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家成功让老鼠“变年轻”，人类离重置生命时钟还有多远？

摘要：我的一位同事就干过这种事。他前阵子拿着一位老同学的照片给我看，带着点幸灾乐祸地问：“你敢信我们同岁吗？”我有个亲戚也热衷于此，她看见儿时认识的人的照片，总要感叹：“哇，她看起来像个老太太。”岁月确实不曾公平对待每个人。

说实话，你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查找过儿时的玩伴，只为了看看他们如今老成啥样？

我的一位同事就干过这种事。他前阵子拿着一位老同学的照片给我看，带着点幸灾乐祸地问：“你敢信我们同岁吗？”我有个亲戚也热衷于此，她看见儿时认识的人的照片，总要感叹：“哇，她看起来像个老太太。”岁月确实不曾公平对待每个人。

然而，外表的老化只是表象。长期以来，医生依靠功能性测试或经验判断患者的身体状态，但过去十年间，科学家开始借助“衰老时钟”这类新工具，探测器官磨损程度，评估死亡风险和健康状态，进而推算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

此外，衰老时钟更被“长寿网红”如布莱恩·约翰逊用作营销工具，声称自己“端粒年龄10岁”；卡戴珊家族也参与其中，连街边健康食品店都开始售卖“生物学年龄测试”。更有甚者，以此推销未经证实的抗衰老保健品。

尽管科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尚无任何时钟能精准测定个体生物学年龄，但这类工具正帮助研究者深入探索衰老的本质：我们为何衰老、如何衰老、衰老从何时开始，以及衰老究竟意味着什么？

衰老时钟的诞生

2011 年，时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统计学家的史蒂夫·霍瓦特（Steve Horvath）进行了一项研究，想找“性取向与甲基化”之间的联系。霍瓦特是异性恋，他的双胞胎兄弟马库斯（Markus）是同性恋，两人都参加了研究。

那项研究最终没有找到“甲基化与性取向”的关联。但霍瓦特在数据里看到了另一条线索——有大约 88 个基因组位点的甲基化与年龄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2013 年，霍瓦特收集了 8,000 份来自不同组织与细胞的甲基化数据，建立了后来被称为“霍瓦特时钟”的模型：仅用 353 个基因组位点的甲基化信息，就能估算年龄；对某个组织样本，它能在 ±2.9 岁的范围内推测人的年龄。

这只时钟改变了一切。2013 年论文发表，标志着“时钟世界”的诞生。对一些人而言，可能性几乎无穷：学到“平均衰老”，就能判断个体快慢；也许能改变医疗、加速找药；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衰老为何发生。

2017 年，霍瓦特进一步开发出“全哺乳动物时钟”，涵盖 348 种物种。该模型不仅能估算动物年龄，还可推测物种最长寿命，揭示哺乳动物衰老机制具有普遍性：甲基化变化越慢，寿命越长。

后来出现了很多别的时钟。比如 PhenoAge 结合了血液细胞计数和炎症标志物等健康数据以及甲基化；Dunedin Pace of Aging 不给你一个“年龄”，而是告诉你“老得有多快/多慢”。许多时钟测甲基化，也有的看血液中的蛋白质、或附着在蛋白质上的特定糖分子。

总体上，时钟们在“群体层面”预测健康与寿命方面表现不错。研究发现，105 岁以上的人群，生物学年龄更低——这也符合常识。更高的表观遗传年龄与认知下降、阿尔茨海默病迹象有关；更好的体能与认知，则与更低的表观遗传年龄有关。

准确性难题与“黑箱”困境

准确性，是所有衰老时钟共同的难题。多数模型是通过“年龄与甲基化”之间的关系训练出来的，看似越能准确预测时间年龄，反而越难揭示真正的“生物学年龄”。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时钟到底在测什么？

在一个连“衰老的定义和机制”都未统一的领域，这并不好回答。研究者普遍认为，衰老极其复杂。基于甲基化的时钟只是测出部分表观遗传特征——它能揭示个体之间的差异，但无法囊括所有生物学变化。

科学家仍不清楚：甲基化的变化是造成衰老的原因，还是结果？九十岁老人的基因模式，是衰败的信号，还是长寿的保护机制？更棘手的是，不同时钟可能用完全不同的 DNA 区域，却给出相近结果，没人能解释原因。

在当前水平下，没有任何一只时钟能精确测出个体的真实生物学年龄。同一样本交给五种时钟，结果可能相差甚远；甚至同一只时钟重复检测，也会给出不同答案。正因如此，研究者自己通常也不会测量自己的“生物学年龄”。伯明翰大学的马加良斯（João Pedro de Magalhães）笑说：“假如我比实际老五岁，那又怎样？”

尽管如此，各类“生物学年龄检测”仍在市场上流行。一些长寿诊所用多种时钟为病人定期检测，也有商家将其包装进昂贵的“抗衰套餐”。更激进的，是那些借此兜售补充剂的人。比如 Ponce de Leon Health 的 CEO 汤姆·韦尔登（Tom Weldon）宣称，自己的生物学年龄“逆转 18 岁”，白发变棕，甚至达到了“长寿逃逸速度”。

问题是：没有任何药物或保健品被证实能延缓衰老。在真正的科学领域，时钟还只是研究工具——有价值，但远未成为判断个体寿命的“魔镜”。