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彼时，担任烟台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宫权，正站在 “中国长城 (山东) 自主创新基地” 的观景台上，向考察团介绍着 “招商年” 的亮眼成果 ——

2024 年 10 月的烟台，

海风裹挟着深秋的凉意，拂过高新区林立的产业园工地。

彼时，担任烟台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宫权，正站在 “中国长城 (山东) 自主创新基地” 的观景台上，向考察团介绍着 “招商年” 的亮眼成果 ——

“今年以来，我们引进资金 13 亿美元，落地重点项目 21 个，创历史新高！”

他的声音洪亮，眼神坚定，仿佛全然不知，自己精心维系的 “政绩光环” 下，早已布满贪腐的裂痕。

就在这场考察结束后的第三天，10 月某一天傍晚，宫权的车悄然停在莱山区 “海悦酒家” 的后门。

包厢里，地产商早已等候多时，桌上摆着两瓶年份茅台，旁边的公文包里，装着一张存有现金的银行卡。

“宫书记，高新区那块地的审批，还得您多费心。” 银行卡过来时，宫权扫了眼门口，手指在卡面上顿了顿，最终还是塞进了西装内袋 —— 而他办公桌上，还放着拟好的 “主动投案材料”，落款日期是 10 月 11日。

一年后，2025 年 10 月 11 日，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庭审现场，当公诉人念出 “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628 万余元” 时，宫权的头垂得更低了。

从 2012 年到 2024 年，从莱州市长到高新区 “一把手”，他用 12 年时间搭建起庞大的利益网络，却在主动投案的当月，仍在进行最后的 “权力变现”。

这场横跨三届班子的贪腐案，不仅撕开了地方招商中的 “政绩泡沫”，更暴露了权力监督体系中的诸多漏洞。

宫权的仕途，始终与 “经济发展” 紧密绑定。

2013 年，他以莱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身份，在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地区生产总值 643 亿元，增长 12%；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6.5 亿元，增长 18.5%；

港口吞吐量突破 3500 万吨，集装箱运输 3 万标箱。

报告中 “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的表述，更是让他赢得 “务实市长” 的口碑 —— 全年 12 亿元民生资金投入，免费校服、校车服务实现全覆盖，在烟台市民满意度调查中，莱州跃居各县市区首位。

彼时的宫权，确实展现出较强的施政能力。

在莱州任上，他推动 “阳光海湾新城” 一期工程落地，协调莱州港扩建通过省级审批，还牵头成立 “让群众满意工作办公室”，及时处理民生诉求。

一位曾与他共事的莱州干部回忆：

“宫权那时候很拼，经常加班到深夜，跑工地、访企业，对数据记得比秘书还清楚。”

这种 “实干” 形象，为他后来的升迁埋下了伏笔。

2018 年，宫权调任烟台莱山区委书记，恰逢莱山区推进 “城市更新” 工程。

他提出 “基础设施先行” 理念，推动打通 7 条断头路，新建 3 所学校、2 所医院，还引入朗湖国际广场等城市综合体项目。

2022 年 5 月，已是烟台高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的宫权，又带队到中国长城 (山东) 自主创新基地、烟台思卓软件调研，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瓶颈

—— 有人当时评价：“宫主任对企业需求抓得准，帮我们解决了用地、融资等多个难题，是真正懂产业的领导。”

2023 年 8 月，宫权升任烟台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后，更是将 “招商” 作为核心工作。

他提出 “招商立区” 理念，将 2024 年定为 “招商年”，组建 10 支专业招商团队，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展推介活动。

公开数据显示，2024 年 1-9 月，烟台高新区引进内外资项目 38 个，到位资金 13 亿美元，其中过亿美元项目 5 个，看似延续了 “招商能手” 的辉煌。

但这份 “政绩单” 背后，早已暗藏猫腻。

庭审证据显示，宫权在推动 “招商项目” 落地时，始终把 “个人利益” 放在首位。

在莱山区任上，他负责土地指标审批时，刻意搁置了 12 家开发商的申请，仅批准 3 家 “关系企业” 拿地，而行价则由他亲自敲定 —— 其中一家企业为拿到莱山核心区地块，一次性送给他 200 万现金和一幅价值 80 万的字画。

2024 年高新区 “招商年” 期间，他引进的 21 个重点项目中，有 7 个项目的投资方存在 “利益输送” 记录，仅某新能源企业为获取政策补贴，就先后向他行贿 150 万元。

更讽刺的是，宫权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 “清廉务实”。

2023 年 10 月，他在高新区干部大会上提出 “三个绝不”：

“绝不拿项目审批做人情，

绝不以招商名义谋私利，

绝不让腐败玷污发展环境。”

