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熔炉：1976-1978中国现代化转折的真实岁月

摘要：今年水灾、去年旱灾，河南粮库缺口传到上海码头都知道，外头说中国快顶不住，内部还在找办法，一边拉关系，一边算账，社会气氛压抑，总觉得艰难日子什么时候能翻过去，没有人敢说清楚。

1976年底，消息传来，国家要往宝钢投近十亿外汇，许多人在饭桌前摇头算账，有专家说这钱下去，几十年都不一定回得来。

同年高考制度突然恢复，工人、农民孩子一起翻书，街头巷尾有人问，这么折腾，真能有变？

媒体没定论，领导层却在开夜会，外头争议越闹越大，谁也说不准这场风波最后会掀出什么。

苏联专家撤走，机床停了半数，化肥和钢材都缺口巨大，外汇账面只有几亿美元，银行一天要算两次。

厂区里老工人为原材料争抢，出口只能靠几样老产品，广交会摊位撑起国门，干部每次出国带回的消息全是壁垒。

今年水灾、去年旱灾，河南粮库缺口传到上海码头都知道，外头说中国快顶不住，内部还在找办法，一边拉关系，一边算账，社会气氛压抑，总觉得艰难日子什么时候能翻过去，没有人敢说清楚。

宝钢上马，每吨设备都用外汇计价，办公室里摊开合同，连螺丝都要算进口款。

干部批示一夜，批的是未来的赌注，不仅仅是钢厂，不少人心里发怵，不知道能不能撑住。

批评声全是“崇洋媚外”、“外汇流失”，有人说建宝钢是拿全国的饭碗作赌，一幢厂房背后是八亿人的账本。

各地代表进京开会，有人拍桌质问，争着要本土设备，上海厂区的工程师跟进，技术能不能用懂得有限。

外国专家几轮谈判，材料、工艺全是第一次见，未必捡便宜也未必安心，机器发动后还得等能不能用起来。

旁边老工人看着图纸发愣，媒体报道断断续续，有的只讲数字，有的就给几行分析。

普通人在饭后讨论是到底换来什么，高层则没人敢保证结果，冷静下来的只有一句话：这是押上国运的一步，谁都未必看得清。

合同签完，盖章，手心里全是汗，没人敢多问一句，更多的质疑只会藏进下一个会议。

厂区里，老车间主任在黑板上列着设备型号，

年轻工程师一边骂买高价，一边攥着国外配件说明书，既不服气也看不懂。

院校教师来调研，能讲原理但摸不着新机床，干部组里，办公室关门一晚，桌子上的文件有的被砸翻了，意见书密密麻麻，谁都明白引进是大势，反对声又压不下去。

乡下广播站插播新闻，农民听见“外资”都说国家有钱了，可村公所里有人对着收音机摇头，这钱花出去，将来怕是还得归自己头上算。

厂里高工摊开国外技术图，每张都要翻译，计划处、技术处轮着过目，报刊专栏接连写社论，有专家带头反驳，也有年轻人写信主张开放，人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有理，怎么选都像错一半。

机关里传开一句“市场也是体制的一部分”，会议室安静，有人半夜还在咬铅笔，厂里忙着设备落地，乡村小学讨论考试恢复，干部互相提政策，家庭里老人念叨计划，年轻人琢磨是不是该进厂还是考学，报纸一天一个说法，第二天就变。

城市、乡村、机关、车间，观念到处碰撞，谁也不知道年底能留下什么，更多的是各自盘算，怕亏也怕落后，电话里有干部不愿批新政策，又怕错了丢掉工位，厂区角落有老工人悄悄教年轻人怎么修进口机，都是摸索着过，坚持和犹豫混杂着前进。

时代的拉锯实在看不到头，几千万人在不同生活里各自盯着国家方向，哪怕一夜变天也只敢先看一两天再表态，日子还是要过，身体里那种还没反应过来的沉默，在第二年春天开始有变化。

1977年底，恢复高考决定下达，天黑之后城市巷口、乡镇院落里亮出一盏盏灯，办公室主任带头报名，机器厂工人找来旧教科书，普通家庭翻出老字典和练习本，青年人聚在班房里念题，有农村孩子边打井边背书，父亲母亲守在旁边，有人从广场传来消息，说今年不看出身只看分数，厂里技工说要试着考大学，分组讲题，茶馆和楼道都变成了“夜校”，有人在小卖部板凳上解题，有农妇白天插秧，晚上用煤油灯练字。

队长让孩子白天下田，晚上准时复习，报纸空前报道，广播里挤满了“新希望”的宣传，宣传栏贴出招考公告，报名排队一夜没停，县里教员讲解填报流程，不少人已是三十岁还想试一试，小学教室床铺改成临时斑点，不少家长在门口把孩子送进去，说“考一次算一次”，有知识青年脱下劳动服赶回城里，厂区宿舍比平时安静，天亮后有人背着书包去参加考试，车站挤满赶考的人，乡下来的步行几十里才到考场，考卷一份一份地传进外面，大家守在校门口等结果，榜单贴出来，有人哭有人笑，考上的奔走报喜，落榜的三天没合眼，但下一年还要再来一遍。

教室黑板上写出高考新政策，老师多了精神头，不少老知识分子被重新请上讲台，有人说到以前的大学生活，学生凑在一起听讲，干部交头接耳议论怎么分配，厂里的年轻人讨论报哪个专业，计划生育、支援农业等政策都要考虑临时调整，有研究生也开始试点招生，大家盼着人才流动起来，部门领导统计报名人数，每天都有新名单，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点点恢复，连粮票都用来奖励考生，村里老人说“孩子有出息”，高中生连夜翻资料，教材是七拼八凑，教辅书从成都、武汉、上海传来，油印试题满天飞，父母亲戚帮着抄题，考试氛围越烧越旺。

学校操场第一次改用大规模监考，乡下考点几乎全是集体席地而坐，有工厂工人推托班组任务只为赶最后几题，考场里有人掉泪，考卷上写满了梦想和盼头，考官在桌前清点答卷，收卷时一声令下，外头全是候场的亲友，有干部对着考试席默念“等结果”，榜单出来后，县招办门口涌进几十口人，街头巷里贴出录取名单，考上的背着行李离家去省城，家里吃饭专门摆一碗给新大学生。

这场考试，带来的不仅是身份变化，厂区里的氛围突然松动，知识开始有了价值，社会也开始议论人才流动，大学校门敞开，学子进出，一时间各地都有讲座和招聘，考上的更是全村的光荣，没考上的咬牙再试，有人说“今年比去年多一份希望”，河西南一家小厂考出第一个大学生，大家围着传捷报，干部也跟着笑了——高考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沉寂多年后国家动员的起点，知识春潮席卷全国，谁都知道，这远不是终点。

1978年春天，四川六家国企突然成为焦点。省里下达厂长承包试点的通知，车间主任开会，厂区里流传“四个一点”：权力一点，活动一点，利益一点，自由一点。大家边讨论边琢磨，是不是可以不再事事请示，分红能不能多给一份。

老厂长从夜班回来，发现文件改了章程，财务处刚发工资就被问怎么计件，管生产的工程师第一次可以自主调整设备周期。底层工人听说干得多分得多，心里都觉得像过年。机关干部还在会议室争论，这究竟是放权还是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