光教授担任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继续李新先生的未竟事业，经过10余年努力，在包括王奇生教授、金以林教授（当时我们叫他小金），以及近代史所之外众多高校同仁（鄙人也参与其中一卷写作）的共同努力下，于辛亥革命100周年及中华民国创建99周年之际，出版全套《中华民国史》。以此为标志，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登上前所未至的学术高地。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

其间我曾担任四川师大历史学院院长，利用职务之便，与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合作，连续开办了四次以10年为一个单元的民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即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以后又陆续举办几次民国史高峰论坛。这些学术活动，帮助活跃了民国史研究的学术风气，联络了学界朋友，拓展了民国史研究的内涵。回顾往事，因为参与做了一些工作，颇感欣慰。

今天参加以青年朋友为主的民国史学术会，与过去的经历比较，总的感觉是后生可畏且可敬。拿这次会议的主题“全球流变中的制度、技术与文化”与当年我们的研究比较，已发生明显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的转移。新旧对比，不免产生“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恐惧。即便如此，在我们这批“50后”学者最终退出学术舞台之前，凭借40余年的经验教训，还是想向年轻朋友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壹

其一、做学术要跟着兴趣走，不要跟着潮流走。很多年轻人做学问总是喜欢看多数人在做什么，喜欢追时尚，赶时髦，以为符合陈寅恪所说的“预流”。陈先生说做学问要“预流”是对的。但也应知道，潮流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个人因天性形成的兴趣爱好却相对恒定。梁启超告诫年轻学子做学问，要选择“性之所近者为之”，就是指示他们，选择学问方向要贴近自己的兴趣爱好，要适合自己的天性，不能“逆天”。因为感兴趣，学习研究才有持续的动力，才可望产生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而一味追时尚，赶潮流，在潮流时尚不断变化的今天，你可能永远也赶不上，赶不完。对一些非学术性质的“潮流”，尤其要敬而远之。否则将会偏离正确的学术轨道，一旦潮流反转，你所作的一切都会枉置。

当然，做学问也不能不知道主流学界在做什么，怎么做，不能闭门造车，不能自说自话，但背离自己兴趣爱好的时尚，不追随也罢。真正有自信的学者，大多一门心思按照自己的追求和兴趣去做，做大了做好了，做到普遍认可，做到堪称经典的程度，就可以引领潮流，又何必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其二、做学问不妨兴趣爱好多一点，研究领域宽一点。历史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可以交叉非常多的领域，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甚至艺术学。要做好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一定得注意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年轻人在记忆力以及分析能力强的时候，不妨尝试拓展研究领域，要狡兔三窟，不能死守一个阵地，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可以增长知识信息，掌握不同的理论方法，从而像全息摄影一样，摄取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并加以解读。

现在学界已意识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性，要交叉就得跨学科涉猎，这样才能找到不同学科有价值的交叉点，才可能在本学科的研究中有所突破。当然，这在初始阶段可能会遇到某些困难，甚至会延长学术成果的产出时间。但若认真学习了几个不同但又相关的学科理论方法，你对历史的认知就可能产生质的飞跃，达到佛教所谓“顿悟”的认识效果。对此我略有体会。过去四十多年，我先后涉猎晚清政治史、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西南边疆史、中国口岸开放史、北洋政治史、近代法律史、近代思想史、中国民意调查史等领域。虽然与学富五车的前辈和同辈学者相比，我常有自惭形秽的感觉。但和自己比，通过多学科的涉猎，我感觉在研究历史人物、事件和制度变迁时，所能运用的解析手段明显增多，研究效果也有所彰显。所以建议年轻朋友趁年轻记忆力及理解力强，多开辟几个学术战场，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譬如挖掘水井，作业面宽，才可能挖得深。其中道理，不言可喻。

杨天宏教授部分学术著作

其三、做学问不能躺平，也躺不平。现代社会，各行各业人才辈出，竞争激烈。这是社会常态，如果你不能改变它，就只能去适应它。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盖凡百事业，包括学术，若你真想把它做大做强，都必须有极大的付出。曾国藩能成为何贻焜心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俱不朽”的“完人”，成功秘诀就是一个字：“挺”，即他念念不忘的“挺经”。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曾国藩强调扎硬寨，打死仗，紧要关头先把遗书留下。林彪打仗也敢拼命，我在文革中读“林副主席”语录，读到“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时，感觉十分震撼。由此懂得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

做学问也一样，哪有那么舒适安逸就能成功的？国庆期间，我的外孙女去峨眉山，在寺院里抄录佛教《心经》全文，回来后问我《心经》应如何理解，我说《心经》说的是对苦难的度越。佛教有所谓四谛、五戒、八正道，“四谛”首先就是“苦谛”，认为一切皆苦。如何超度？八正道中有“正念”，就是端正观念。如何端正法？《心经》讲四大皆空，一切色相、一切功名利禄都是“空”，如果你能明白个中道理，能唯“心”是求，超然物外，就能渡劫，就不会觉得苦。其实不仅佛家如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红色教育也告诫要能吃苦耐劳，有所谓“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的说法。我不知道长征到底有多苦，但这种说法包含的心理暗示却极具功效。盖只要能“正念”，会思考，就不会觉得苦，甚至可以从苦中寻得乐趣。所以我希望年轻朋友做学问不要怕苦，要养成奋斗精神，要有学术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假以时日，思想与学术素养自然富厚，自会产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当然，年轻人要搞好学术也需要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对此，我在希望年轻人更多作精神追求的同时，也恳请学校及学院领导多多关心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领导多在这方面操心，年轻人才能真正潜心学术。

其四，做学问要有恒心和毅力。这个问题涉及恒产和恒心的关系。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对做学问来说，这句话或可反其意而用之，即“无恒心者无恒产”。学者要想有恒定且高质量的学术产出，必须有恒心，要把做学问当成毕生的志业，才可望获得成功。不仅如此，做学问还要能抵抗外在的各种诱惑。《韩诗外传》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入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对此，傅斯年评论说：“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说明了持之以恒对成就学业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作为收官语，我想对民国史研究提一点建议。过去几十年民国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辛亥革命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22年。对北洋历史不仅相对忽略，而且存在认识偏见，视之为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其实北洋这一段是民国历史的奠基时期，很多后来重要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甚至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党——国共两党，都在此时创建。不研究北洋，根本无法真正读懂民国历史。我近几年全力以赴从事北洋历史研究，正在做的课题包括《中国的民意调查与民意（1912-1949）》《中国国会会议史（1913-1924）》，即将出版的著作包括《北洋夕照：后袁世凯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外交》，正在写的论文包括《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留京议员研究》《北洋时期国家机关的索薪运动》《民初国会围绕孔教入宪立为“国教”的论战》。这类课题研究，我认为非常有意义，值得更多的学者共同参与。

但目前学界有关北洋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我衷心希望年轻学者在研究民国史的时候，将目光前移，关注一下北洋这一时段，共同推进作为民国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北洋历史研究，以证“吾道不孤”。谢谢。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