可就在这次大会结束后，他便在办公室收下了某建筑公司老板送的 50 万 “感谢费”，理由是 “帮忙加快产业园施工许可审批”。

这种 “言行不一”，直到 2024 年 10 月他主动投案，才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宫权的贪腐，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套持续 12 年、设计精密的 “权力变现体系”。

从 2012 年 12 月首次受贿，到 2024 年 10 月主动投案当月仍在收钱，他累计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 6628 万余元，涉及工程承揽、工作调动、政策补贴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覆盖企业、体制内、亲属的庞大利益网络。

工程领域是宫权受贿的 “重灾区”。

庭审证据显示，2014 年他调任莱山区委常委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盘活” 闲置资源 —— 半个月内，他违规批准 3 块闲置泊车地出让，其中一块地的市场价为 2800 万元，却以 1400 万元的低价卖给关系企业。

企业老板为表 “感谢”，在一个月后送给他 200 万现金，宫权笑称 “这是朋友间的意思”。

在高新区任职期间，宫权更是将工程领域的 “权力寻租” 发挥到极致。

他主导的 “产业园建设项目” 中，通过指定设计单位、操控招标流程、虚增工程量等方式，为关联企业谋利。

某建筑公司老板在证言中提到：“要想拿到高新区的工程，必须先过宫权这关。他会让你先报一个高价，然后暗示你‘拿出一部分给相关部门’，实际上就是给他个人送礼。”

2023 年至 2024 年，该公司通过宫权拿到 3 个产业园项目，累计行贿 450 万元，而项目中的 “虚增工程款” 高达 1200 万元。

更隐蔽的是，宫权还通过 “民间借贷” 洗白受贿款。

2019 年，他以 “资金周转” 为由，向莱山区某地产商 “借款” 500 万元，约定年利率 20%。

可直到 2024 年案发，他既未还本，也未付息，对方却从未催要 —— 庭审中，该地产商坦言：“这就是变相的好处费，他帮我拿下了莱山老城区改造项目，我不可能真的要他还钱。”

据统计，宫权通过这种方式，累计获取 “借贷收益” 1300 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近五分之一。

“要想调动升迁，先找宫权‘打招呼’”

—— 这是烟台部分体制内人员私下流传的 “潜规则”。

庭审信息显示，2012 年至 2024 年，共有 26 名体制内人员通过向宫权行贿，获取工作调动或职务晋升，其中 22 人是正科级，4 人是副处级，行贿金额从 10 万元到 120 万元不等。

2018 年，莱州市某镇党委书记李某为调任莱山区某街道办主任，先后三次向宫权行贿，累计 80 万元。

宫权收下钱后，亲自找烟台市组织部 “推荐”，还在区委常委会上 “力挺” 李某，最终使其顺利升迁。

2022 年，高新区某局副局长王某为升任局长，送给宫权一幅价值 120 万元的傅抱石字画，宫权则通过调整干部考核结果，帮王某 “达标”。

这些行贿干部中，有 18 人至今仍在原岗位任职，仅 8 人被处理。

这一现象引发公众质疑 “法不责众”。

公诉人在庭审中指出：“宫权利用组织人事权搞利益输送，不仅破坏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部分行贿干部仍在职，说明对贪腐网络的清理尚未彻底。”

宫权的贪腐网络，还延伸到了 “身边人”。

他利用大学同学张某实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将 4.7 亿元拆迁补偿资金违规转移，其中 3000 万元用于购买烟台莱山区的海景房，登记在其妻子远房亲戚名下。

庭审中出示的银行流水显示，这笔资金通过 12 次转账，最终流入张某控制的空壳公司，再以 “购房款” 名义转到房产开发商账户，整个过程隐蔽且复杂。

此外，宫权还通过亲属代持的方式，持有多家企业的 “干股”。

2016 年，他让人以 “技术顾问” 的名义，在莱山区某建材公司持股 30%，但从未实际参与经营。

该公司通过宫权获得高新区多个项目的建材供应合同，仅 2023 年一年就盈利 2000 余万元，分得红利 600 万元。

“他很谨慎，从不自己出面持股，而是找亲属或同学代持，以为这样就能规避调查。”

办案人员介绍，仅从宫权亲属名下查获的房产、股权等资产，就折合人民币 1800 余万元。

宫权案之所以能横跨 12 年、涉及金额近 7000 万元，背后暴露的制度性问题更值得深思。

从 “群众认可度高” 的推荐评语，到主动投案前的 “最后受贿”，从匿名举报被压下，到 “一把手” 权力失控，这场贪腐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地方治理中的诸多短板。

2012 年，宫权从莱州市委副书记升任市长时，组织考察报告中写道：

“该同志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无违纪违法记录。”

可彼时的宫权，已经开始收受礼品、礼金，甚至接受开发商的宴请。

2018 年调任莱山区委书记、2023 年升任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时，组织考察仍未发现其财产异常

—— 直到 2024 年专项巡察组进驻，才通过核查银行流水、调取监控录像，发现他收受金条、现金的关键证据。

“考察流于形式，是宫权‘带病提拔’的主要原因。”

一位纪检监察系统人士分析，“过去的干部考察多依赖‘谈话了解’，对财产申报、社交圈、生活圈的核查不够深入。

宫权利用职务便利，提前打招呼，让考察组听到的都是‘正面评价’，而他的贪腐行为又隐藏在‘民间借贷’‘亲属代持’等外衣下，很难被发现。”

更讽刺的是，2023 年 8 月宫权升任高新区 “一把手” 后，仅两个月就开始筹备主动投案。

据其忏悔录记载：“当时我已经感觉到风声不对，想通过主动投案争取宽大处理，但又觉得‘不甘心’，想在投案前再捞一笔，于是就有了 10 月的受贿行为。”

这种 “边升官边贪腐” 的荒诞剧情，折射出干部监督体系的滞后性。

宫权在任期间，并非没有举报。

2019 年至 2024 年，烟台市纪委监委先后收到 5 封关于宫权的匿名举报信，反映其 “收受好处费”“违规审批土地” 等问题，但均被基层部门以 “证据不足” 为由压下。

直到 2024 年 7 月，山东省委专项巡察组进驻烟台高新区，调取了产业园项目审批资料、银行流水和监控录像，才发现关键线索 —— 其中一段 2024 年 9 月的监控显示，宫权在办公室收下某企业老板送的金条，这成为突破此案的重要证据。

“基层监督力量薄弱，‘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是监督失效的核心原因。”

办案人员透露，在烟台高新区，宫权集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于一身，项目审批、人事任免、资金使用等权力高度集中，“重大事项虽然要上会讨论，但他提前定好调子，其他班子成员很难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 “一言堂” 的局面，使得他的贪腐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敢管、无人能管。

即便在 2024 年烟台推行 “数字化审批系统” 后，宫权仍能找到漏洞。

他通过修改系统后台数据，为关联企业 “插队” 审批项目，甚至删除不利于自己的审批记录。

“数字化本应是监督的利器，但如果权力得不到制约，技术反而会成为贪腐的‘遮羞布’。” 一位参与系统建设的工程师无奈表示。

截至 2025 年 10 月庭审结束，宫权案中被处理的关联人员仅 20 人，其中包括 12 名国企负责人和 8 名行贿干部，仍有 18 名行贿干部在职，部分关联企业也未被追究责任。

这种 “选择性追责”，引发公众对 “反腐是否彻底” 的质疑。

“宫权的利益网络像一张大网，牵扯到开发商、国企负责人、体制内干部等多个群体，如果只处理宫权一人，而不斩断整个利益链，未来仍可能出现新的‘宫权’。”

山东某高校廉政研究中心教授指出。事实上，在宫权案发后，烟台高新区有 3 个在建项目因投资方涉嫌行贿被停工，导致 1000 余名工人待业，地方财政也面临 2.3 亿元的损失 —— 这正是贪腐行为对地方发展的长远伤害。

此案也推动了烟台的制度整改。

2025 年 4 月，烟台市出台《开发区 “一把手” 权力清单》，明确规定 “一把手” 不得直接分管项目审批、人事任免、资金使用等事项，实行 “副职分管、集体决策” 制度；

同时建立 “干部财产动态核查系统”，与银行、房产、工商等部门数据联网，实时监控干部财产异常变动。

但公众更关心的是，这些制度能否真正落地，能否避免 “纸面监督”。

2025 年 4 月 1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宫权被 “双开” 的消息，文中写道：

“宫权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贪婪无度，公器私用，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从 “招商能手” 到 “贪腐巨蠹”，宫权的崩塌并非偶然。

他用 12 年时间搭建的利益帝国，最终在法律的重拳下土崩瓦解，而他留下的，

不仅是 6628 万余元的受贿金额，更是对地方治理体系的深刻警示 —— 唯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监督贯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才能避免 “政绩光环” 掩盖贪腐真相，才能真正守护地方发展的清明环境。

如今，烟台高新区的产业园仍在建设中，海风依旧吹拂着这片土地。

只是当人们路过 “中国长城 (山东) 自主创新基地” 时，

再不会想起那个曾站在这里畅谈 “招商年” 的书记，

只记得那场横跨 12 年的贪腐案，

和那句沉重的警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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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